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满喜欢这篇的氛围的
（明明就是因为故事发生在英国的关系:P）
如果有建议欢迎多多指教
原文网址：
http://www.reddit.com/r/nosleep/comments/2g3g7j/a_london_story/
嗨，大家。
我叔叔在几年前过世了。
在丧礼过后，我在他位于克拉珀姆(Clapham)的公寓发现这张手写的笔记。
它被塞在抽屉的底部。不确定该拿它怎么办。
我妈妈认为上面写的是真的。因为叔叔完全不是有创意的人。
他的妻子也过世了，所以也没有方法可以确认。
笔迹已经有一点晕开，我好不容易才看懂，并尽我所能地把它打出来。
对于这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联系谁呢？
我晚上都睡不着就是在想这件事。
如下所述：
1995年，我和妻子住进爱尔兰西岸的一个海边小旅馆。
我们到楼下的壁炉旁喝东西时，认识了一个正在凝视火焰、长棕发及肩的女子。
她是一个在伦敦念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我的妻子是一个护士，所以我们有一些相同之处。
我们三个一起喝了一些威士忌，好让我们在这个严寒的天气中能让自己暖和些。
聊了好几个小时，在她结束这次旅程前，我们一起吃了晚餐。
这位棕发女子眼角开始泛泪。
她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让我感到一阵哆嗦从背脊直下，
接下来的15年这故事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几年前，她被伦敦桥旁的盖伊的医学院录取。
身为一个伦敦东区的女孩，她得打工来支持她的学业。
每天上完课，在去图书馆前，她会换衣服，
完成一个困难的身分转变去做“倒酒(pulling pints)”的工作。
每天晚上在图书馆都待到很晚，一定会引起一些管理人员的注意。
她得到了一个晚上柜台接待的工作机会。
虽然仅提供最低薪资，但能让她边读书同时也边赚点钱。
除了一些她呼吸的声音回荡在走廊外，老旧的图书馆在夜晚时总是非常安静。
通常她在念书中间会休息一下，去探索那些通道和石阶。
在一个晚上，她穿越医学院的病理学博物馆去图书馆。
通常博物馆都是锁起来的，她注意到博物馆的门虚掩著。
经过一个狭窄的走道，她看到了一名坐在桌子前的中年男子。
他正在看一个掌上型电视。
她注意到那名男子有唇颚裂，一种在出生时的脸部畸形。
他要求她离开，但在看到一些证件后，他严厉的态度和缓下来。
他为她导览博物馆。那些装在罐中的标本通常会吓到大众，
但她没有畏缩，即使是面对装在甲醛中保存的胎儿。
那名男子解释，他的父亲是一个在医学院备受尊敬的教授。
而他已经在晚上看守病理学博物馆很多年了。
夜班持续了几个月，偶尔，当她觉得寂寞时，
她会回去病理学博物馆的展架间逛逛。
那名男子始终都待在角落，看着他的掌上型电视。
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她感到安慰。
他们很少聊天。为了打破沉默，她告诉那名男子
她即将和朋友要去康沃尔(Cornwell)旅行。
他关掉他的设备什么也没说，看着对面的展架。
他说了一些让她感到不安的话：
“已经永远离开了，只有这些罐子依然留在这里。”
自己开车去康沃尔时，她下定决心，
从那里回来后，要远离那个男人。
沿着狭窄的乡间小路的车程要五小时。
她得不断重新装满漏水的散热器，以防止车子过热。
离开家的时间是愉快的，但在海边待了许多天后，她也同样高兴能回家。
深夜出发，回去伦敦的路途让人疲累。
她的眼皮沉重，且引擎就像平常一样过热了。
出发一小时后，她把车停在狭窄的乡间小路上。
树梢的叶子形成一个棚子为她遮蔽月光。
她决定要小睡一下，同时让引擎自然冷却下来。
她在车窗留了一个小缝，让夜晚的凉爽空气能进到车子里。
在这个时刻，她睡着了。
大雨的声音把她吵醒。一个人从黑暗中出现，并轻拍玻璃。
她忍住尖叫，并擦拭起雾的车窗，想要看谁在外面。
是那名在博物馆的男人，她立刻认出他的脸还有口齿不清的声音。
“只有我在这，我去附近拜访我的祖母，然后我注意到妳的车。”
她准备降下她的车窗。
“不、不，继续锁着妳的车窗。我可能是任何人，真的。
我希望妳能够安全。我会帮妳叫一个技师来。妳待在这里然后休息一下。
他们应该不会在太远的地方。”
她让自己的心跳冷静下来，看着他走回那片黑暗中。
在她试着再度睡觉前，又过了一个小时。
她把车窗再多打开几吋，因为她的呼吸让玻璃都起了雾。
最终大雨停止了，一切又陷入寂静。
突然一只手伸进窗户抓住她的头发。是那个在博物馆的男人。
她用她所有的肺活量尖叫，她狂抓他的手然后试图把车窗关上。
在一阵慌乱的挣扎后，他把手放开，然后把他的脸贴上玻璃。
她不断按喇叭，求他走开。
他注意到附近另一台车的灯光，没有说任何话就跑进黑暗中。
她选择不报警，直到她回到伦敦，
因为那晚稍早她喝了几杯红酒，她害怕酒测可能会稍微超标。
她马不停蹄的开回去。
南华克(Southwark)的警察局拒绝受理报案。
提到院长的名字后，她的安全受到潜在的威胁。
她意识到，就算是跟警察说也不安全。
回到工作岗位，她联系学院院长。
她的电话被忽略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终于转接到他的研究室。
她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只有一阵沉默。
然后她被问到，她是否重视她在大学的学业。
强忍着眼泪，她想要这件事有进一步的处置。
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随著作业开始堆积如山，她把重心放回学业上。
临床视察她被分配到一个精神病患。
在简易评估独处时，那个女病患用力地抓住她的手，同时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
“妳知道的，妳应该放下这件和院长儿子有关的事情。
不然有一天妳也会和我们一样待在这里。”
同一天，她就害怕地离开伦敦，然后飞到爱尔兰那间旅馆。
我们刚认识那时，我对这女孩说的话半信半疑。
我猜想她现在已经毕业了。
在我们假期结束后，两年过去了，我们去伦敦拜访我妻子的朋友。
她在盖伊医院当护士。她同意进一步调查这个故事。
后来在一个星期二晚上，我接到她的来电，我几乎忘了有这件事。
她想和我在我们公寓转角的乔治酒馆碰面。
我们提到的那女孩已经在五个月前死了，就在我们于爱尔兰相遇后。
在精神卫生法之下，她已经被解剖了。
事与愿违，她被保存在她曾经在那念书的精神科病房。
她是自杀的。她的字条上写着她已经“屈服于她念书的压力”。
同一周，我的朋友离开她的工作。
没有纪录显示院长曾经有个儿子或有人在病理学博物馆值夜班。
自从那时，我再也没有回去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