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觉得类似研究都是下了一番苦功，值得尊重。
但一些用词逻辑透露出的史观与其中矛盾之处，
我还是想点出来一下。
※ 引述《Aotearoa (长白云之乡)》之铭言：
: 林爽文事件深层起因：利用内在矛盾的心机布局
: 林爽文事件发生在清乾隆51年（1787年1月16日），表面上，看似是帮会不满官府统治（或
: 欺压）而起事造反，率领武力攻占城池、杀害官员。
: 林爽文从台中近山起事，势力一度掌控几乎整个台湾西部，招致清廷下重手镇压平乱。但
: 若更深一层剖析就会发现，事件背后其实深埋著各种复杂因素，包括人群之间的对立冲突
: ，以及统治权力的介入操弄。
深层起因就是随着汉人繁衍扩张占地，势必与原住民(生番)冲突，
清廷的立场初期是一种息事宁人的隔绝政策，
问题是禁不住底层为了实质利益的行事。
怎么就成了心机布局呢?
心机立下政策叫你不要越界?
再心机追认把你纳入统治?
如果真有心机，那这心机恐怕是针对原住民的，
在麻痺对方的情况下侵占其土地。
: ［要理解清代民变的脉络，清廷在台湾实施的“三层制”治理策略是核心关键！］
: 所谓的“三层制”，就是清廷在乾隆中叶（约1760年代）建立的“三层式族群空间体制”
: ，在土地上划下界线，把在台湾生活的人群切割分治。
: 三层制的最外层沿海平原是从大陆来台开垦的汉人，内陆山区则是当时被称为“生番”的
: 高山原住民族。两者之间沿山地带，夹着汉化较深、官府控制程度较高的平埔族“熟番”
: 。为了因应边界（隘口）防守人力不足的问题，官府遂动员熟番负责守隘、护卫军工匠等
: 任务。
: 清廷治台初期经历一波内乱洗礼后，地方势力成了北京朝廷的心头大患。为了避免移垦汉
: 人在台湾势力坐大，清廷采取“分而治之”策略，设下诸多管理规范。三层制在建立之初
: ，便是要让汉人和原住民势力彼此牵制，用人群间的“内在矛盾”施行国家权力的统治。
这边说切割分治，
问题是清廷根本没法控制生番，
汉人与生番之间的关系叫做内在矛盾?
这是用现代台湾视点回头看产生的谬误吧。
用现在台湾的国族认同，
来想像当时他们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吗?
如果不隔绝，结果就是汉人拓垦速度更快，
原住民跟汉人对抗更激烈而已。
: https://i.imgur.com/T9IGDTo.jpg
: 三层制划下的地界经过多次变迁。自康熙61年立下界碑到19世纪的隘线可发现，
: 汉人势力逐渐往山区逼近，导致熟番与生番的土地逐渐限缩。为了保有辛苦开发
: 的土地田产，原住民族与汉人之间的冲突随处可见，也成为清廷用来牵制管理人
: 群的手段。
: 图｜研之有物（资料来源｜柯志明）
: 沿山私垦势力崛起！拥武自重成清廷眼中大患
: 三层制的区隔措施主要是“挑沟筑牛”用“土牛沟”划下地界，禁止汉人越界到原住民土
: 地开垦，并把居间的沿山地带划为专属熟番的夹心层。
: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来，土牛仅是高约２公尺多的土堆，原本就没有阻隔效果；
: 二来，忙于守隘的熟番需要劳动力帮忙耕作收租作为口粮、汉人移民则需要土地收益维生
: ，双方一拍即合，守边者公然“监守自盗”；三来，不少汉人会假藉军工匠名义出界，伺
: 机开垦界外土地。
这里试图把生番熟番混为一谈是故意的吧，
汉人耕种熟番土地并且缴租，这是法律认可范围，
后续并产生了实质占有土地与追认交易，这是另一条线。
但越界拓垦这是完全违反一开始分界理由的，
把这两个情况混淆，产生一种既然种熟番土地合理，
因此拓垦也差不多，几乎是刻意误导了。
然后他再用一种，守边者监守自盗的理由来分担责任，
守边者是熟番，他自己土地都没空种了，会跟你去外面拓垦吗?
