伊朗陷抗疫乱局？政治斗争与民间信仰的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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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新冠病毒患者已破400万，除了欧美诸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病例，另一个瘟疫重灾区是在西亚，其中又以伊朗最引人注目。迄今（5月11日）伊朗的肺炎患者已破10万，依照该国卫生官员的计算，平均每小时有50人感染病毒、每10分钟就有1个人因肺炎死亡。
虽然状况看来怵目惊心，但大多数专家与观察者都认为伊朗的数字有低估之嫌。伊朗卫生部虽与军方、民间团体合作，设置筛检单位检验疑似感染者，但检验能量相当有限。WHO的官员曾访问伊朗，视察当地的医疗体系后发现，由于病毒检验多集中于重症患者，因此实际病例势必更高，至少是官方公布的五倍以上。
疫情失控的背后，反映出伊朗内政外交的困境，也代表着病毒不只是自然的诅咒，更是人类自私与无知行为的悲剧。究竟伊朗发生了什么问题？其是否受到“病毒政治化”所累？
“马汉航班”成伊朗疫情破口？
首先从伊朗疫情的病毒破口说起，1月底，伊朗的卫生官员考虑到中国疫情爆发、陆续封锁城镇，曾要求暂停伊中航班，也获得政府首肯。根据官方所言，伊朗的零号病人常常往返中国经商，他是利用间接航班绕过禁令，在染病后回到伊朗，成为传染源头，目前已因病离世。
这种说法只揭露部分事实，不乏将此人当作替罪羔羊的意味。有更多的证据指出，虽然伊朗官方宣布停止中国航班，但仍有航空公司照常营业，甚至协助中国旅客转运至其他国家，这家公司即是受到欧美制裁的马汉（Mahan）航空。
依照伊朗国会议员与西方媒体的资讯，马汉航空于2月往返中国的次数可能多达55次，从德黑兰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持续到3月才告终。面对外界质疑，马汉高层辩称，确实数次有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货机航班，而非客机，但仍无法解释为何多次往返中国城市。
这段期间内，宗教圣地库姆（Qom）也有往来中国的马汉航班，库姆是伊朗官方首次向WHO通报新冠肺炎之地，现在被称为“伊朗的武汉”。据伊朗逊尼派人士声称，来自中国的学生在库姆当地大学散播病毒，加上中国最近在库姆附近兴建高铁与发电厂，伊朗卫生官员也指称，马汉航空运送的中籍工人与疫情有明显关联。
要知道，当其他航空都已停止中国航班之际，马汉航空仍继续运作，显示其虽是私人企业，但可能有强硬后台操纵，才敢违反禁令。一般认为马汉航空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匪浅，后者可能持有股份，因此早被美国列为制裁对象，甚至企图维护伊朗核协议的欧洲国家，也都由于马汉航空支援革命卫队的恐怖主义行为，而加入制裁行列。
当伊朗卫生官员提出警讯，试图切断与中国的交通，鲁哈尼政府表面上以国民健康为由同意，私底下却放任马汉航空运行。这主要是因为伊朗正面临美国的最大压力运动，川普政府不但取消伊朗核协议，还发起更严厉的制裁，使伊朗严重依赖中国的投资和援助，考虑到暂停航班会影响外交，德黑兰只能采取隐密行动维持两国往来。
政治考量与民间信仰，加速疫情扩散
肺炎病毒固然是从境外传入，但疫情之所以失控，仍可归因于官方的政治考量与民间的信仰使然。伊朗在2月19日通报首例确诊病患，显示可能于1月底就已播下病原，但官方却没有严正以待，反倒出现许多加速疫情扩散的行为。
如2月11日是伊朗革命纪念日，官方盛大庆祝，举行群众集会，这不只是重申对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效忠，也是为了冲淡去年底民间四起的抗议声浪。数日之后，伊朗举行议会选举，哈梅内伊亲自向人民喊话，表示投票是宗教义务。而本次选举的超低投票率，也被他认为是因为美国藉著病毒散布造成恐慌，让伊朗人民不敢出门投票。
同时，伊朗卫生官员针对库姆严峻的疫情，曾有打算关闭宗教场所之议，但却受到当地毛拉的抵制。神庙守护者表示，圣殿可以治愈病情，必须保持开放，甚至宣称关闭圣殿是美国对什叶派的阴谋。尽管后来，宗教场所在政府的压力下关闭，但仍有少数极端者闯入，破坏隔离。
部分狂热者亦无视政府法令，采取宗教疗法对抗疫情。据报导，有数百名伊朗人饮用甲醇，导致酒精中毒死亡或失明，还有神职人员宣称以紫罗兰叶精油涂在肛门，即可治愈肺炎。这些匪夷所思的卫生观念，不但延误就医，也使疫情更难减缓。
民间陷入阴谋论，宗教当然更不例外。哈梅内伊要求革命卫队建立一个卫生治疗总部，打算以军方力量对抗来自美国的生物攻击，他与大部分的教士们似乎都接受了中国的国际宣传，认为新冠病毒源于美国，此类观点也影响了国际救援的意图。
例如无国界医生（MSF）组织原本获得鲁哈尼政府同意，计画在伊斯法罕建立一家临时医院来治疗肺炎患者。但当医生们刚降落在德黑兰，就被告知计画已取消。官方说法是伊朗不需要额外的外力介入，然而据媒体报导，原因是最高领袖怀疑病毒是美国为伊朗人特制，MSF来的目的乃是为确认效果。
封闭伊朗的阴谋论？政府曾拒绝实施社会隔离
宗教力量制约防疫，行政部门显得左支右绌。加上鲁哈尼政府另有考量，起初拒绝实施社会隔离，像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公开反对中国式的大规模隔离，他强调这种检疫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方式。鲁哈尼也不赞同隔离，表示会散布恐慌，是敌人企图封闭伊朗的某种阴谋。
鲁哈尼政府之所以会利用阴谋论拒绝社会隔离，乃是基于经济考量。由于美国的最大压力制裁，使得伊朗奄奄一息，若是再进行国内封锁，势必雪上加霜，因此鲁哈尼强调必须要在健康与经济间找到平衡，才能做出最终决定。但迟迟无法定案反让疫情扩大，更使伊朗的医疗体系面临崩溃。
随着病例继续增加，每天都有数千人确诊，鲁哈尼政府只得实施社会隔离。一方面限制国内旅行，另一方面关闭了大学、电影院，体育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大多数的商业办公室和非必要业务也被迫停止，政府官员还敦促人民少用纸钞，以减少病毒传播。
然而，肺炎疫情使油价狂跌，让伊朗损失更加惨重。4月中，鲁哈尼政府允许分阶段重启经济，理由是国家无法承受关闭的压力，故在4月底开放州际公路通行，购物中心和市集小贩也可营业。跟着5月初，鲁哈尼政府宣称肺炎死亡人数下降，清真寺和圣殿可以考虑逐步重开，这些措施都会考验伊朗的第二波疫情承受度。
最新的发展是，伊朗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5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这是革命以来首次向国际组织求援，某种程度上代表伊朗已走投无路。从最初掩盖病例规模，到后来诉诸外国阴谋论，鲁哈尼政府的表现荒腔走板。
当社会恢复运作，陷入绝境的人民是否会重返街头抗议、削弱政权的正当性，还是会依鲁哈尼政府的剧本，将怒气转移到美国身上，很快就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