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都更：便民、美观集于一身的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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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罗马城绝对是欧洲的重要大城。人口规模在16世纪大抵呈现不断往上攀升的趋势；
以1560年代为基数，直到世纪末时，人口成长将近一倍达到十万人，丝毫不下于其他大城
。这个数字只统计城内居民而已，还不包括每年到罗马参加庆典、参访古蹟，或是做生意
的流动人口。最可怕的是，罗马城的人口分布极不平均，因为水源问题，大多数的居住人
口集中在以台伯河沿岸为主的西半部。
教宗身为罗马的统治者，也意识到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必要性。自15世纪中叶起，他们用
尽一切手段重振教宗暨教会的声望地位，改造罗马即为其中之一。从现实面来看，教宗既
然自诩为教会领袖，照顾众人的信仰与生活便是不可忽略的责任，改善罗马的公共设施同
时也是评价教宗的重要指标。这股趋势在16 世纪初就已相当显著，以道路为中心，搭配
各式大型建设，在台伯河沿岸创造南北向的城市轴线。新道路系统不仅改善交通，更美化
城市景观，是兼具实用性与美感 的大型公共建设，对城市发展有莫大贡献。
摊开16世纪的罗马城地图可清楚看到，与人口拥挤的西半部相比，缺乏水源的东半部显得
荒凉许多。因为急迫性较低，都市计画较晚才开始。当地道路系统 多半承袭古典时代的
成果，沿东西向的山脉或山谷延伸，缺乏南北向道路协助行人跨越各山丘，以参拜散落于
各处的教堂。为了拓展生活圈、提升交通的便利性，东 半部罗马城的开发大约在16世纪
中叶逐步开始，并在教宗西斯图斯五世时期达到高峰。
▎都更者：教宗西斯图斯五世
西斯图斯五世俗名为菲利切‧佩瑞提（Felice Peretti），生于1521 年， 九岁时进入修
道院学习，31 岁以神父的身份到罗马讲道，结识不少教会高层。他在 49 岁时由庇护五
世拔擢为枢机主教，进入教会最核心的决策圈。但在1572 年，枢机主教彭科帕尼（Ugo
Boncompagni）被选为教宗葛雷高里十三世（Gregory XIII），刻意冷落素来与他关系恶
劣的佩瑞提。接下来十几年间，佩瑞提远离各项教会事务，并在此时结识石匠出身，日后
相当倚重的建筑师丰塔纳 （Domenico Fontana）。
1585年西斯图斯五世当选为教宗随即推动东半部罗马的都市计画。备受教宗重用的丰塔那
主导相关工程，成为全罗马，甚至是全欧洲最著名的建筑师，并在罗马留下不可抹灭的伟
大成就。
▎都更档案一号：星芒的道路网络
根据丰塔那的著作《梵蒂冈方尖碑搬移工程》（Della transportatione dell’
obelisco Vaticano e delle fabriche di Sisto V， 以下简称《梵蒂冈方尖碑搬移工程
》）记载，教宗决定在多山丘的东半部地区，铺设宽敞笔直的新道路系统，打造出无论步
行、骑马，或乘坐马车都能轻松通行的朝圣路径。新道路以圣马利亚大教堂（Basilica
Sanctae Mariae Maioris）为中心向外四散，整体看来宛如不规则星状，不仅有效串联当
地各重要教堂及城门，还与既有道路连结，改善罗马城的整体交通效能。
教宗也知道开发东半部不能只靠道路系统，还必须解决最根本的用水问题，当选的第一天
就开始兴建菲利切水道（Acqua Felice），1587年完成，供水范围遍即东半部，使当地享
受充足水资源，曾是一片荒野的山丘如今种满各种植物，教宗也得以在山丘上建设美丽的
花园别 墅。一旦基本的公共建设完成，原先人口稀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东半部，
马上吸引大批居民、商人甚至是社会上层人士前来置产定居，使罗马的发展迈入新阶段。
如星芒般的道路系统不仅有实用性，西斯图斯五世还将宗教意涵镶嵌其中，使罗马更显神
圣崇高。他曾这么形容其所创设的道路系统：
以多条笔直道路通往圣殿，西斯图斯五世开创通往星体的道路。
这句话援引自拉丁文诗句“历经艰苦道路终达繁星”，以基督宗教的精神来看，所谓的“
星体”意味人类经过努力与试 炼后，最终得到的救赎。教宗便以道路形状，将此意涵在
一个明确的空间内加以具像化。
