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谭德塞指责台湾人谩骂时，他的家乡埃塞俄比亚防疫近况如何？
文：徐浚尧（于埃塞俄比亚工作及居住近三年的台湾人）
关于谭德塞的“Negro”指控
近日“台湾”两个字在谷歌（Google）搜索引擎上的声量扶摇直上，拜现任WHO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于4月9日晚间在瑞士日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记者会所赐。我当天几乎是全程观看世卫组织的直播，当他讲出“Negro”这个词的时候，在我看来他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解埃塞俄比亚的人会立刻知道错误在哪里，可惜大部分的台湾人和世界上的人并没有看出来问题所在。
我是个在埃塞俄比亚居住了近三年的台湾人，在频繁地与当地政府以及人民的接触下才渐渐了解到这个国家。“Negro”一词对于大家来说并不陌生，这就不多赘述。但从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的口中被说出，就是个矛盾和讯息，因为一般来说埃塞俄比亚人是不会称呼自己是“Negro”，这种情节和国家的历史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埃塞俄比亚从古至今从未被西方霸权殖民过，历史上也从未有过“黑奴”的历史，普遍的埃塞俄比亚人心目中，“Negro”以及“African”两个词都是用来称呼这片古老高原大陆以外的非洲国家人们。真正埃塞俄比亚人对于自己的称呼是“Habesha”。
基于上述的民族情结，当你我在埃塞俄比亚对当地人说出“Negro”或是“African”的时候，前者来说，Habesha人民普遍是会纠正外来访客的，并且说道这是对非洲人所用的词。后者方面，则会开始解释Habesha人民不是非洲人，并且会从宗教、血缘、历史以及长相各方面去做解说。
所以当谭德塞博士大声的在记者会脱口而出“Negro”这个词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透露出一个讯息：政治操作。
今天这个词如果是从来自尼日利亚、南非等撒哈拉南部非洲的具有“被殖民被奴役”历史的非洲国家代表人说出时，杀伤力绝对会大于谭德塞博士。一个来自不认同“Negro”一词国家的人，将这个词说出并且指控台湾当局“种族歧视”非洲的同胞们时，更加展现出政治气息。
很明显的，这套说词可能不太会是完全由谭德塞拟稿，又或者说依照埃塞俄比亚人的民族性，这种词语被使用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更有可能是背后有某个团体甚至是“政治实体”在下指导棋，希望借由谭德塞的肤色以及地缘关系祭出“种族歧视”这张悲情牌。这张牌在理想的状况下，通常会鼓动和影响几个族群：西方反种族歧视团体以及人士、非洲各国。
至于埃塞俄比亚方面，他们的人民不需要认同谭德塞的用词，而只需要知道他们国家的人“被侮辱”即可。如此一来便可以凑齐非洲大陆上近乎整个非盟的支持，并且借此造成部分西方人士的分裂，好转移世界卫生组织荒腔走板的疫情处理，另辟一个新的话题。
不过很明显的，这次并没有发挥成效。武汉肺炎所造成的疫情冲击，已经不是这种跳梁小丑等级的焦点转移伎俩可以应付的。相反的，除却非洲以外的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是针对谭德塞给予更为猛烈的抨击，并且反弹的声浪不减反增。至于非洲的状况也没有达到全部站在同一阵线的效果，纵使非盟发表声明将会力挺谭德塞博士，但底层的百姓却是一分为二产生不同的论点。这与非洲本生的政治情况有所关联。
综观上述，针对谭德塞博士这次的争议性发言，很大的可能性是“政治因素”使然，恰恰符合谭德塞发言后段内容。在中国布局了超过十年的“一带一路”大战略引导下，加上这次疫情的爆发地点正是中国本身，势必要透过自身的“大外宣”和操纵魁儡团体及其领导人将风向导向其他的话题上，使自身从病毒散播者的话题中脱身。
现实中的埃塞俄比亚近况
目前谭德塞祖国埃塞俄比亚的状况一直为台湾人所不知，究竟这个于2017年产生现今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的国家，当前防疫状况如何呢？
