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百工图 蔡明亮：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诚品好读 更新日期:2007-03-05 记者:采访／邹欣宁 摄影／陈敏佳
蔡明亮位于永和巷弄中的工作室，是乍看寻常极了的三层楼房。在二楼的起居小间等待访问之际，骑着脚踏车的孩子对同伴的吆喝，伴随着修理纱窗纱门的叫卖声，自窗外时大时小地传进来。在这些细微的声响之间，有另一重稳定的声源自楼下悠悠飘送，是首音韵缠绵的老歌。
当蔡明亮在这些声音的底蕴中说起最新创作，很难让人不这样联想：这个当下
直如他的电影场景。环境，因着各种声音交错，更形具体鲜活，就像一位不假
修饰的演员。
而蔡明亮仿佛另一个演员，同样不假修饰地谈起那些拍摄中的所见所感；马来
西亚的故乡经验带来的强烈印象，融合这些年来对创作、对人生的体悟，最后
构成了他自认最成熟、最真实的作品──《黑眼圈》。
创作，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次“发现”，是找问题──而非找答案──的过程；
因为不够明白，所以要去找一找。
新作最引人侧目的，首先是蔡明亮“回故乡了”。不再延续过去探讨都市中人
际的疏离和孤独，这次他透过两个外劳和一个流浪汉的互动，述说彼此相濡以
沫的慰藉。
从一九九二年拍摄第一部剧情片《青少年哪吒》开始，蔡明亮始终将视线投注
于他成年后长居的台湾城市。二十多年过去，期间也曾有马来西亚的友朋询问
，为什么不回去拍戏？但对寻找题材讲究因缘际会的蔡明亮来说，契机要到九
九年亚洲大规模的经济风暴时才逐渐浮现。
“我从前就对马来西亚的外劳有种莫名的关心。”自承骨子里是个社会主义者
的蔡明亮说，每年自己都会回马来西亚住一段时间，而九九年，经济困境造成
马来西亚出现大批因失业而成为非法居留的外劳，他们通常来自印度、孟加拉
等更贫困的国家，不愿归国，想尽办法留在当地的后果，是各式各样的歧视和
不公平待遇。
“我曾在马来西亚街上遇到一个跟我妹妹差不多年纪的女乞丐和我乞讨，看到
时很难过，那么年轻，那么病恹恹！后来只要碰见，我都会给她一些钱，也知
道她原来是个外劳。几个月后我们发现她怀孕了，想找社会局来帮忙她，可是
，一看到社工的车子，她就狂奔而去，再也没出现过……我一直在想，自己到
底是做对还是做错。”蔡明亮也提到，曾亲眼看过警察盘查非法外劳的身分证
明，却不是为了拘捕，而是跟他们要钱。
“其实，不管在台湾或马来西亚，大家都不太愿意看这些外劳，只要一出事，
就会说这些人不好。但那是真的吗？”开拍之前，蔡明亮多次在吉隆坡街头进
行突击式的访问，发现多数外劳都是友善、愿意亲近和沟通的，“他不防备你
的。他们很寂寞，希望有人跟他们聊天，特别是不同族群的人愿意关心他们的
时候，他们可以就带着你去家里看他的吃穿用住、去工作的地方看他们怎么跟
同伴相处。对我来说，很像冒险，但并不危险，你反而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我
们已经失去的东西──轻松、和善、好客。”
这样的感触化为电影的出发点。于是，在《黑眼圈》中，当劳工诺曼在捡床垫
时，把受伤倒在路旁的流浪汉小康也带回家救助，那样不置一辞（因为语言不
通）却直接单纯的善意，放在台湾当下时空看，更显得格外动人。
我们老说电影要贴近人生、要表现人生……可是我觉得，电影的力量不在你把
事情讲清楚、不是你很会讲故事或讲一个很好的故事，而是来自──它的真实
感。
但蔡明亮也深知，《黑眼圈》经历五年的酝酿，自己并不只是想说一个外劳的
故事，或者反映某种社会与阶级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老是不满足、不快乐？为什么我们希望更有钱，希
望爱情永远？我在找的，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因此，蔡明亮说，
片中李康生扮演的流浪汉、陈湘琪的女佣，乃至蔡宝珠饰演的老板娘和诺曼的
劳工，都被刻意洗去角色的身分细节，就为突显他们所象征的意义。
“比如小康分饰的流浪汉和植物人，算是自由与限制的两种对立。特别是流浪
