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独身主义与全球性圆形监狱
朴明林 延世大学教授金大中图书馆馆长
人类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又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人类面对巨大的危机时，总会依靠长期的希望和乐观来挺过短暂的痛苦与悲观，但现在却连希望都变得极其渺然。 这次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同时暴露了人类外在的重大问题和人类的集体无能。
先来说人类与自然。 当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化或者做出其他改变自然秩序的行为时，就会受到自然的可怕报复。 人类如果继续掠夺自然以谋取利益，就会导致更多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和更严重的全球变暖，受到大自然更严重的报复。 这是人类自己招致的后果。
虽然人类发展出了尖端科技，但在防治传染病的问题上，仍然常常无能为力。 因此，人类必须在自然法则和人类的局限性之间找到平衡。 继续破坏自然生态，暴露人类的无能，只会加速人类的灭亡。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每个人都应当尽到70亿分之一的责任。
再来说国际责任问题。 中国未及时公开并管控信息，未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及
时向世卫组织(WHO)报告情况，对于疫情负有严重责任。 英国对此批判认为，中国在这件
事之后很可能会成为被排斥的国家(pariah state)。 现在，全球必须从正负两个层面，从
人口、贸易、生产、消费、环境、旅游、疾病、安全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时代”进行深度
研究和思考。 但与此同时，在武汉集体爆发疫情后，美国和欧洲等国际社会在较长一段时
间内忽视防疫措施的做法同样存在严重问题。 西方国家必须冷静思考，这其中是否存在对亚洲的某种“种族歧视”或“东方主义”观念。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主导全球发展、导致全球出现结构性问题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的发达国家在这次防疫中的失败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西方一开始把这场疫情看作“中国爆发的病毒”，现在又一致强调“亚洲经验”，开始重视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地的防疫经验。 这种认识的变化中包含着对“中国”和“亚洲”作出的明确切割。 考虑到G7国家防疫系统集体崩溃，最近已经无法实现合作，人类需要在COVID-19后考虑成立新的机制——比如把韩国和澳大利亚纳入其中成立G9，来应对可能的危机。
第三我们要重新考虑世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而这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数据隐私、个人信息保护和公共医疗、公共卫生之间的和谐与冲突，即处理好公与私、个人与社会的根本关系。 现在我们生活在大数据可能发展成“老大哥”的恐怖现实之中，世界性事件直接关系到个人安全，前者甚至可以直接控制后者。
卫生领域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而在个人层面，则出现了与之矛盾的“独身主义(solocracy)”，两种现象同时共存。 人们通过向管理机关提供自己的信息，从而从公共卫生系统中获得保护，形成了监视与保护的微妙交换机制。 在这次疫情期间，无论在个人口罩、个人洗涤剂、个人居家隔离问题上，还是在个人活动路径、安装个人诊断应用并定期报告的问题上，都存在个人安全与公共卫生系统的监视与保护之间的交换。
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早期的防疫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重视个人自由、信息保护和人权的结果。 相反，成功控制住疫情的亚洲国家则普遍把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个人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扩大监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但是，像独身主义和圆形监狱这种非常时期的状态绝不能持续到疫情结束之后。 现在世界各地都在采取战时措施、启动战时法令等，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民主秩序。 非常措施必须被限定在非常时期，人们必须提高警惕，避免疫情爆发前在全球扩散的普世价值和民主主义价值出现倒退。
实际上，近年来人类一直处于极端悖论的状态之中。 虽然处于和平时代，却有着比世界大战时还多的难民人数、全球范围内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以及史上最高的非自然死亡人数。 我把这种状态称为“和平灾难”或“灾难性和平”。 比如，WHO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空气污染导致死亡的人数多达700万人，这些死亡主要发生在低收入或发展中国家。
COVID-19在发达国家和世界强国的大规模爆发引起了全球的普遍关注，而因为空气污染导致700万人丧生的问题同样值得人们关注。 人们不能继续奉行独身主义或全球圆形监狱，应同等对待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否则就无法阻止人类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共同走向灭亡，甚至还会加速人类灭亡的进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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