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把这篇私人心得贴上
只是想说
优秀认真的学者还是会犯错的
对任何知识都仍得批判地吸收
要自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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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仕邦的牢骚
偶读得曹仕邦所著汉传佛教史相关书籍，觉其似亦一认眞学者，遂再借彼其他书而
阅之。于是见曹于书中对陈寅恪大夸炖煌学发一通牢骚（《中国沙门外学的研究》
页343注8，台北，东初出版社1994/11）。陈寅恪见炖煌之发现而力主其乃当时学术
之新潮流而云“未得预者”为“闭门造车”“不入流”（按：不入流本佛门语），
曹仕邦于是乎在小注发表一大通牢骚（此等事我亦为之），约略云此等炖煌文献本
属时代淘汰之余，因西人吹捧其发现方甚嚣尘上，而陈寅恪因其身份之便（得以出国、
得以利用学校文献）而效西人作此语极不公允。“仕邦看不惯这种风气”“我一生不
爱用稀有难得的史料，深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触类旁通的灵感，即使从最普通的人
人用过的典籍中也能找出新史料”“仕邦‘闭门造车’近三十年，所造大小百多辆车
子尚未见出什么毛病啊！”
其实曹仕邦爱发牢骚不轻从人的性格我很欣赏（尤其喜欢他在小注里骂人 ——可惜多
半只是影射而不实指），他所说的从最普通的典籍中找灵感我亦赞同。但，“仕邦
‘闭门造车’近三十年，所造大小百多辆车子尚未见出什么毛病啊”这句我就有异议
了。
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台北东初1992）某处云“辽无译佛经事业”（页91），
又云元朝译经“非由译场，属个人执本自译”清朝译经“固未能具译场规模”“依据者
属图伯特文字之转译本，而非梵文原本”，这老实说是出毛病了。宋代译经事业趋弱乃
至消沉之内外因素，前贤具已论矣。唯辽代“佞佛”（这当然是儒生的偏见）实际上针
对房山石经有所保护，而辽人字书《龙龛手镜》亦佛教徒针对佛经音义而作，林光明由
房山石经对梵咒做出不少成绩，焉得云无？当然林光明的作品比曹仕邦晚，但曹仕邦既
曾在澳洲学过梵语，又复自夸没毛病，也休怪人给他鸡蛋里挑骨头了。又有清当然不可
能再新译汉文佛经，但满蒙佛经可是相当有组织的事业，而且“图伯特文字之转译本，
而非梵文原本”亦不免凸显其对藏文保存梵语之无知。且不说藏字本身就可拼写梵语甚
至有特殊字符专用以转写梵语中藏语所无者，甚至非藏文而系兰札体字，在藏亦有保留。
《四库全书》总该算是各大图书馆都有一套的“最普通的人人用过的典籍”了，《钦定
同文韵统》赫然有“天竺字母”在内，又焉得云“非梵文原本”？（事实上今存梵本
除部份遗迹挖掘出者或日本保存者外，亦有大量出自西藏保存者）
我很可以理解曹仕邦讨厌那种“以稀见史料炫耀”且此种史料又非人人可得而观之的心
理。抑且我自己与这些文献保管机关周旋的经验也是一肚子窝囊气。但曹仕邦指责则
可，轻下断言自夸没毛病就不免出毛病了。
确实治史需要史识。例如近日阅得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一书，欣喜其多引稀见
史料，且明确点出乾隆帝在对廓尔喀作战中见识高出福康安一筹，指出福康安在清军未
集之前就贸然传檄哲孟雄、布鲁克巴等邦要求其共同出兵是不如乾隆帝沉稳。不过扎洛
指出乾隆帝“仅仅从时机的把握上分析还远远不够”指出其实布鲁克巴在联手抵抗拉萨
当局上其实与廓尔喀关系相当亲睦，原本就不可能是清方联结的对象，这一点或许有点
误解乾隆帝了。乾隆帝的意思正是这些观望的小邦本就不可靠，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未必理得清（拉萨当局与布鲁克巴的历次冲突在雍乾两朝可是清楚得很吧，题外话是，
乾隆把唃厮囉定位成 rgyal-sras“嘉勒斯赉”，其实 rgyal-sras 也是布鲁克巴的转世
号之一，不过我不太认同乾隆的这个拟构），要也得是清军实力让这些小邦见识到之后
再顺手请他们帮些小事。事实上即便布鲁克巴与廓尔喀有“亲睦关系”但在清廓战争中
布鲁克巴也只是观望，既拖延冷处理了清方的出兵要求却也不曾大着胆子去帮廓尔喀
（当时廓尔喀在北印亦一霸主，布鲁克巴曾连廓抗英过）。我会觉得更深层解读乾隆帝
的战略思维（以及反之，福康安就更偏向战将思维），是可以看出多一些东西的。
提罕见史料，有些时候确实不免只能间接摘引，免不了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但我觉得大
胆推测还是可行的。戊戌年初荣禄推荐了包含陈宝箴、瞿鸿禨、袁世凯、岑春煊等一大
帮优秀汉臣（也推荐了满臣裕庚），甚至想把陈夔龙从李鸿章手上调来（结果被李鸿章
拒绝，但陈夔龙与荣禄一直保持好交情），可偏偏就婉拒了有意投奔他的杨崇伊！见马
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香港中华书局繁体字本，是说，这本还是偶见简转繁的错
误，中国史的书用残体字眞是让人受不了，如今还有香港愿出正体本……）页224转引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未刊本。这种未刊本确实就不是我这种普通没身份
的家伙能看到的，但间接读到也能推测出荣禄当时的心情：汲取优秀但稳健的新派人才
（其实陈宝箴也算稳健只是交友太多），包括李鸿章的人他也爱用，但对杨崇伊这种家
伙则敬谢不敏。这很可以窥得荣禄的一些内心判准。如果没有这份罕见史料被人引用，
那眞是任由那些恶党去抹黑了。（不过即便有这书，一般知道的也不多，也只会在那叫
嚣“满洲权贵”根本不知道这内部汉人的锅也不小。）
补充：
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台北东初1992）某处云“辽无译佛经事业”
在该书第91页“辽国向无译经”。当然现有证据我不能说曹仕邦必错（但曹仕邦忽略清
朝的满蒙大藏经乃至整理藏文大藏就显然出毛病了），不过辽版汉文大藏经是今天大藏
经的重要版本，而石刻亦重要，又《辽史》有“赐高丽佛经一藏”“诏僧善知仇校高丽
所进佛经，颁行之”“夏国进贝多叶佛经”而向辽进贡者有“铁不得国”有可能即指佛
教兴盛之tibet，此皆可让人猜测辽未必无自己之翻译事业。至于有元，从其帝室人名多
采梵语观之，虽在汉文译经上或罕有，但未必全无将藏梵翻译成蒙者。（又八思巴字后
来普通蒙古人多不再学，唯僧侣保持之，当亦有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