汉的角色，你无法判断他的国籍，也看不出他为什么在街上晃，只知道他一无
所有。但这一无所有，正是他的自由。”这样一个角色经过、或介入其他角色
的生活时，也开启了种种思索：“每个人都从他身上发现自己的不自由和需要
。好比诺曼，他带回小康后，发现自己需要有人陪伴，也想满足自己‘照顾人
’的需求，但是当小康痊愈后，要离开，诺曼怎么可能留住他？反过来说，你
又怎能要求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回报？”蔡明亮说，当他不断思考这些角色的关
系，发现人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慰藉，即使只是暂时的。
片中还有另一个段落，是流浪汉和女佣在烟霾灾害的环境中亲热，一方面表现
了女佣在流浪汉身上看见自己欲望出路的可能，两人的亲热却被自然灾害引起
的呼吸困难打断。蔡明亮说，拍摄这个荒谬感十足的场景时，他既好笑又悲伤
：“他们两个连接吻都像在做人工呼吸，因为环境太坏了！但我不是要讲为什
么环境那么坏，而是呈现出，这些人就是这样生活，对环境完全无能为力。”
确实，或许我们无法阻止远方因砍伐森林引起的漫天大火，却能与身边的人互
相扶持，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四字充满水的意象，而水也是最常出现在蔡明亮电影中的元素。
“我每次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笑着说，随即不无严肃地解释，“因为生
活都是一样的。都要喝水，都会看到下雨。克里希纳穆堤说，我们淋过一次雨
，就不会再淋到第二次，因为没感觉了。我就想重新找到淋雨的感觉。”蔡明
亮的说法，也暗示他的电影对“水”情有独钟的原因。
出现在《黑眼圈》里的水，是一潭幽静深沉的死水。蔡明亮勘景时发现这座隐
藏在废弃工地的水时，高兴得不得了，在他眼中，那就像是片中每个角色心底
的潭水，至于“是什么让你心底死水起了波动？”他让观众们自行在影片中寻
找解释。
创作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如果没有到四十岁，我不会拍《河流》。如果没有
一些愤怒，我不会拍《天边一朵云》。如果不是老了，我不会拍《黑眼圈》。
我喜欢这个老。
从事电影创作二十余年，蔡明亮常常每上映一部新作，就得面对正反两面的评
价，有时批判近乎攻击，他也一次又一次挺身陈辞力抗。有人说，蔡明亮的坚
持，让他“以后还有得承受”，他却颇以此自豪。
“我愈来愈意识到，拍电影是多么不自由的事情。原来，电影是为了遮住胸部
、遮住下体，遮住我们想看又不能看的东西。原来电影和我们有那样多的框框
。框框很好，它让你感觉到局限，也让你得以看见框框以外的东西。你可以选
择要做框框内还是框框外的事情。而我不想要那些框框。”这番表白，与蔡明
亮一直以来创作的核心命题──自由和牢笼──其中关联不言而喻。
即便如此，蔡明亮却微笑坦言自己近来的心境转变：“身为一个电影导演，我
这几年常感到一种莫大的幸福，因为，我可以拍一个那么长的镜头，不为了迎
合观众，也不是要挑战什么，而是因为‘我的创作需要那样的镜头’，而我敢
那样做。”
他也提到，○二年《不散》在法国上映后，一位影评人跟他说：“我想和你讨
论电影。你觉得电影是什么？电影应该释放出什么样的能量？”当时，蔡明亮
听得眼神灼亮。他感叹地说：“实在是因为，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在意这些事
情了。”
“不过我已经很幸福啦！”蔡明亮双手一摊，“拍了那么久，能跟自己喜欢的
人一起工作，一点都没改变，我真的很幸福……”他跟自己重复了一次，自顾
自地笑了起来。
电影的“草鞋运动”
○ 七年初，【好读】曾推出“2006文化事件簿”专题，回顾○六年“国片复兴
”的现象。面对国内重新勃发的电影市场，蔡明亮直率地回应：“我觉得这是
一个假象。难道你们没听过，从二三十年前就有‘国片起飞’的说法吗？”蔡
明亮回顾七○、八○年代开始，台湾从华人电影重镇垫步跃为被国际瞩目的艺
术电影创作国度，“台湾从未没人拍片过”，蔡明亮说。
