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视角：阿拉伯的重大决裂　每10年都会发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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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 杜拜未来基金会主管
过去3年中，世界迷惑地看着英国退出欧盟（或称“脱欧（?Brexit）”）倒数计时，脱欧可能对英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是，从阿拉伯国家的角度，旷日持久的英国脱欧争论并非是政治分裂的信号。
相反，只有像英国这样政治深度成熟的国家，才有希望战胜过去半世纪所建立的法律、商业乃至社会关系的大决裂。
阿拉伯世界自1948年以来，每10年都会发生一次重大的脱离英国事件：而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决裂从未痊愈。
第一次是以色列建国及随之而来的巴勒斯坦“脱离”犹太国，历史上，巴勒斯坦大多都被放弃，巴勒斯坦人也注定要在未来几十年中，生活在难民营，全体阿拉伯经济消失，以色列则被它的阿拉伯邻国所杯葛。
接着，在1952年到1970年，纳瑟（Gamal Abdel Nasser）治下的埃及实施了以进口替代为主的经济国有化实验，严重削弱了埃及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商业关系。当纳瑟的继任者沙达特（Anwar Sadat）在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时，阿拉伯国家用经济和政治抵制惩罚埃及。
与此同时，其他几个阿拉伯领导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受到苏联经济模式启示，限制私人部门贸易和投资。和15个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同，阿拉伯世界的苏联思维体制彼此之间并不进行贸易；事实上，其中部分国家如伊拉克和叙利亚，还彼此抵制。
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没有发生分裂或滑向闭关自守的时候，地缘政治也会带来进一步的伤害。
1990年，伊拉克军队入侵并占领了当时阿拉伯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科威特，剥夺了该国主权。伊拉克也因此受到了国际制裁，美国领导的部队随后解放了科威特。当然还有2003年，美国领导的联军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这一决定让地区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并一直影响至今。
2010至2016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期间，该地区经历了一系列加速的英国脱欧式事件链，多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最后是伊拉克）的示威者要求政权还他们自由，不少政权被打为非法。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政治对峙关闭了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跨境商业往来，隔绝了卡达和波斯湾多国的商业联系，并在经济上孤立了伊朗。
阿拉伯国家“英国脱欧”式的脱英来得毫无预警，谈判、议会审议和媒体争论动辄维持几十年。
但这些自发的经济灾难的影响显而易见。
事实上，多个阿拉伯国家没完没了的街头示威、罢工和暴力表明，清算时刻可能已然到来，这场动乱可能产生阿拉伯之春2.0，但愿这一次的焦点是繁荣而不是权力。
这显然就是巴格达、贝鲁特和地区内其他各大城市传来的声音，示威者要求政客退位，让技术官僚来领导。
指望政策专家比专业政客更能治国固然可能失之天真，但阿拉伯人从小在不透明的政治制度中长大，对于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的决策几乎没有影响力。
因此，阿拉伯之春2.0将点燃关于公民想要怎样的经济未来、他们如何与自己的政府互动，以及他们的国家与邻国的关系的争论。简言之，在经历了自身数十年没有结果的“脱英”后，阿拉伯人需要讨论英国选民自2016年全民公投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这意味着“决策流程将向全社会争论和宣传开放（opening up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society-wide debate and advocacy）”。
与本土技术官僚人才的广泛合作可能产生会产生急需的政策创新家。尽管阿拉伯世界目前缺乏强势且活跃的智库式机构为专家观点“包装”（如同在严重危机期间影响其他国家命运者），但未来未必如此。毕竟，政策参与并不只有选举和代表，也包括仔细分析、知情宣扬。
在《理想国》（Republic）中，柏拉图（Plato）写道，“哲学家，只有哲学家当上国王，才会有好政府（There can be no good government until philosophers are kings and the kings, philosophers.）”，与此同时，人们当然也无法保证阿拉伯技术官僚本身不会堕落为残忍的政客。
例如，希特勒（Adolf?Hitler）和史达林（Joseph?Stalin）曾经操纵科学论证大型社会改造工程，并杀害了数百万人。
但如果不对公共决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去政治化，将社会参与置于政治执行前，那么，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脱英”、以及漫长的经济萎靡，都将是可预见的结果。
巴格达、贝鲁特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要求参与式政治和公开争论，他们的呼声绝不可当作耳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