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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里成长出来的人，有着草根的韧性，也有着硬挺的背脊
这本由历史学家李永炽口述、其女儿李衣云撰写的回忆录，叙说一个农家的孩子如何成为
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的生命故事，亦浓缩了一位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无役不与的公共知识分
子八十年的人生旅途，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台湾从殖民地走向本土化的凤凰涅槃的当代史
之缩影。李永炽的学思、行动与今日台湾的政治社会脉动可说同步依存，因而察看他的生
平，既可理解台湾如何由威权步向民主，亦可深知未竟之业的关键何在。
这个孩子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下，一边帮忙做农事、劈柴砍柴，一边想办法念书、上进。先
考上名校台中一中，再考上台大。到了研究所时，又努力打工，分担家计，资助弟妹念书
。从穷乡僻壤到台大念书，宛如一夜登龙门，却又因省籍、阶级、城乡差别而遭到种种排
挤，完全凭借台湾人的水牛韧性才在学界打开一片自己的天地。
最初，李永炽的边缘地位和孤独境遇是因为贫穷：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旧卡其制服缝
缝补补，补丁一层叠一层，他出于自尊考虑，从未跟同学结伴去跳舞。暑假，班上同学组
织一起去考察古迹，他却因为必须回乡下忙农活而不能参加，是唯一的例外，被说成不合
群。我非常能体会这种因穷困带来的屈辱与坚韧——我父亲比李永炽小几岁，是更加赤贫
的中国四川的农家子弟，经历过一九五零年代末的大饥荒，家中多人被饿死，后来考上重
庆大学时，他是光脚去学校报到的。
边缘的自由人李永炽与女儿李衣云。图/取自游击文化脸书
之后，李永炽一步步地“边缘化”，就是说，是身不由己的，是由台湾人这一生而有之的
身份决定的。在研究所时期，他因省籍关系而无法当上助教、无法借阅到线装书。在讲师
时期，他出国进修，却不能得到其他同事都能享受的留职留薪的待遇——这是由美国燕京
学社资助的项目，然而，持大中华沙文主义的系主任许倬云偏偏要求李永炽留职停薪。这
显然是对台湾本省人的刻意歧视。这个细节跟另一位历史教授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很相似
：他是钱穆的学生，有一次论文受钱穆的赏识，钱穆召他谈话，首先就问：“是哪个省的
人？”回答说：“是台湾人。”钱穆立即脸色阴沉，匆匆打发他离去。大概在钱穆看来，
没有文化的台湾人根本写不出好的论文来。对于这种明显的不公，李永炽只得咬牙同意，
他失去了薪水，无法资助家人，在日本留学的两年，成了全家最苦的时候。四十年后，他
才知道，父母和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吃的是自产卖不掉的小马铃薯。“母将马铃薯用水煮
了当饭吃。有时候弄到一点面粉，将把马铃薯捣碎成泥，加一点面粉和水，搓成一个类似
汤圆的小圆子，然后丢进水里加一点青菜烹煮，也是一餐。”许，这就是李登辉所说的“
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宛若学阀般高高在上的许倬云当然不会关心低贱的本省人的境况—
—数十年后，这位在美国任教多年的名教授肆无忌惮地辱骂美国的霸权，同时赞美中国的
暴政，他当然知道骂美国是受保障的言论自由，不会有任何问题，而骂了中国，他的书就
不能在中国出版了，骂谁不骂谁，他心中的算盘打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些曾经在台湾作
威作福的高级外省人，在彼岸的“真中国人”面前，立即又觉得自己矮了一等，甘愿做“
二等中国人”。
就李永炽本人来说，其边缘地位也是其自我选择的结果：“边缘有其视角，我是自我边缘
化，也不愿意进入核心。”有同事邀请他加入国民党，甚至软硬兼施地威胁说，如果他不
入党，就让他不能出国研究、不能顺利升等。他断然拒绝，因为他坚信，“入党结社本应
是出自个人意志，而国民党从私领域到公领域、无处不在的入党‘邀请’，完全体现了台
湾的独裁体制与个体的困境”。
一九八○年代末，李永炽积极参与很多社会与政治运动，台独的主张也鲜明起来。台湾的
学界与政界一向关系紧密，不仅保守势力处于优势，“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很多人都担心跟他有牵扯，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部分他认真教出来的学生，就这样跟
他划清界线，凡是仕途遇到不顺，就怪罪是老师的台独立场害了他们。但也有不怕死的学
生，依然找他指导，比如后来在学术上成就斐然的薛元化。
日本史《边缘的自由人：一个历史学者的抉择》新书发表会，邀请薛化元担任来宾。图/
新书发表会直播截图
台湾的文史哲领域，是思想最为僵化停滞的系科，“大中华”和“国民党永远正确”的观
念根深蒂固。这一点甚至比专制的中国还落后：中国的大学尽管缺乏基本的学术自由，但
