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moslaa (万变蛾)》之铭言：
并没有独派的史观，只有统派的春秋笔法史观以及非统派春秋笔法的史观两种
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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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者序（节录）
读者自然会问：为什么只写当代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而不写古代的呢？答案很简单，
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并未有开拓出知识论来。知识论是一种以哲学思考来研究知识的学
问，例如知识的成素、认知的机能、范畴的作用，如何对外再建立客观而有效的知识等。
这是比较重视理论、概念的问题。中国人一向都重视实践，特别是道德实践，不重视理论
的建构。孔子的《论语》便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前面几句都涉及道德实践，只有最后的“文”，有点知识的意味。但
这是要做妥前面的几项，如果还有余暇、精力，才需要留意知识的事情。这样的思想与生
活，深入人心，对尔后有极大的影响。宋明儒讲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的重点在
道德实践，见闻之知则关联一般的知识、技术的问题。但宋明儒重视德性之知，远过于见
闻之知。至王阳明提出良知，虽有“知”一语词，但与知是完全无关，而是指道德良心，
道德理性，这尤其要在日常生活中推广、实现出来，因此便有“致良知”的说法。
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中国也出
过天文学家张卫、僧一行（张遂）、数学家祖冲之、药物学家李时珍，道教的葛洪也有一
定程度的化学知识，另外精神分析家荣格也常提到中国的冶金术。这些虽然都与科学知识
有关，但只限于李约瑟（J. Needtham）所编撰的《中学科学与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科技而已，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哲学性的知识论谈不上直接
的关连。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不是完全没有涉及知识论的问题呢？有是有的，只是涉入不深，与
西方及印度方面比较，落差很大。荀子是经验论者，他曾提过有关认知的问题，但只限于
是感性、感觉，未有进一步阐发。墨子与公孙龙子的思想，亦有某种程度的逻辑关联，但
未成系统，未能与西方的亚里斯多德的传统逻辑并列，往后发展出来的符号逻辑更不用说
了。我在这里所说的知识论，是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看的，内心有印度哲学特别是西方哲
学的知识论为参照。如现量（pratyak）与比量（anumāna）的明确区分，或感性（Sinnl
ichkeit）与知性（Verstand）的区分，
又如对时空与范畴（Kategorie）的行事作用的探讨。
依于此，在中国传统哲学成素中可以拿出来作知识论的确认便很少：光是泛泛地说“
见闻之知”是不算数的。大陆学者夏甄陶写了两书本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北京：
中国人文大学出版社，1992，1996）所提出的知识论的内容，几乎全部都不能算数。举佛
教为例子，他把天台宗智顗的止观说、华严宗法藏的妄尽还源观、禅宗慧能的无念为宗的
说法，都作知识论的思想看，也列出僧肇得般若无知观，这些都是说宗教的实践、修行项
目，与知识论扯不上关系。“般若无知”中所无掉、否定掉的“知”，才是与知性或理论
理性（theoretische Vernunft）有直接关连的知。把这种知无掉而达致的般若（prajñ
ā），是一种观照空这种终极真理的智慧，是一种睿智的直觉（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不能成就一般所理解的知识。
佛教知识论的真正奠立与发展，要到陈那（Dignāga）的《集量论》（Pramāamuccgya）
和法称（Dharmakirti）的《量评释》（Pramāarmakirti）才算是正式开始。陈那另外有
《观所缘缘论》（ambanaparik??），那是讨论认知对象的，这本书有玄奘的汉译本，但
这是翻译，不能说是表示玄奘的知识
论思想，玄奘自己撰写的《八识规矩颂》，未有充分展现他的知识论观点。夏甄陶在他的
书的上卷的〈后记〉中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丰富的知识论思想，是敷衍的说法，不
能认真解读，不能作准。与夏书的说法相对比，罗中枢的说法便比较接近事实。他在其书
《重玄之思：成玄黄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的〈导言〉中
说，认识论在中国没有像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和人生哲学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也缺少
概念的规定和理论的系统。
吴汝钧先生这本书的自序
没有知识论就视同为没有知识
传统汉文化没有知识这东西
只有零碎的技术，而无统整性的知识
没有知识那么当然没有好用的方法
这也是传统汉文化的问题
传统汉文化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只能转往僵化的道德教条作为判准依据
再来是，就好比这篇提到的
https://www.facebook.com/pangmingfui/posts/826882854101876
四、 以史为鉴的春秋笔法
台湾的历史教育，直接继承对日抗战时期教科书，其中主要质素包括下列诸项目：一
、自1890年代以来的国族建构理论，以中国为我国；二、以春秋笔法为本的历史叙述；三
、五德终始说影响下的朝代循环论与正统论。
台湾的历史教育，在用字遣词上受孔子《春秋》的影响极大，即所谓书法。传统中国
史学极强调所谓书法，如“君举必书，书法不隐”，其中所涉及的鉴戒史学，固使中国史
学光辉灿烂，但同时亦限制其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过度强调史学的鉴戒功能，使得史学侷
限于朝代循环论，以及所谓春秋笔法，最常被称道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套
书写模式被司马迁和司马光继承下来，且为历代修史者奉为圭臬。所谓春秋笔法，是一种
文字表述方式，春秋之教的重点即在“属辞比事”，举其大要，“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
于春秋者也”。所谓属辞，系指遣词造句，所谓比事，系指排比史事。属辞比事，即是笔
削的艺术。
《春秋》记战争，有伐、侵、战、围、入、灭等不同的写法；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
境曰侵，两军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社稷曰灭。同是记杀人，有
杀、诛、弑、歼等不同的写法，无罪见杀曰杀，有罪当杀曰诛，以下杀上曰弑，不留孑遗
曰歼。这是用不同的字，表达不同的历史情况，即所谓春秋笔法。举最明显的例子，如各
朝代与边族的关系，汉国攻打匈奴，写成汉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则是侵略汉国；类似的
情形，蒙古攻打中国谓之入侵或侵略，这是从征服王朝攻打华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
欧州则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类似情形，忽必略攻打日本，名之曰“远征”或
“东征”；而对日抗战时期，日本攻打中国，谓之侵略。有一段时间，台湾甚至为日本教
书未使用“侵略”而表达抗议，却遗忘了自己历史教科书里忽必略“远征”日本的叙述。
春秋的笔削，是一套特殊的历史叙事，如“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
天王狩于河阳”；其后之史书即以“狩”代替天子蒙尘，故尔晚清咸丰皇帝因英法联军逃
到热河行宫，要写成“咸丰狩于热河”；八国联军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则
写为“西狩”。“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区别内外，华夏攻打夷狄曰“
征”；夷狄打华夏则曰“侵”。吴楚之君自称王，《春秋》贬之曰子。
主观客观不分，书写历史学者的个人道德批评取代历史事实
这种研究方法当然是受到现代历史方法论的排斥
可惜的是不少统派非历史本科系的学者
常常把问题归咎于台独的政治立场以及借由诠释历史来达成政治手段的夺权上
这种论述方式不但过时而且根本不能取得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