位于星芒状道路网正中央的圣玛利亚大教堂，即为献给圣母玛利亚的教堂，她扮演着人类
与上帝之间的中介角色，帮助人类取得救赎；教宗还在教堂东侧增建西斯汀礼拜堂（
Capella Sistine di Santa Maria Maggiore），放置耶稣出生地的遗迹，使道路的形状
也具备伯利恒之星（Star of Bethlehem）的意涵，强调耶稣作为救世主降临人世；最后
，圣玛利亚大教堂位在山丘上，比喻成人类必须要跨过的艰难，再次呼应“历经艰苦道路
终达繁 星”的精神。简言之，西斯图斯五世创设的道路系统，可说是他为全人类所建通
往救赎之地的道路，借此更加突显罗马无论是实质上或象征上，都是全欧洲最重要的 朝
圣地。
▎都更档案二号：迁移方尖碑的浩大工程
1585年，人们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Sancti Petri）附近，甚至不惜花钱购买
视野良好的窗边位置，只为了观看一场千年首见的工程行动：搬迁方尖碑。
方尖碑的历史相当久远，最早由古埃及文明大量创造，基于宗教与政治上的目的，古罗马
人花费不少力气从埃及搬迁多座方尖碑安置在罗马。中世纪时，唯一成功抵抗时间与人为
摧残而屹立不摇的，仅剩圣彼得大教堂旁的梵帝冈方尖碑（Obelisco Vaticano）。
因为15、16世纪欧洲兴起一股研究柏拉图哲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热潮，原本著名的梵帝冈方
尖碑更加受世人瞩目。不少教宗开始计画将梵蒂冈方尖碑迁移至圣彼得广场，直接面对教
堂正门，配合教堂打造宏伟景象。但方尖碑硕大的尺寸与重量成为最难以克服的问题，像
是教宗保罗三世（Paul III）曾多次要求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执行迁移计画，后
者对此表现却相当消极，因为他担心方尖碑会因此而断裂。直到西斯图斯五世时期，这项
曾击败多位建筑师与教宗的工程才得以顺利实现。
毫无疑问的，西斯图斯五世相当积极地迁移梵蒂冈方尖碑，在当选的四个月后便下令召开
会议来决定迁移方尖碑的最佳人选。这场会议吸引欧洲各地的建筑 师、工程师及数学家
，他们以模型或口头报告的方式说明计画。整个会议耗时约一个多月结束，决定指派丰塔
纳，教宗在不久后也给予他众多特权，全力协助相关工程的进行。
为了搬运方尖碑，丰塔纳利用巨大木条、滑轮、挂勾等工具，组建名为“城堡”的巨大三
角形鹰架。以绳索穿过“城堡”与额外安装在方尖碑上的滑轮后，再动用数百人力或马匹
便能移动方尖碑。准备动工的早晨，教宗为这次工程举行了祈福弥撒，丰塔纳接着下达执
行命令。当负责传递讯号的吹奏手发出声响，所有人员 同步开始行动。虽然“城堡”因
承受巨大重量而发出声响，但透过绳索与滑轮的牵引，总算将方尖碑抬起，水平放置在已
铺好圆木的地面上，米开朗基罗的顾虑并未成真。接着拆除“城堡”，移至新地点重组，
等待方尖碑从旧址拖运过来。
下一步的相关准备工作又耗时一年，1586年9月，众人再次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方，屏
息以待方尖碑重新竖立起来的那一刻。确认工程顺利结束的那一刻，在场民众莫不欢声雷
动，就连教宗也急忙前去观赏罗马城内的新地标。
成功经验鼓励了教宗与丰塔纳竖立更多方尖碑。他们挖出其他倒塌的方尖碑，并在接下来
的三年间，依序安置于圣玛利亚大教堂北侧、圣乔凡尼大教堂 （Archibasilica
Sanctissimi Salvatoris et Sanctorum Iohannes Baptistae et Evangelistae in
Laterano）北侧，以及波波洛城门（Porta del Popolo）南侧。这些地点都是罗马城内最
重要、显眼的位置，方尖碑的高大外观充分融合精心设计的广场、道路及建筑，成为城内
最显眼的地标，形塑美丽壮 观的城市空间。
不可否认的是，西斯图斯五世可能带着考古般的好奇心看待这些方尖碑，但作为教宗，也
希望资源能用在有益于信仰与教会的工作上。当梵帝冈方尖碑的工程结束不久后，教宗随
即举办宗教仪式以净化“异教成分”，并在顶端放置十字架与山丘雕像，再次呼应“历经
艰苦道路终达繁星”的概念，其它三座方尖碑也比照处 理。如此一来，西斯图斯五世将
原本用来彰显帝国威望的古蹟，转化为基督宗教战胜古代异端的战利品与朝圣地点，搭配
星状道路系统，更加突显罗马城的宗教性质。
▎参访罗马的新路线
新道路系统的实用性，反映在当时出版的罗马城导览手册中，借由他们的描述，得以观察
