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自己是觉得，台湾比较奇怪的是很容易某些人全盘接受某个理论。
: （也许是我对学界的接触还不够，这只是我目前看起来的感觉）
: 似乎对于自我反省的部份很缺乏？
: 所以很容易，某个时期的那些人都在倡导某个对现在我们来说已经过时的理论。
: 不同理论当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否也该与时并进呢？
其实台湾全盘接受某些理论是有政治脉络可循的。
所谓与时并进，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发生是因为我们并非西方社会。
也就是说，西方人因为工业社会、一战之后对生命感到苦恼而迷惘，
于是乎有卡夫卡、沙特那样的存在主义。而我们台湾那时正在与日本殖民政府对抗，
文坛主流（与五四结合的白话文学运动）是书写现实意识的写实主义。
现代主义只有在少数东京、上海留学生、台北都市知识青年才能感受到的思潮。
后来现代主义经由夏志清教授介绍到台湾来，其实也是政治性的选择。
并且那时候（五、六零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已经走入了晚期，
将要转入解构乃至戏耍的后现代多元了。
至于为什么那些学院派的外文系教授要引介现代主义，或新批评？
除了美援、反共时代因素之外，还有就是现代主义脱离现实的性质。
在那种高压的政治气氛之下，关注于文本形式的新批评才能让作家或学者有喘息的空间。
而近来又引介的“后殖民”与“女性”其实也并非过时的舶来品。
因为台湾是移民社会，又充满了许多现代和传统的过度色彩，
西方文学理论（纵使我们觉得厌烦），总是提供另外一种打破框架的新思维。
就像西方人总是厌弃马克思，认为他是预言失准又造成灾难的大魔头，
是过时而且错误的思想。
但西方政治制度有太多地方是因为社会主义而修正的，例如社会福利、保障法案等等。
换方面说，如果我们只重视自由贸易，而没有注意到第三世界被第一世界的倾销，
马克思就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援助。
因此就算说我们台湾援引、抄袭、冒用西方理论，我觉得也不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的文学深深被政治牵引著，政治又不得不和西方挂钩。
在我们还没建立属于自己的地域的学派以前，像西方取经也是难以避免的。
然后我们全盘冒用的问题总是出在（原ＰＯ说得好）：不能自省。
自觉自省原本就是西方人文精神很重要的一环：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而我们只是急功近利地吞近一堆文学理论，培养新的学舌鹦鹉。
却没看见西方传统的怀疑精神，去批判任何已知的事物。
这也是台湾的学院体制不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