就算有所谓的放人过界，那不就是因为汉人很想出去而已吗?
所以自盗了什么?
: https://i.imgur.com/rd9Whla.jpg
: 漳州（红）、泉州（紫）、客家（蓝）社群，
: 在东势角、朴仔篱界外私垦的相关位置图。
: 图｜研之有物（资料来源｜柯志明）
: 这群游走在界线内外的汉人，在无政府的三不管地带，为了获利和安全考量，往往会自我
: 武装，久而久之发展出类似帮会的“准军事组织”，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常透过武力解决
: 。
: 林爽文部众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这股新兴的沿山界外私垦势力逐渐壮大，也埋下日后
: 失控的种子。
: “划界迁民”政策变调，埋下官民冲突导火线
: 林爽文事件从规模与期程来看，称得上是清代台湾最大的民变，在民间小说中，这段历史
: 总被描写成“天地会反贼对抗朝廷”，但实际上，清廷自己却把整起事件归因于“划界迁
: 民”政策的失败。
: 乾隆皇帝自己的检讨是这样的：
: 自近年杨景素议立界限之后，将界外良田美产转畀生番；
: 生番不事耕种，内地无业游民窃渡偷垦，地方官诿之界外，不复稽察。
: 于是，奸匪尤易藏匿。（钦定平定台湾纪略:53）
: 原来在林爽文事件以前，不少汉人钻法令漏洞越界私垦，不只成为税赋黑数，也常因利益
: 纠纷而引发冲突，清廷从经济与社会治安两方面来考量，终于不得不开放界外准垦。原本
: “地下经济”的瞬间合法，却严重冲击私垦势力的既得利益。
: 要知道，这群人一直都在法外灰色地带讨生活，不熟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原本缺席的国
: 家势力一旦介入，私垦势力当然无法和那些与官方关系良好、有财有势的传统精英抗衡。
: “这就是乾隆皇帝所谓的‘弄兵之渐’！”柯志明说：“民间力量对于国家的介入感到忌
: 讳，而国家又将这些民间力量视为威胁。当政府试图解散这些组织，甚至捕杀领袖时，武
: 力冲突成为必然。”
这里发明了一个私垦势力与传统菁英对抗的关系，
难道他觉得非私垦势力下的非传统菁英都默默站在私垦势力一边吗?
当时真正自然的分界只有族群关系，
就算以私垦势力为画分，该对应的也只是非私垦势力。
越界拓垦本来就不是合法行为，
为什么会讲成好像违法应该获得补偿一样，
你违法又抗法的人，和守法的人摆在一起，
对后者来说你是搭便车+既得利益者，
你不服从清廷对你强加的秩序，
却要动员已经接受并相安无事的来跟你冒险，
这才是两边基本利益考量的差别，而不是传统菁英的问题。
所以拓垦者想反抗搞事，却难以动员原本界线内的人，
界线内的人跟清廷联合，变成义民打拓垦者。
然后又刻意发明一个拓垦者只是因为有武力，怀璧其罪，
阿难道界线内的人没武力吗?
