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推 2012/10/10
儒祸——论四书成为高中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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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将四书列入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作为高中教育必修课程，在今年八月起实施。对台
湾的下一代而言，可谓儒祸来袭。
何以言之为儒祸？线索就在马政府作此决策的原因中。观诸教育部的说帖：“重视中华文
化精髓的承传”、“培养道德伦理意识及淑世爱人精神”（注一），四书成为高中生必修
，目的在于塑造文化认同与培养国民品格。前者是殖民之祸，后者是奴化之祸。
殖民之祸
所谓“重视中华文化的承传”，可不是以外国人的心态吸纳人类的某项文明而已，如果对
象是古希腊文明，马政府会用“承传”二字吗？这已透露出国民党欲透过中学教育，将其
国族认同复制于台湾社会。不论赞不赞同四书成为必修，都无法否认国民党运用国家机器
灌输国族认同的事实。参与这场论战，毋须掩耳盗铃地回避意识型态的角力。
若认同台湾作为国族与文化主体，则一定会反对这项透过中学教育深化殖民体质的布局。
若认同台湾作为中国文明的载体，则会欣见中华文化承传于台湾。
两造意识型态的战争，早已充斥在台湾各个领域：政治、艺文、历史论述…等；只是往往
被缀上各种掩饰，因为在台湾，“意识型态”——这是人之所以理解世界的必要条件——
这个字眼已被绝对污名化。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成为高中生必修，就是马政府运用公权力强迫全国青少年接受意识型态
洗脑。反对者毋须回避，欣喜者亦毋须矫情，未思及此者，请别再继续天真。
台湾在政体上被中华民国殖民，在文化上被中国殖民。政体解殖不因总统民选而完成，还
有待新宪制订；文化解殖的首务则是建构以台湾为主体的史观，使台湾不再是四九年后接
棒中国道统的功能性角色。当四书与儒学成为高中生被迫继承的“国学”与道统，而不是
公平地与各种人类文明并陈于台湾的知识与文化场域，台湾下一代的文化认同中，无可避
免地被再次注入殖民毒素，文化解殖更形困难。
奴化之祸
马政府强迫四书成为高中必修课程的目的，除了在台湾塑造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外，也有利
于统治权力的稳固。在中华文化的内容中，马政府选择的是儒学；以儒学培养国民的道德
意识，是制造顺民的千古良方。
儒学有“缺乏知识性”与“泛道德化”二大弊（注二）。因为缺乏建构社会科学理论的能
力、对于群己关系始终无法发展出道德系统之外的安顿之道，所以儒家统治中国二千年，
不变地将治乱兴衰归因于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史观至今犹存。例如马英九在检讨林益世的
贪腐案时，将矛头指向个人道德之不足，全然无视台湾政经制度中所建构的贪腐温床（注
三）。
当社会问题被视为道德的盈亏，理所当然的改善之道就是：加强品格教育，期许人人克己
修身。这种泛道德化的统治方式，不只使制度之恶无从现形与改善，更严重的是：国民将
被奴化于自我规训的状态、弱化对制度的批判力、期待人治、对政治冷漠。这是一种反现
代化的奴性教育。
政治民主化与思想自由化，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指标。
民主的内容不只是定期投票改选，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公民介入政治。公民若对公共事物冷
漠或厌恶政治，无异放纵人民公仆僭越滥权。公民对公共事物的关怀，若只停留在道德观
感的臧痞，而无法触及制度面的思考，则是强人政治的土壤。现代化的公民素养，除了积
极介入公共事物的意愿，还需理性思考制度问题的习惯与能力。而儒家式的品格教育，正
好与民主化的潮流悖反。
儒家伦理的精髓，首先就是禁锢人的主体性。儒家所理解的社会结构是以“关系”而非“
人”为基本元素，个人只以相对的角色存在于家父长式的阶级关系中，儒学的宗旨就是教
人透过修身使之和谐运作。这种服务于威权的、阉割个人主体性的道德教育，除了箝制思
想之外，无法培育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不可能发展理性判断下的批判自由。
翘首公民教育
即使某种思想有利于现代化，是否可将之列为中学必修都必须再三斟酌、慎之又慎，何况
是对政治民主与思想自由有害的儒学？反现代化是儒学的本质，这种毒品却被马政府普遍
施打于高中教育，不但是文化殖民，更是剥夺下一代反抗能力的奴化殖民。
对比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功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座标以领悟时
代的意义”（注四），台湾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却是为了“塑造文化认同与培养国民品格
”，真教人汗颜。强迫文化认同是一种暴力，提倡品德教育是愚民，请国民党停止暴力的
愚民行为。
台湾的高中教育，需要的是以培养公民视野为目标的人文课程，而非以四书为内容的中华
文化基本教材！
（注一）2011/6/16教育部电子报〈自101学年度推动高中学生修读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
〉
（注二）详见拙作〈儒学是毒品，别碰！——我在读经班的日子〉
（注三）新一〈翻开林益世的黑色笔记本〉
（注四）阪上/Kaientai〈公民的摇篮——法国高中哲学教育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