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指父子因亲情互隐过错。孔子认为此乃“直”，因其依
循内在道德感。他视父子亲情为较好善恶恶之正义感更强烈深刻的自然天性，故
父子相隐虽碍法制，却非正义感泯灭，仅是形式法律的妨碍，仍肯定其为“直”
行。孔子认为面临两种道德感冲突时，依良心作用，人自然且应以亲情为先。
孟子亦持此见。其弟子桃应问及舜为天子、其父杀人时何如？孟子谓皋陶执法正
当，舜无法阻止，但会弃天下如敝屣，携父逃亡，终身安乐事父以忘天下。此论
更推进一层，设想了总理天下法纪者面临此情的自处。
《韩诗外传》亦载楚国法官石奢事蹟。石奢发现凶手为己父，遂向昭王言明：审
父不孝，不执法则不忠。他选择伏法，称放走犯人、废弃法律，俯首受刑已是所
能。昭王欲开脱，石奢仍以不廉为由，不顾赦免，伏剑自尽以全臣义。此例更将
情境推至司法者自身的极限。
综观三者，从孔子点出人情之常，孟子推及天子处境，至石奢展示司法者面临极
限情境的抉择，皆阐明了中国传统道德中，情、理、法之间的权宜调适原则，尤
其在亲情与法纪冲突时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