相对来说文史哲领域多少保留了一点反抗精神。这种沉闷压抑的氛围，使得李永炽在台大
历史系任教四十年仍是一只“孤鸟”——二○○五年，他退休的时候，退得悄无声息，没
有欢送会，系里也没有人提出要给他名誉教授之类的头衔。台大果然是天龙国中的天龙国
。
为什么能摆脱左派意识形态的诱惑？
用香港的术语来说，包括台湾在内，华语世界的文科基本上都被“大中华胶”和“左胶”
所充斥，如果你是右派和独派，大概你就找不到容身之地。李永炽是其中少数的自由主义
者，尽管他承认自己的立场是自由主义中略偏左，但也成为左派攻伐的对象。那么，李永
炽是如何识破左派的虚妄的呢？这本回忆录中隐藏了三个思想脉络。
首先，在就读台中一中时，图书馆的《自由中国》、《自由人》、《天文台》等杂志，启
蒙了李永炽的自由思想。他尤其为胡适的自由主义所折服，胡适既反对共产党，也批评国
民党，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微弱的薪火带到台湾。大学时，他更透过学习日文，阅读了许
多日文书。研究所阶段，在大部分同学都以中国史为研究重心时，他选择当时被忌视的日
本研究，以“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为研究对象。
其次，李永炽在留学日本期间，因为左派思想仿佛具有不证自明的道德制高点，一开始全
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史学。但很快他就发现左派的虚伪和盲点。他到日本后，遇到
一名日本教授，一听他是从台湾来的，立即拒绝收他当学生。这位日本教授认为李永炽是
被蒋介石统治的，就等于是蒋介石一派的人。由此，李永炽才知道日本左派知识界的伪善
：在名义上口口声声尊重学术，却只因为自诩左派，对中国有好感，而瞧不起台湾学者。
左派标榜社会主义、同情弱小，可这些都是骗人的口号。台湾人明明就是弱势、被蒋介石
和国民党欺负，但这些日本左派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殖民地应该要怎样做”、说什么“殖
民地要独立”，但一碰到台湾，他们的主战立刻就变了，马上转向中国那边。这种亲中左
派在学界占主流地位的状况至今不变——名为“新左派”、实为“新法西斯”的中国官方
学者汪晖，虽然深陷抄袭丑闻，却照样被治学严谨的日本学界奉为大师，也是一大奇观。
李永炽在日本留学期间，亲眼目睹了左派掀起的全共斗学运，这场学运很快走向暴力泛滥
，他所尊敬的思想家丸山真男被左派学生拘禁在东京大学的教室里审问、掴掌，丸山因此
心脏病和肝炎发作住院，随即辞去东大教职。李永炽由此对左派的暴力手段深恶痛绝。在
学术上，他逐渐发现左派学者曲解史料来服从自己的观点，比如井上清写的明治维新史，
很多史料只读上半段而不读下半段，只因为前半段的史料有利于他的人民史观，后半段就
有意忽略了。这种做法等同于故意说谎。李永炽也提及日本左派作家之旗手、诺贝尔和平
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他在台湾最早翻译大江健三郎的著作，因为他欣赏这些作品本身。但
二零零九年大江访问台湾时，他却拒绝参加其研讨会，因为那时大江已非常亲中。果然，
那次研讨会中国以很大的力道介入，施加压力将对谈者由独派的李昂换成统派的朱天文，
大江则乖乖听命，并在那次会议上大肆赞美中国，而无视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
历史学者大江健三郎。网络图片
第三，李永炽也看到了台湾左派知识圈中种种不堪的情貌。他点名批评左统的代表人物陈
映真。陈一生标榜反美、反资本主义，但中国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其权贵资本主义的控
制和榨取比西方更严重，陈有没有从反帝国主义的角度去批判中国呢？当然从未有过，甚
至还公开为中共的六四屠杀辩护。陈及其追随者以替底层的人仗义执言博得美名，但李永
炽这个真正的农家子弟如此讽刺说：“‘天龙国’的人，对乡土不了解，但表现出一副特
别喜欢乡土的样子，对工人也不了解，却特别喜欢谈工人”。还有一次，李永炽在友人家
中见到陈映真，陈很享受众星捧月的地位，一个人畅谈日本，虽然一大堆都说错，讲起话
来却理直气壮。李永炽发现其人格和学养都名不符实，遂悄然离去，从此再不参与此类活
动。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除了记录李永炽的学术与社会生活，另有两章介绍日本学者丸山真男
与大冢久雄的思想，再又两章详介李永炽在日本近代史与中国思想史的教学进程。乍看或
许突兀，但李永炽坦言这其实是他最想与读者分享之处：1960年代，他留日期间曾受到多
位学者启发，以每周至少读完一本书的密度多线研读，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边缘
的自由人》里就以辩证的方式，写下这些研读历程，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对李永炽而言，大冢久雄启发了对于近代化的想法，而丸山真男的论述更进一步让他思考
所谓的个人主体与自由。这些思想若回到个人实践的层次，便是自我负责。
李永炽说，“为什么要谈那么多思想的部分，我就是要强调‘自我负责’！”从80年代至