没有的话怎么抵抗林爽文进攻的。
但以台湾械斗的历史看，本来就普遍有自我武装，
只是拓垦者的武装可能会更完备，更有组织能力。
。。
我来讲的话会是，
随着承认拓垦，试图合法化，
官府势力伸手进来，这对于拓垦势力的底层民众本来或许能接受，
但对于其中领导阶层来说是重大损失，或者会被针对，
于是他们利用拓垦建立起来的威信与组织能力，发动一波起事。
虽然初期突袭清廷成功，
但他们根本无法团结整体台湾汉人，
所以他只能以族群为轴线，争取漳州闽南人，
打的则是其它汉人族群，
结果就是后续这些人组成"义军"跟清廷的镇压军合流。
: 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建立了“权变部署”的统治原则。在几个“秘密奏折”中，可以
: 窥见清廷官方的态度：
: 台湾地方向分漳、泉、粤三庄，伊等类聚群分，遇有事端，彼此转得互为牵制。
: ……该处民情不睦，亦只可听其自然，……此意该镇道惟当默存诸心，又不可使
: 漳、泉人知觉，转启朋比为奸也。
: 设使三籍联为一气，于海外要地，转非所宜。犹幸党类区分，各不相下，遇有莠民
: 滋事，其异籍之人，必为义民，与之树敌。
: 奏折中的内容用白话来说大意是：
: 台湾人民自行分群、彼此斗争，虽然应禁止过分的仇杀相攻，
: 但没必要消弭敌对态势，发生事端时才能让各势力相互牵制。
: 此计谋不要让人民知道，以免他们团结起来。
: 柯志明认为，相对于三层制属于“常态体制”，这种仰赖汉人社会内部矛盾加以分化离间
: 的手段，可称为“权变部署”，两者相互搭配使用就是“兼用经权”。
: “从不让百姓知道看来，清廷统治者很清楚，权变部署属于‘不得已’的非常手段，并非
: 稳定可靠的治理机制。”柯志明接着补充，“然而，他们对于纵容及操弄仇恨所造成的恶
: 性循环严重性，却没有足够警觉。”
: 惨痛的代价很快就降临，台湾汉人社群间的分类械斗越演越烈，民间武力也逐渐失控，甚
: 至演变成叛乱，1862年爆发的戴潮春事件便是血淋淋的例证。
: 血流成河的案例充斥19世纪的台湾，“不只是漳、泉、客在打，最后一个个庄头都变成碉
: 堡。这是个以邻为壑的社会，甚至连亲戚之间也可以分属不同阵营、自相残杀！”柯志明
: 语气透露对过往历史的深刻遗憾。
械斗并不始于也不终于林爽文事件，
并没有一个宣扬爱台湾就能消弥对抗的方式。
真要有也只有塑造一个共同敌人这个可能性，
但这个路线具体操作上，也往往还是分化。
械斗根源其实来自于清廷对台湾控制力的不足，
不只是对汉人，也同时是对生番的无能为力，
因此容许地方武装的存在与壮大。
也是因为这个前提，
当清廷腐败的官场秩序试图向台湾势力伸手时，
台湾势力看到的是如此贫弱的力量敢索要更多利益。
双方很容易基于各自信息误差产生误判，
这算是民变起事的基础吧。
: 以史为镜：反思台湾多元族群社会现况
: https://i.imgur.com/NykF74M.jpg
: 柯志明撰写的〈祭林爽文军成仁义冢文〉，告慰死者在天之灵，
: 感谢冥冥中的因缘巧合，让他得以还原历史真相。
: 图｜柯志明
: 在完成巨作《熟番与奸民：清代台湾的治理部署与抗争政治》后，柯志明献书还愿并特别
: 写了一篇祭文，在骨骸长眠之地恭敬朗读，既告慰死者在天之灵、也感谢冥冥中的因缘巧
: 合，让他得以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即便历史真相已明，我们又能否真正记取历史教训？
: 以史为镜，我们可以审视自己所处的时空情境。柯志明认为，在三层制的演变过程中，给
: 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认清台湾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 清治时期，国家权力自外于社会之上；走到现在民主社会，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虽然较为一
: 致，但国家权力依旧可能以更幽微、难以察觉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分而治之，作为现代公民
: ，仍须保持警醒。
: 不要被分化离间，就是要凝聚对于土地的感情。从阿富汗及
: 乌俄战争我们不难学到一件事：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导弹潜艇
: ，而是人民保卫家园的决心。──柯志明
国家的权力也喜欢以一种说故事形式，
把本来就不一样的东西，想像成理所当然是一体的，
这无可厚非，
但用在历史研究上就很容易模糊了建构与分析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