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下出租车来到花莲车头前，那头上缠着绷带的男人望我走过来。“先生不好意思，”他
口齿有些不清地问我。
　
终于换我遇到他了。那每一个他。
　
我抬起脸来，看着他的眼睛，让他继续说下去，等他。等着他说出一个数字。像那些我在
每座城市每个火车站前听闻不同朋友传递的故事版本，“我很想回桃园，但差了六十块。
你可以帮我吗？”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六十元。我可以给他，毕竟那六十元是就在三十秒
前出租车司机找给我的，一个五十元和一个十元的硬币。我可以帮他。
　
我宁愿相信他。能够拥有心甘情愿被骗的自由，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但明明也知的－－他
就是他们，他是他们其中之一。他是每个火车站前的游魂，欠缺著回家的路钱，若他们当
真是要回家，回到工作的岗位，或者回去某个地方投靠他们的儿子或女儿。他们是车站前
的地缚灵，同每一个这辈子再也不会见面的人，索讨著无伤大雅的零钱。
　
许多人们会拒绝他们，许多人们不会。
　
我并没有犹豫。虽然我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或许并不是桃园。我伸手自口袋里掏出零钱，一
个五十元，一个五元。
　
这一切都是错的。
　
我并没有多说什么，还是将那五十五元放进他的掌心，看进去他的眼睛，同他说，这是我
仅有的零钱了。我多么想跟他说，其实一分钟前，就在我赶着同行的学弟妹们下车冲刺五
分钟后就要开的莒光号时，出租车司机错拿了两个硬币当中的，其中一个。或许是蓄意的
，或许不是。我并不介意被骗，但那确实是我身上仅有的零钱。
　
他的额头上缠着绷带，绷带底下渗出非常粗陋的优碘的痕迹。
　
他先看了看手中的五十五元，又看了看我，非常诚恳地说，“我刚从医院出来。这个周末
我回来花莲，我姓刘，叫刘查朗。昨天晚上被他们打。他们喝醉酒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但是我明天必须要回桃园去工作，我是帮人割草的。我是原住民，我妈妈是阿美族。我
少了六十块。我回不去桃园。”我听着。没有说话，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话好说，或许他正
等我掏出我的皮夹，里面有几张一百块，而我会抽出一张给他。
　
他紧紧将那五十五元攒进掌心。他的掌纹很粗，且乱，属于做粗工的，无法辨清楚任何掌
纹的手。也因此，我绝无可能看清他的命运。
　
他说，“这样我还差五块。我明天必须工作。”
　
或许他真的就是需要那六十元。
　
我远远负担得起再给他一百元。而且我不会向他要求，“请把那五十五元还给我。”那样
，他就会有一百五十五元了，他可以搭莒光号或者区间快车在深夜或明天清晨前回到桃园
，还可以先在前往月台的地下道前买个台铁便当。但那同时，我脑海中也浮现出，一个头
上绑着绷带的男人，行动迅捷地自一个揹著鲜黄色背包的台北青年手中夺走皮夹的画面。
　
我多么愿意相信他。我愿意相信每一个人，如同我相信出租车司机只是误找了零仙。然而
彻底的信任并不存在，彻底的怀疑，也是。
　
犹记得这类故事的另一种结局。正当那车站前的游魂，反复向不同的如织游人兜售著同一
类身世的变形与重写，往来的人潮里头会有突然伸出的小刀，割破女人的手袋，男人的背
包，随机地取走里头的什么财物。有一瞬间，我对他微笑起来，想像那支并不存在－－或
者尚未出现的小刀－－取走我背包里的电脑。书本。资料夹。让我一无所有。让我再把皮
夹安置在他的掌心，里头有三张百元钞票，一张五百，一张一千。
　
我想让他回家，然后换我假扮为火车站前的他们。哪怕只是一天也好。
　
只是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当他开始描述前一个夜晚如何在小吃摊被“他们”攻击，我知道
，他的故事已经干了。而我也开始想着，在等待火车启程回台北之前的两个小时，我该去
花莲街上吃点什么。
　
他想回家。而我只是饿了。
　
我笑了一笑，再次重复，真是很歹势呢，这五十五块，是我剩的零钱了。他说，好的，还
是很多谢你啊。
　
当他自我的视线边缘消失，我没去留意他是否开始寻找另一个人，报出相同的价码。六十
元，或者更多，或者更少。或者，他仅仅只是真的需要那差缺的五元。但我想，两个小时
后，当我从花莲街上用过晚餐回到火车站，那头上缠有绷带的男人仍然会在那里游荡著。
　
而届时，我才是那个正要回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