目前的埃塞俄比亚联邦已经根据宪法进入了全国性紧急状态（SOE, State of Emergency），并且在3月31日时我所在的奥罗米亚州（Oromia Region）便宣布全州软性封锁：中断公共运输营业、政府机关除必要人员外，其余在家办公、禁止集会活动、学校停课、法院庭审。并且所有的企业、政府机关需要强制彻底执行洗手以及社交安全距离政策。
目前境内主要宣布软性封锁的州一共有：提格雷州（Tigray Region）、阿姆哈拉州（Amhara Region）、南方州（South Region）等主要三个重点州。其中以提格雷州的实施最为彻底和严谨。
联邦直辖的两个城市：首都阿迪斯阿贝巴（Addis Ababa）以及特别行政区德雷达瓦（Dire Daw）目前实施公共运输乘载管制，运输工具只能限乘总乘载的一半人数。此外公共运输实施钟点管制：出租车于晚间八点至隔日清晨六点不得营业，巴士依原订时间营业。
奥罗米亚州目前的执行并不彻底，至少我所在的城市和隔壁的城市都是如此。埃塞俄比亚最大的货柜陆港（Dry Port）便位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城市莫就（Mojo Town）。纵使公共运输已经停止，街上的行走的人数仍是相当可观，城市中的市集依然照常营运，丝毫不受到疫情的影响，也相对增加了病毒传染的风险。郊区农村的村民们对于武汉肺炎的了解度甚低，仅限于戴口罩可以降低受感染风险、外国人带有病毒、安全距离。人们缺乏正确的疫情资讯和防疫概念，完全没有分辨是否受感染的能力以及避免被感染的能力。
政府机关方面
地方政府机关并没有真的将能量投入到疫情防护当中，政府官员除了一味的要求外资公司加强防护之外，便是不断地伸手索讨物资。这里的物资不单只针对疫情的防控物资，其余包含：金钱、重型机具车辆、建筑物资等。
如果外资企业不从或者是达不到政府官员的要求，多半免不了遭到言语恐吓等威胁行为。并且企业们捐给政府的口罩物资多半流落到官员手中，可以很明显看到几乎只有政府官员配戴口罩，路上的一般老百姓都是完全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之下。部分政府官员挂戴的并不是一般的不织布医疗口罩，而是N95。
种族歧视问题
境内的种族歧视状况已经到达了近三年来最严重的状况。近日来已经发生多起攻击案件，都是针对外籍人士，并且有所闻在那些外籍人士在被攻击之后，攻击者曾大喊“Corona！”
至于我个人所遇到的歧视状况也不少。政府机关的人员见到我会不断地的用本地语言说著：“为什么会有中国人来到这里？”并且立刻远离我。更甚者发生过当我在下楼梯的时候，前方以及后方的人会利用奔跑的方式下楼梯，只为了远离我，因为他们认为我带有病毒。当我在奥罗米亚州的首府城市阿达玛（Adama Town）的餐馆用餐时，服务生直接对者我询问：“是否已经被检测以及隔离？”路上的司机以及路人多半对我投以不友善的眼神，并且时不时的会对我大喊“Corona！”
如果说之前我认为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政治斗争日益加剧，以及尼罗河大坝带来的国际冲突已经将这个国家带入最黑暗的时刻，今天的我则认为之前所想的还不是最黑暗的时刻。现今疫情带来的状况才是最黑暗的时刻。本国族群与外籍族群间的不信任和歧视，将会在往后的日子里带来更多的问题。
真实防疫现况以及信任度
埃塞俄比亚的确诊人数尚未突破百人关卡，截至目前为止根据官方资讯，将近80％的确诊病例都是境外移入。官方对于自身的防疫控制是非常有信心的。
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仿照中国政府的相同手法。之前在阿达玛发现的本土病例是一位药师，根据帐册的记录，该名药师在确诊之前已经有过将近八万笔的交易纪录，循着这个线索去推断的话，间接可以知道这位药师至少已经与超过万名以上的消费者有近距离接触。但是政府仅循线追回24人去进行检测，并且之后完全没有这24个人的消息。除此之外，政府针对全部的本土案例，除了报导已经隔离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地针对疑似接触人群的追踪报导。
事实上，埃塞俄比亚政府完全没有能力针对疫情作出有效的防控，唯一能做的除了呼吁群众洗手以及保持安全距离之外，是不具备任何追踪根源的手段。前述的事项造成了外资企业多半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资料，也失去对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信任。
