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毒品，别碰！——我在读经班的日子 （by 格瓦推）
http://clique2008.blogspot.tw/2011/09/by_27.html
国民党在孔丘冥诞前夕推出一部养奴性、反启蒙的竞选短片——读经篇，使我忆起长达十
年的读经班岁月。二十八年前，小学时代的我，参加了某儒教团体所组织的读经活动。在
那种宗教氛围中，童稚的心灵毫无防备地浸润于希圣希贤的美好响往，某些满足感与优越
感油然而生，鼓动了每天背诵儒家典籍半小时至一小时的吸毒人生。
经过现代化的学术训练，我开始戒毒、排毒的疗程。回首来时路，儒学有“缺乏知识性”
与“泛道德化”二大弊，前者决定了儒学的反启蒙性格，后者让儒学成为统治阶级奴化人
民的利器。
缺乏知识性
儒家的原貌是“为统治者与贵族阶级服务的应用伦理学派”，而且是倡议复古的教条主义
者。在其意识型态中，东周诸子，唯儒家典籍可称“经”。经有“常理、典范”之义，号
称圣人所作，故可垂范古今四海。童蒙需默而识之，毋妄论经义。纵似有不合时宜者，非
儒经之不足，而是学者未通微言大义，故需学而时习、善加体会。当儒家的典籍成为不可
颠扑的、近乎宗教的权威后，儒学教育自然无法养成具备批判精神的知识份子，儒学的知
识进程也无法因自我批判而开创新局。
儒生多有严重的返祖情结，他们认为经典是古之圣人心性所流露，字字珠玑；今人何德
何能？故宜述而不作，但求触及先圣本怀之一二足矣！即使在事实上，儒学历经佛教的输
血、理学的建构、新儒家的现代化，其学说逐渐从教条进化为略见雏形的知识体系，但“
后后岂能胜于前前”？所以一切进化皆发微于古圣，今人并无超越。这不只缺乏对历史的
批判力，也弱化了因应时代需求而提出系统性建言的能力。此意识型态限制了每个时代儒
学的当代性，这也是为何虽然有中国二千年来的知识菁英穷首皓经，儒学的进化却始终缓
慢，至今仍是“思想”而不足以成“哲学”的原因之一。
被儒家所宰制的中国文明有一大特色，就是对各种知识都只有实用兴趣而无理论兴趣。因
为缺乏建构抽象知识系统的能力，文明的脚步只能以土法炼钢的方式缓慢地累积经验而前
进。在吸收佛教教义之前，儒家没有成系统的知识，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有利于优势阶
级的、缺乏人文关怀的伦理要求。正因为没有理论系统的支撑，儒学对于知识虽有实用兴
趣，却吊诡地拙于实用。所以医卜农桑工艺等“小道”在儒学的宰制与迫害下，始终无法
从实务经验发展出有系统的“自然科学”。
即使是儒家高倡的“修己安人”大道，亦无法提出可以媲美佛学、神学、欧洲哲学的知识
体系（例如：因思考“人的存在”、“善”、“群己关系”而发展出形上学、伦理学、社
会学等成系统的知识），以建构有系统的修身之道、治国之道。散列在儒家诸经的，多属
教条式的要求，所以儒教所高举的众多道德律令就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人人可投机选用
，以致沦为口号。唯一稍具雏形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也缺乏可成系统的理论予以后
继。这些反启蒙的惨况虽经理学与当代儒学而稍有改善（注一），但儿童读经教育所读诵
的“原典”，却无法窥见儒家因现代化而薄具的理性格局。正如巴黎索邦大学教授É
tienne Balázs所说：“儒学中的理性主义是有限的，中国没有西方那种运用逻辑、推理
和雄辩术的理性主义。中国缺少自然科学的问题无需详谈，很可能主要的受阻原因是儒家
的正统观念，它对智力活动造成的不良影响完全不利于任何形式的尝试和实验。”
由于儒家缺乏建构知识系统的能力，中国的文明（不论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在儒术独
尊之后就注定落后西方的命运。儒学满足了知识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共通利益，以独尊之姿
迫害诸子百家的生存空间与独特性（如道家典籍多以儒注流传），从而取得中国文化的代
表权与发言权，而后儒教信徒无一例外地将狂热的信仰对象从“儒家”延伸到“中国文化
”（被儒家父权所禁脔的中国文化）。
当被神格化的中国文明遭受异域冲击时，这群民族主义者会曲巧地捍卫其脆弱的自尊，诸
如：“欧美的强项在物质文明，若论精神文明的高度，世界无能与中国文化比肩者”，此
说与“中体西用”异曲同工。在这群狂信徒眼中，中国的精神文明必然优于四方蛮夷：面
对欧洲粲然大观的哲学、文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美学……等理论系统，他们会说