今，他一路随着各式社会运动拚搏，坚守着台湾独立的信仰，从不避讳自己的认同取向；
提及“自我负责”的观念，他难掩对于2018年底选举的失望与忧心，“难道民主就是投下
那一票吗？人民真的有仔细思考自己为何投票吗？”民主与自由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价值
，“现在回顾，好像一个一个被破坏掉了。”
正是凭借亲身经历与学术追索，李永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思想的场域，可以画一个圆圈
，被归入极左的共产主义与被归入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殊途同归，最后都归到同一个
原点上：“到了二十世纪，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怪胎，都利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结合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李永炽口述坚守信念、强调“自我负责”精神的李永炽，难掩对2018年大选的失落。图/
韩国瑜脸书
必须反抗剥夺民众人格尊严的制度
在对抗国民党及推动本土化上，李永炽并非先知先觉。他的家中并无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
受害者，他留学日本期间阅读到各种批判国民党的书籍，也知晓海外台独运动的讯息，但
出于保住教职且帮补大家庭的考量，他并未参与这些危险的政治运动。
然而，戒严时代的台湾，只要你独立思考，就会动辄得咎，想做顺民、良民而不得。作家
王鼎钧在《文学江湖》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杯弓蛇影、“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情形，李
永炽回忆录中亦有诸多细节加以印证。李永炽不曾像王鼎钧那样被带到警备总部审讯，心
惊肉跳、夜不成寐；但他因为直言不讳，亦时时刻刻有站在悬崖边上的不安全感。他所遭
受的一次最大羞辱，反倒不是因言获罪，而是一个偶然事件：一九七二年，有一天他刚下
公共汽车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架住，他以为是课堂上发表了批评国民党的言论，结果对方一只手
就直直往他头发里插过去。他不禁问对方：“干什么？”警察说：“你头发太长，头发不
可以超出指尖。”这句话虽然非常可笑，反倒让李永炽大大松了一口气——看来不是警总
出马，虽遭羞辱，但还不至于人间蒸发。
那时，蒋介石在全社会强迫推行《国民生活须知》，警方派遣便衣在街上严查所谓的“奇
装异服”，包括留长发的男性也不能漏网。李永炽被抓之后，两个便衣将他带往对街的警
察局，一进去二话不说，有个人拿起剪刀乱剪一番，丝毫不尊重人。李永炽气得发抖，这
是他亲身经历到人为草芥的愤怒。他的邻居、作家王文兴也曾被抓去理发，一气之下索性
理了个光头。
自我膨胀的独裁者，不仅要控制民众的言论、思想，还要干涉民众的穿衣打扮乃至头发长
度。堂堂大学教授的头发，亦不能幸免于独裁者仆从之剪刀。此一事件暴露出国民党政权
的专制本质——蒋介石和毛泽东虽势不两立，却具有一大相似之处：他们自封为民众之“
导师”或“君父”，自以为负有教导民众的天职，民众若不服从，就被打成“反贼”。蒋
称毛为匪，毛亦称蒋为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的历史进程一贯如此。国民党败退台
湾之后，蒋介石反倒变本加厉地强化其中国文化本位和中国文化中心的立场。所以，李永
炽认为，台湾跟国民党在民族、国家等任何面向上都没有关系，国民党只跟腐败的中国有
关，国民党在中国失败的那一套，拿到台湾刚好和台湾的失败者结合，变成另外一种中国
系统。这个系统无助于台湾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个系统也没有因政党轮替而消失。但是
，台湾的民主要深化，就必须推倒这个系统。
在此背景下，李永炽愈发意识到，身处于资讯封闭、观念僵化的孤岛，他所能做的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将新知识引进台湾，如同当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人”那样引入西方文化，“西
化或现代化绝对不是机械式的零件替换，而是一种包括了文化、社会、个人意识的全面转
化”。于是，在教学之余，他做了许多翻译与出版的工作，从日文翻译各类优秀的文学和
思想著述，包括水牛出版社、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远景出版社诺贝尔得奖系列，以及牧
童出版社，都有他的原创作品或译著。同时，李永炽也与许多家报纸、杂志往来，参与的
专栏写作包括《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联合报》副刊、《国语日报》史地版等，后来更
参与主编《首都早报》文化版、策划《当代》杂志的创办等。