然而，随着台湾的艺术电影跨上国际舞台，各种市场考量的争议也浮出台面。
当近年国内自制商业片再度萌芽，所谓的“复兴”意味票房回春，蔡明亮提出
深沉的省思：“我常在想，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一年拍一千部电影，那代表什么
？印度就是这样，它让人民可以用很少的钱看三个小时的歌舞片；如果没有歌
舞，观众会气得把椅子割破。但除了娱乐以外，电影对社会的改变是什么？”
蔡明亮始终认为，电影不该只是给观众他们本来就知道或喜欢的，而是“敢不
敢给一些新的东西”。但他也理解，近年全球电影市场面临萎缩，身为创作者
也必须面对严峻的市场问题，而他的信念是“有努力就有市场”。
“我非常用力推我的片子，特别是在台湾，我到很多学校演讲，甚至去家长会
座谈，他们说我这叫做‘勤跑基层’。”蔡明亮笑说，很多学生一开始看不懂
他的电影，但随着一部部电影的观后讨论、交流，慢慢喜欢看这样的电影了，
甚至有喜欢其他多元创作的可能性，“我在跟观众直接接触中，看到很多类似
的例子”，蔡明亮语气中有一丝欣慰：“做（推广）这件事情，不只是扩大票
房，更像是进行一场社会运动。”
他也为自己“行销兼推广教育”的行动命名为趣的名称：“草鞋革命”，渊源
于蔡明亮曾读过的一则小故事：“星云法师和一个制鞋师父买草鞋，三十元的
鞋子，他却用四十元买。草鞋师父问他为什么，他说，没人做草鞋，我也不能
帮你做，但希望你生活得更好，可以继续做草鞋。”蔡明亮说，电影创作者是
那个草鞋师父，片商则是卖鞋者，他期望观众愿意当买草鞋的人，“特别是当
你意识到有些好东西或文化可能在这世界上消失，所以你愿意购买、支持它。”
蔡明亮的记忆．阅读
就在进行访谈的起居小间内，蔡明亮有一座横跨整面墙的书架，架上中、日、
法、英等各国语文的书籍都有，多半是电影和文学相关书籍，书架旁甚至坐落
了一叠半人高的录影带，不过，这都不是他最近的阅读内容。
“最近工作忙，到处跑，比较少有完整时间读书。我大部分的阅读都是在旅行
中，看了喜欢的书，更是不会留在自己身边，多买几本一起送人。”重感情的
蔡明亮，对分享好东西一点也不吝惜，也因此，他认为这两年来读到最好看的
书──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杨绛的《我们仨》，早在阅毕后便转送给朋友
了。
去年参加威尼斯影展的时候，蔡明亮就带着《伶人往事》，他说，看完之后，
心中受到非常大的震动，一想到书中那群艺人们在文革中迭遭不幸，“幸好有
个章诒和为他们作传。如果不是她，我们就不会知道他们那么多的生活细节、
人格情操和的磨难历史……章诒和的笔，安慰了这些人的灵魂，也完成了他们
的人生。”蔡明亮还说，自己也因为这本书，对很多事情释怀，特别是得失，
“只要一想到，文革那个时代那么悲惨，就会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的。”
杨绛的《我们仨》里，则用宛如梦境的笔调追忆与已故家人有关的过去，也让
过去常深入刻画家庭成员细微情感的蔡明亮颇有感触，“人与家庭、人与人…
…那样简单、琐碎却动人的关系，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在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
重新被召唤、回返到你身边，你会记起自己和家人之间平常却又深刻的彼此需
要。”
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地，最后蔡明亮抱出一叠老歌唱片，说那是他平常就喜欢
听的音乐，其中有多张李香兰的专辑。想到在《黑眼圈》中，极其缠绵委婉的
女声悠悠唱着〈恨不相逢未嫁时〉和〈心曲〉等乐曲，再搭连上蔡明亮的阅读
偏好，仿佛可以从中看见他对于过往、记忆……不忍释手的感情。
1 《黑眼圈》上映在即，蔡明亮偕同李康生新作《帮帮我》的演员到西门町街
头宣传卖票。
2 工作是二楼的起居间，一大落蔡明亮蒐集的早期电影录影带，静静坐落在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