人们如何看待罗马的转变。由 16 世纪著名人文学者弗维欧（Andrea Fulvio, 1470-1527
）撰写，并在 1588 年由罗马居民增补出版的《罗马古蹟》（L’Antichita’ di Roma）
，大篇幅介绍西斯图斯五世时期的新道路，包括连接地点、沿路经过的教堂、古蹟等。《
罗马古蹟》丝毫不吝赞美新道路的实用性，以最长的菲利切路为例，该书这么形容：
教宗西斯图斯五世在 1586 年开辟一条新道路，其直接从圣玛利亚大教堂直达圣十字教堂
，可让人便利舒适参访上述教堂。
后续段落也强调，菲利切路对于想前往教堂的沿路居民之重要性：那条道路相当便利，为
提升大众利益与公共便利性乃是必要设施。
16 世纪末的导览手册以更有系统的方式，指示读者如何运用新道路往来各重要教堂，即
时透露更多元的交通路线。著名建筑师帕拉迪欧（Andrea Palladio, 1508-1580）在
1544 年出版的《罗马城内教堂、休息处、特赦仪式与圣人遗骸之描述》（Descritione
de le Chiese, Statione, Indulgenze & Reliquie de Corpi Santi, che sono in la
Città de Roma ，以下简称《罗马城内教堂》），开宗明义表示要提供最便捷的参访路
线。当提及参访圣玛利亚大教堂、圣乔凡尼大教堂、圣十字大教堂及其周遭教堂的路线时
，并未建议读者从罗马北端直接前往，反而是要先沿台伯河岸到达卡比托林广场后，再从
广场一带寻路前往其所在位置。
1600 年出版的《高贵罗马城之惊奇光辉事物、方尖碑的移动和水道。神圣教宗西斯图斯
为公共利益而做，宽大方便的道路》（Le Cose Maravigliose dell’Alma Citta
di Roma, con movimento delle Guglie & gli Aquedotti. La ample, & Commode
Strade, Fatte à Benefice Publice dal Santissimo SISTO V. P. O. P., 1600，以下
简称《高贵罗马城》），提及的参访景点与《罗马城内教堂》没有太大差异，但建议路线
却相当不同。
《高贵罗马城》建议读者从罗马北端的波波洛广场往南直达圣三一教堂（Chiesa della
Trinità dei Monti）后，继续往南并沿路参观重要景点，遇到庇亚路（Via Pia）时暂
时脱离原先路线，沿庇亚路往东参观其他景点；从庇亚路折返后，建议读者沿着先前道路
，也就是通往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道路继续行程。在《高贵罗马 城》另外一天的行程中，
建议读者从圣乔凡尼大教堂开始，沿东南边的城墙到达圣十字大教堂（Basilica
Sanctae Crucis in Hierusalem）后，直接往通往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道路前进。
《高贵罗马城》的文句未直指菲利切路，但从当代地图来看，唯一能符合建议路线的仅有
菲利切路。简言之，这两本导览手册的规画路线，立基在截然不同的道路条件上；其中差
异再次反应出，当代人相当认同新道路系统的便利性，视之为往来重要教堂的另一选项。
▎16世纪末的罗马：近现代欧洲都市计画的重要先例
西斯图斯五世的罗马都市计画是属于教宗的文化传统。众多文字或图像资料显示，他的都
市计画相当程度奠基于前人累积的经验与成果上：早从16世纪初， 已有利用笔直道路解
决交通问题，并进一步美化城市景观以提升教宗形象的先例。都市计画除了道路系统，还
包括位在道路两端的重要建设，如教堂、宫殿、广场 等，以宏伟外观或特殊象征意义，
既强化道路系统的实用功能、美观效果，也能宣传教宗形象或宗教精神。
西斯图斯五世对城市空间的重视不下于前几任教宗，依自身所需重新诠释前人经验、成果
，建构以宗教建筑为中心的东半部罗马道路网；如同负责规画的设计师丰塔那所言，先让
观者感受强烈视觉效果，进而让世人更容易注意教宗的想法。
西斯图斯五世的道路系统不仅规模更大，也更善用开阔空间及刻意创造的秩序感，积极整
合道路、广场、教堂、方尖碑等城市元素。最特别之处莫过于利用巨 大方尖碑，在广场
正中央建立万众瞩目的显眼地标。在此之前，罗马都市计画从未如此将众多元素融为一体
。西斯图斯五世不仅承袭前人，更为后来的都市计画奠定 另一个重要先例，直到今日仍
处处可见，不断提醒世人这段罗马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