这些努力还不够，李永炽进而参加若干一线的社会政治活动，如投入客家公共事务协会、
台大教授自治运动、《中国论坛》编委、澄社、台湾教授协会、加入建国党等。在推动废
除刑法一百条运动中，他勇敢地参与总统府前面的示威活动，与一群教授、院士一起，双
手抱胸，互相勾住手臂，避免被拖开。警察用力扯开他们，两个抬一个，将他们抬上镇暴
车中，然后开到师大公馆分部丢下去。
以日本思想史和韦伯现代化理论反省台湾民主化之缺失
作为历史学者，尤其是在日本思想史上有专攻的历史学者，李永炽的回忆录中最吸引我的
部分，是他用了几个章节来论述他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的研究以及对日本思想史
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式的思考。他将日本近代史、西方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放在一
起对比研究，有了若干新的发现。
李永炽最看重的是两位日本思想家：大冢久雄启发了他对于近代化的想法，丸山真男的论
述更进一步让他思考所谓的个人主体与自由。这两位学者在左派强盛的日本学界可谓“孤
舟蓑笠翁”式的异数。
大冢久雄从自由主义、市民主义和近代化的路径，研究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其思
想属于韦伯的系统。李永炽最欣赏大冢久雄的地方在于，“他在有限的史料里看到历史的
动向，发展出其历史观，即日本所称的大冢史学”。由此，他意识到：“做历史研究时，
能使用许多史料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有没有透视的能力和观点。”大冢久雄指出，
基督教新教伦理中的克己和自制的精神是近代化必经的关卡。
丸山真男对李永炽的影响更大。丸山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眼中钉，因为他勇敢地戳破马克
思的一个重要理论根基，即上层建筑必须与下层建筑相适应。丸山认为，上层结构不必一
定要受下层结构的制约，但两者需要一起往前迈进，再互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结构。因此
，在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了脱魔咒的近代主义与自由主义。丸山真男更发现了马克思主
义的专制独裁本质——马克思主义者从未重视人道与个人主体性，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只是
为反而反，结果他们建立起来的制度却是亘古未有的暴政。
影响李永炽的两位思想家，(左)丸山真男、(右)大冢久雄。网络图片
从这两位日本思想的观点出发，李永炽发现，日本的近代化与欧美同中有异：跟中国相比
，日本为什么能在近代化中后来居上？因为日本文化传统中具有与新教伦理近似的部分。
比如，日本的净土宗有负责、尽职的影子；日本的传统中，很讲究责任感；商家制造东西
讲究信用。武士要忠君，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君，生活各方面都要非常节制，这有点
像基督新教的味道，因为新教也是把所有一切侍奉给上帝。但不同的是，在西方，上帝不
可以有形，尤其是清教徒，连拜偶像都不可以，当然也不能拜人，反权威的性格很强。这
两者发展出来的差异就非常大，大正民主式微之后，日本走上法西斯的歧途，与此有关。
李永炽概括说：“事实上在日本内部，自我负责的概念也没有发展得很完整，所以丸山真
男在经历二次大战以后，才会批评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无责任的体制’，而大冢久
雄则批评财阀主义，认为这些官商勾结是没有自我责任感的表现。他们认为日本的自我责
任感不够，自我态度生活的组织化也不够。”
与日本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缺乏与新教伦理对接的部分。李永炽指出：“中国事实
上是抗拒西方思想的，只取船坚砲利这些表层的成果，但没有相应的原理与思想配合，于
是只能复制表层的成果，无法在新的土壤上著根、创造。”所以，中国两百年的近代化进
一步、退两步，至今仍然深陷极权主义之沼泽。
那么，在东亚的舞台上，台湾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民主成就并争取更大的进步？台湾经过
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在西化和近代化的程度上远远领先于中国，但台湾的文化传统
中仍然渗入了浓得化不开的儒家专制主义成分，这正就是李永炽所指出的症结所在：“可
悲的是，反国民党的势力一直到现在也还是一样走在国民党的轨道上。”所以，李永炽致
力于研究近代的个人负责、自我组织化等议题，指出台湾应该从社会运动里面，建立起新
的社会模式、新的政治体制和自我负责机制。“唯有从内在发展出对自我负责的概念，才
能真正发展出对外的责任感，也才能真正达到一个新的、现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