本地人民方面，大部分的乡村地带人民对于政府的作为只有盲目的信任，主要是因为“资讯不对等”所造成的。因为大部分乡村地带的人民缺乏吸收国外资讯的手段，除了听从政府的发言之外，对于外面世界防疫的状况基本上是零认知；城市地区以及受教育阶级的人，有较高的比例上不相信政府的控管手段。这群受教育的知识份子多半具备比大多数台湾人还要好的英文能力，在不断接收各国新闻以及外界真实状况资讯的情况下，他们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超前部署”能力。但仍有很多受教育份子也和农村区域的人一样。
简而言之，目前埃塞俄比亚政府在实质上能做的控管手段非常有限。外资企业普遍对于政府不具备信任。
中国影响力发酵？
中国在这波“大外宣”的行动当中，是否已经将影响力深植并且在埃塞俄比亚发酵了？相信这应该是非常多台湾人所好奇的问题。
马云基金会捐赠了大量的物资并且运抵阿迪斯阿贝巴，由现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总理阿比（Abyi Ahmed）与非洲联盟分配给各个成员国作为防疫用途。在我看来这并没有强大到可以改变中国在非洲人民当中的普遍印象。
我们要把“大外宣”的影响切割为两个面向来看：政府以及百姓。
政府层面来讨论的话，确实这波宣传战略已经达到了中国政府所订定的目标。成功的巩固了在非洲的羽翼，各国政府无一不是赞扬中国的康慷以及兄弟之情。但这也都只是表面，相信中国政府也了解这一点，我们同为在非洲与政府打交道的人，都大概了解他们的官方在想什么。这滩水太深太浊。
百姓层面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早就已经被定义为：侵略者。在我看来，这种侵略的印象相较之前“大猎非洲”年代的西方资本霸权的形象是半斤八两的，甚至更严重。中国人在非洲一手打压非洲老百姓并且掠夺资源，另一手高举救世主和兄弟的旗帜，已经造成了许许多多人的反弹。
中国人在非洲的行为模式是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当一个国家的资本进入到另一个国度时，需要被考量的层面是非常广泛的，诸如：文化、体制、社会行为模式等。当我们对于一个地方有所理解之后，才会将母国所使用的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在地化融合改造（Localize），去形成一种符合该地方特色的管理模式。
但中国人多半并没有这样做。只有极少数做到了融合。
来谈谈何谓中国人的非洲管理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压榨。极端的压榨。
中资企业将华夏文化那套作法带入非洲，并且给予了绝对上的压榨，仅给予员工最低的薪资待遇，并且超时工作成为常态性。当员工对于薪资以及工作量不成正比试图提出意见时，中资企业会摆出一副“不想做你可以不要做，外面失业率高，不做饿死你。”的那种态度，逼迫本地员工妥协于低薪。当然，造成员工反弹还有个更重要的大前提：埃塞俄比亚人喜欢沟通谈判。
每当员工提出劳资协调的要求时，大中华主义作祟的中国人是不接受谈判的，他们倾向用绝对的力量压制员工。这点是与西方企业最大的差别，西方的企业在这边多半与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手段，并且了解埃塞俄比亚人的民族性和文化，这也使得他们有着更好的融合。这是当前多数中国人所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歧视埃塞俄比亚人的文化。单就拿筷子吃饭这一点，就可以产生一套“非洲人用手吃饭，所以都是野蛮人”的说法。近年来中国人所带有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骄傲感，也让他们不断歧视埃塞俄比亚人的各种文化，并且无上限膨胀自身，间接导致很少人愿意去了解埃塞俄比亚文化，更别说融合。
总结来说，中国政府的大外宣行动，在非洲所能取得的成效是局部的以及片面的，并未真正的深植在平凡百姓的心中。至少在埃塞俄比亚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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