：“西方是分析、技术之学，多为世智辩聪，往往见树不见林；中国是体悟之学，乃大智
慧，对人、事、物有整全和谐的理解”。落后而不自知，难怪相较于自然科学的差距，中
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以更惊人幅度逊于西方。这种大中国主义还反映在对佛学的吸纳上。儒
学借镜佛教哲学而开启了知识系统化的初步工程（理学），面对异域知识的冲击，民族主
义者由自卑转自大：“因儒学的奠基，大乘佛教终于在中国开花结果”；这与主张“法国
哲学的精华在台湾”一样可笑。当大中国主义与返祖情结融合时，儒教徒的信仰内容不言
而喻：西不如中，今不如古，中国古代最好！
泛道德化
在社会层面，儒学缺乏建构理论系统的兴趣与能力，无法从制度面为群己关系的安顿提出
改革之道，只能反智且粗暴地将治乱兴衰归因于人的道德问题。对统治阶级而言，有“内
圣外王”之说，要求统治者必须修己希圣，才能风行草偃，使天下治。此即所谓“子率以
正，孰敢不正？”对被统治阶级而言，则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人人克己复礼（阶级之礼），天下自然安定。中国的儒生
如是书写历史：天下治，因君王有道，任用群贤（儒生），民风醇厚；天下乱，因君王失
道，宠溺奸小（宦官、后宫），民风浇漓。但事实上，中国历代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赋税
不公以致国库空虚的“贵族与儒生保障条款”，才是王朝倾灭的主因。儒家门徒无视制度
面的重大缺陷，而将治乱因素简单地泛道德化，其过不只在无知与卸责，更令人发指的，
这是为了保障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奴化人性的手段。生命的际遇，被解释为个人道德的投
射，所以大家要内求诸己、安于阶级，有余力则博施济众；而不是思考改变制度的可能性
。
这种泛道德化的主张，看似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体要求克己修身，实则重在将被统治者
奴化在自我规训的状态，弱化人民对政治的批判力，并使民众对制度不信赖（期待人治）
、对公众事物冷漠（注二）。儒学的反现代化、反民主特质，极有利于统治权力的稳固。
国民党及其附庸团体对读经教育的肯定、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复辟的期待，完全契合中国
统治者的愚民之术。Étienne Balázs的批评针针见血：“官僚们采用儒家学说，大谈敬
重别人，大讲公平互利，但这些美德只是就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至于普通百姓
，首要的美德是绝对服从。儒定伦理的精髓，造成一个家长式统治的世界，而个人的权利
、首创精神和意志自由，则完全不见了。”
总结十年读诵儒家典籍的心得：读经教育之祸，不只在教学方式；溯其源头，儒学本身
就是反启蒙、养奴性的毒品。所以对读经教育的建言就是：儒学是毒品，与其费尽巧思使
其无害，不如直说真相：“这是毒，别碰！”
（注一）从儒学原典窥其性格，原始儒学或许有某些洞见，却无力为其洞见进行清晰的论
述，甚至有轻贱语言的倾向。虽不能否认儒学知识在经历佛学与西方文明冲击后的进步，
如理学与新儒学在理论化的努力。但必须很残忍地指出，由于先天不良，儒学在21世纪的
今天，其知识性勉强走到当年柏拉图的高度。
（注二）儒学将治乱兴衰简单归因于人的道德修养，并始终在“人治”的观点下思考社会
问题。所以中国在学术方面不可能发展出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在实务
方面不会发展出以“公义平等”为理想的法治社会。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个人的主体性
被禁锢，社会的构成是以“关系”而非“人”为基本元素。由于不是从“人”发展出“人
与人的关系”，所以儒学所规范的“关系”只有不平等的“上下主从尊卑”，人的主体性
于焉消亡，“平等公义的社会制度如何可能？”也就不可能成为儒学的关怀。观察中国从
古至今对人治的渴望、对法律的不信赖、对人际网络的偏重，可以为证。
【后记】
以二千余言写就这篇对儒家性格进行整体式描述的文章，诸君绝对可从典籍与案例中找到
可能的反证。请包涵本文仅能对儒学进行总纲式的批判，无法逐步细论，也不克将例外一
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