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有人要求重新翻译，但我觉得原波翻的意思其实跟原文没差很多
我来试试顺个稿，希望原波不要介意
嗨，各位好。
我叔叔在几年前过世了。
在丧礼过后，我在他位于克拉珀姆(Clapham)的公寓发现这张手记。
手记被塞在抽屉的底部，我不确定该如何是好。
我妈认为上面写的是真的，因为叔叔完全不是个想像力丰富的人。
他的妻子也过世了，所以没办法确认。
笔迹已经有一点晕开，我好不容易才看懂，并尽我所能地把内容打出来。
对于这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联系谁呢？
我光想着这件事，晚上都睡不好觉。
如下所述：
1995年，我和妻子住进爱尔兰西岸的一个海边小旅馆。
我们到楼下的壁炉旁喝酒时，认识了一个正在盯着火焰、棕色长发及肩的女子。
她是一个在伦敦念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我的妻子则是一位护士，所以我们有一些共通点。
我们三个一起喝了一些威士忌，好让我们在严寒的天气中能暖和些。
在她结束旅程前，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还一起吃了晚餐。
这位棕发女子最后泪眼汪汪。
她讲了一个故事，让我的背脊感到一阵哆嗦，
往后的15年间，这故事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几年前，她被伦敦桥旁的盖伊医学院录取。
身为一个伦敦东区的女孩，她得打工来支付学费。
每天上完课，她会换好衣服，
结束累人的“倒酒”轮班工作后才去图书馆。
每天晚上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一定会引起一些管理人员的注意。
她因此得到了深夜服务台的工作机会。
虽然仅提供最低薪资，但能让她读书之余赚点外快。
老旧的图书馆在夜晚时总是非常安静，只有她呼吸的声音在走廊回荡，
通常她会在念书时偷闲一下，去探索那些通道和石阶。
在某天晚上，她穿过医学院的病理学博物馆去图书馆。
她注意到通常都是大门深锁的博物馆，此时的门居然是虚掩著。
她经过一处狭窄的走道，遇到了一名坐在桌子前的中年男子。
他正在看一台掌上型电视。
她发现那名男子有唇颚裂，那是一种在出生时的脸部畸形。
他要求她离开，但在看到她的证件后，
严厉的态度不仅和缓下来，还为她导览起博物馆来。
那些装在罐中的标本通常会吓到大众，
但她毫不畏缩，即使面前是泡在福马林中保存的胎儿。
那名男子解释，他的父亲是医学院里备受尊敬的教授。
而他已经在晚上看守病理学博物馆很多年了。
夜班就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当她偶尔觉得寂寞时，
她会回去病理学博物馆的展架间逛逛。
那名男子始终都待在角落，看着他的掌上型电视。
她很欣慰自己不是孤单的。
他们很少聊天。为了打破沉默，她告诉那名男子
她即将和朋友去康沃尔(Cornwell)旅行。
他关掉电视什么也没说，看着对面的展架，
说了一句让她感到不安的话：
“永远离开了，只有这些罐子依旧在这儿。”
在她独自开车去康沃尔时，她下定决心，
从那里回来后，一定要远离那个男人。
沿着狭窄乡间小路的车程要五小时。
她得不断重新装满漏水的散热器，以防车子过热。
离家的时光是愉快的，但在海边待了许多天后，她也同样高兴能回家。
深夜出发、回伦敦的归途让人疲累。
她的眼皮沉重，且引擎就像平常一样过热了。
出发一小时后，她把车停泊在狭窄的乡间小路路肩上。
树梢的叶子成了遮蔽月光的天然棚子。
她决定要小睡一下，同时让引擎自行冷却下来。
她在车窗留了一个小缝，让夜晚的凉爽空气能吹进车里。
不消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大雨的声音吵醒了她。一个从黑暗中出现人轻拍车窗玻璃。
她忍住尖叫，并擦拭起雾的车窗，想看清楚谁在外面。
是那名在博物馆的男人，她立刻认出他的脸还有口齿不清的声音。
“只有我在这，我在附近拜访祖母，然后注意到妳的车。”
她准备降下她的车窗。
“不、不，车窗保持上锁。我可能是任何人。
我希望妳安全没事。我会帮妳叫修车工来。妳待在这里休息一下。
他们应该不会离这里太远。”
她放下狂跳个不停的心，看着他走回那片黑暗中。
一小时后，她试着睡回笼觉。
她把车窗多打开了几吋，因为她的沉重的呼吸让玻璃都起了雾。
大雨终究停歇，一切又陷入寂静。
突然一只手伸进窗户抓住她的头发，是那个在博物馆的男人。
她使尽全力尖叫、狂抓他的手然后试图把车窗关上。
在一阵慌乱的挣扎后，他把手放开，然后把脸贴上玻璃。
她不断按喇叭，求他走开。
他发现远处有其它车的灯光，没说任何话就跑进黑暗中。
她决定回伦敦后再打电话报警，
因为那晚稍早她喝了几杯红酒，她害怕酒测可能会稍微超标。
于是马不停蹄的开回去。
南华克(Southwark)的警察局拒绝受理报案。
提到院长的名字后，她的安全受到潜在的威胁。
她意识到，就算是跟警察说也不安全。
她回到工作岗位后，联系了学院院长。
电话被忽略了好几个星期，最后才转接到他的研究室。
她告诉他所发生的事，一开始对方沉默以对。
然后才开口问她，她是否重视她在大学的学业。
她强忍着委屈，希望这件事有进一步的处置，
却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答复。
随著作业开始堆积如山，她把重心放回学业上。
她在临床视察被分配到一个精神病患。
两人独处做简短评估时，那个女病患用力地抓住她的手，直直地望着她的双眼。
“妳知道的，妳应该放下这件和院长儿子有关的事情。
不然有一天妳也会和我们一样待在这里。”
她当天就害怕地离开伦敦，飞到爱尔兰那间旅馆。
我们刚认识那时，我对这女孩说的话半信半疑。
我猜想她现在已经毕业了。
在我们假期结束的两年后，我们去伦敦拜访我妻子的朋友。
她在盖伊医院当护士。她同意进一步调查这件事。
就在我快忘了有这回事的时候，在某个星期二深夜，我接到妻子朋友的来电。
她约我在我们公寓转角的乔治酒馆碰面。
我们聊的那女孩已经死了，时间仅距离那次爱尔兰相遇的五个月后。
在精神卫生法之下，她已经被解剖了。
不过事与愿违，女孩被保存在她曾经就学的同一间精神科病房。
她是自杀的，遗书上写着她已经“屈服于念书的压力”。
我的朋友在当周就辞了职。
没有任何纪录证明，院长曾经有个儿子或有人在病理学博物馆值夜班。
自从那时，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