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907178
子宫是国家的：富国强兵，日本强制绝育的悲歌
“为防止优生学上不良之后代出生，同时保护母性之生命健康，特制定本法。
——日本优生保护法第一条（作者自译）”
去年12月月初，日本一名六十多岁的妇人公开表示，自己在十五岁时，根据当时的优
生保护法，以“遗传性智能障碍”为由，被强制结扎。由于失去生育能力，一生无法结婚
，将对此提起国赔诉讼。
根据日本律师公会联合会的调查，在该法从1948年立法到1996年废止的近五十年间，
施行了约八万四千件的绝育手术，当中有一万六千多件未经当事人同意，女性则占70%。
而本案作为首例，除了个案救济之外，也希望能让日本政府正视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
增产报国，汰弱留强”的优生政策
优生政策在日本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明治维新，国家开始将人口政策作为治理
一环。当时最为代表性的，就是以“富国强兵”为由，随着继受西方法律，一并导入堕胎
罪。
到了1930年代，为了防止“劣等人口繁衍”造成“汰强留弱”的人口反淘汰，日本民
族卫生学会公开倡议“应对精神病患与犯罪者强制绝育”，而大日本医师会，也呼吁“应
对有遗传疾患者强制绝育”。在1940年通过的“国民优生法”第一条即写着：
“为遏止患有恶质遗传疾患者增加，增加健全者人数以达提高国民素质目的，
特制定本法。”
而在战后所制定的“优生保护法”当中，在当时医界的主导之下，新法的优生学思想
反而更加浓厚。在新法当中，非遗传所导致的汉生病、精神疾病、智能障碍等均也被纳入
了绝育手术的适用范围内。
本案原告的智能障碍，是因幼年时手术麻醉的后遗症所引起，但仍被迫接受了绝育手
术。而在今年七月取得的诊断书上，记载着绝育原因为“遗传性智能障碍”，但家族中无
人有相关疾病。家属质疑，诊断书上的“遗传性”，是在当时的国家优生政策下，医师为
了手术顺利通过审查而捏造的。
“被同意”的患者与家属
根据优生保护法的规定，绝育手术是由医生基于公益向政府的审查会提出，当中虽然
有本人同意的要件，但若本人为未成年、精神疾病或智能障碍患者，则可由家属代替本人
同意。
因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在未成年时于父亲同意下，被施以绝育手术的饭冢小姐（假名
），在接受NHK采访时表示，父亲在死前，曾对痛苦一生的女儿留下一封书信，表示当时
是——
“在服从优生保护法之下，被迫盖下印章。”
记者也访问到曾经参与过术前诊断的精神科冈田医师，他则表示：
“虽然现在听起来像在找借口，但当时没有任何人觉得优生保护法有问题，
我当时也觉得对这些人进行绝育手术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样“理所当然”的气氛之下，所谓“家属或本人同意”，背后也很可能有着医师
、亲戚等旁人的压力、家人担心老后无力扶养、或者万一新生儿亦有先天疾病，将会“给
社会带来麻烦”等种种苦衷。而这些苦衷的根源，仍是社会基于优生学的歧视思想，并未
提供一个障碍者能自立安居的环境。
完结的恶法，未完的清算
1986年，在当时的身心障碍者国际（DPI）日本会议成员的呼吁下，成立了“DPI女性
身心障碍者网络”，并针对绝育与堕胎手术两大议题，提出了修改优生保护法的要求。到
了1995年，在社会运动串连以及议员们的施压下，日本政府终于在1996年通过了新的“母
性保护法”，删除了绝育手术的相关条文，国家对身心障碍者所进行的绝育手术，终于走
入历史。
然而，数十年来被夺去生育能力的受害者们，其身体与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并不会
随着修法而就此消散。在有过类似政策的德国与瑞典，均对受害者进行了道歉与补偿。但
日本政府则认为过去的绝育手术均是依法行政，政府并无过错，自无道歉或补偿的必要。
对此，运动团体则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公约对日本的审查过程，诉诸国际压力。公民政
治与权利公约（ICCPR）的审查委员会，在1998年的审查意见中，要求日本政府做出必要
的补偿，并在往后重复强调此一要求。
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的审查委员会，也在2016年的审查意见中
，要求追究加害者责任，官方道歉以及补偿。但日本政府的态度从未改变，使得受害者选
择走向法庭。
“我是为你好”
以淘汰劣等国民为宗旨的日本优生法制，除了对当事人的伤害外，也助长了社会上对
身心障碍人士的歧视结构。即便修法已届二十年，但DPI女性身心障碍网络在报告书中指
出，尽管强制绝育已遭废止，但发自“善意”的歧视依旧存在。
例如有因后天糖尿病所致的视障者，在产检时被医师以身障会遗传为由建议堕胎。也
有妇产科医师对障碍者的配偶建议，为了省却照护时清理月经的麻烦，不如拿掉子宫。甚
至也有障碍者在看诊时被医师质疑——
“障碍者怎么会有性行为。”
身心障碍者有性欲，也有权生育，其自主权并不因身心障碍而可以被任意剥夺。提供
一个障碍者亦能自主自立的环境，才是国家社会的责任。从“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转
换成诊间里、日常中的“我是为你好”，反而更显示出问题的根深蒂固。
只希望对过往的错误政策，透过司法诉诸转型正义，能够成为成功扭转歧视的第一步
。
(联合新闻网 2018-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