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和“中华民族”——梁启超悔之莫及的发明】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516
文：余杰
从“汉族”到“中华民族”：20世纪最大骗局
1903年初，来自浙江的留学生鲁迅在日本剪掉象征满族统治的辫子，并拍了一张“断发照
”，送给同乡好友许寿裳，相片背后题了一首诗，有著名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
此时，各地之汉民族主义者有树立黄帝为共祖之运动。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第一期刊首
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为了把“民族国家”的起源
推得比明代更远（超越会党“反清复明”的理想），他们上溯至近五千年前的黄帝，并用
黄帝纪年取代光绪纪年和耶稣纪元（西元纪年），但计算方式并不统一。在符号学的意义
上，清朝两百六十年的“异族统治”遂被五千年的“黄帝统治”所颠覆。
其实，黄帝其人，只是神话传说，而非确实历史。更具讽刺性的是，“黄帝热”的出现，
多半与法国学者拉库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的学说传入日本有关。这位法国学者
是泛巴比伦说的提倡者，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他率领巴克
（Bak）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巴克”亦即“百姓”，乃汉民族
之前身。
此说被章太炎、黄节、蒋观云、宋教仁等人采纳，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亦相信黄帝与中国
民族缘起于昆仑山。至1915年袁世凯政府制定国歌，仍按此说，因此有“华胄从来昆仑巅
”的歌词。
拉库伯里以黄帝为中国文明奠基者，当本于《史记．五帝本纪》的帝系，与明清易代之际
拒承认满清统治合法性的王夫之所论相一致。王氏所倡黄帝界定中国“种类”畛域之说，
在晚清已成汉民族主义者的共识。革命派的黄节说：“衡阳王氏，当有明鼎革，抱种族之
痛，发愤著书，乃取轩辕肇纪，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统吾国。”而梁启超也以轩辕为本
民族肇纪：
黄帝以后，我族滋乳渐多，分布于中原，而其势不相统合……逮嬴秦兴，而中国始统于一
。
学者孙隆基指出，中华帝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在清末被强迫纳入诞生于欧陆
的近代“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因当时满汉矛盾的环境，汉族中心思想势不免成为此转
化机制。这个偏失，在民国成立后曾用“五族共和”的公式补救。
梁启超比革命党人更早意识到，汉族国家之说难以成立。且不说经过长期的种族融合之后
，神州大地上是否还存在血统纯正的“汉族”，即便真有如同希特勒所言“纯种日尔曼民
族”那样的“纯种汉族”，若仅一味彰显“汉族”之概念，“新中国”就无法继承满清帝
国的疆域和霸业——那些非汉族的族群必定谋求脱离汉族国家。那么，如何突破此一困境
，有效的“羁绊”非汉族族群？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将中国民族的
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
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
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融合、竞争最烈之时代；第三，近世史，自
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时代
。
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这个名称。他在〈论中
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
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
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中国民族
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下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
，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
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于梁启超作为“舆论界巨子”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被广为接
受并继续阐释。比如，杨度在1907年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做
出进一步阐发。杨度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认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
不如看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
大家庭。
杨度的解释堵住了梁启超的漏洞：如果从现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衡量，中华民族
差不多是一个子虚乌有、无法成立的假说，连“想像的共同体”都算不上。杨度从文化角
度来定义民族，打破了生物学和生理意义上的藩篱，创造出一个极具弹性的“文化疆域”
。但杨度的解释，又带来另一个致命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表示唯一致命的
弱点。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阿基里斯〔Achilles〕还是婴儿时，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全
身刀枪不入，因此抓住他的脚后跟，把他全身浸入斯堤克斯河〔Styx〕，但脚后跟没有沾
到河水，最后成为阿基里斯的弱点），也就是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的批评：“
中国只是一个文化，却伪装成一个国家。”
梁启超想僭越上帝的位阶，“无中生有”制造出“中华民族”来，这会有什么后果？
将魔鬼从潘多拉盒子放出来，就再也无法关回去
梁启超未曾想到的是，他发明的“新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两个新名词和新观念，如脱
轨的列车夺命狂奔，完全不受控制。此“智慧财产权”相继被他所痛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窃取，成为两党建立威权和极权统治的垫脚石。
世上真有日耳曼民族，但是希特勒将日耳曼民族打造成高等民族，结果为日耳曼民族带来
空前的灾难；世上没有“中华民族”，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用“中华民族”来为其暴政
背书——中国人虽愚蠢卑贱，却足够自私狭隘，不会轻易相信马列主义中“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的口号，国际主义在中国没有存身之地，中国人不愿出钱出力去拯救别国人，
唯有民族主义能在中国发酵，“中华民族”遂成为中国人乐此不疲的精神鸦片。
梁氏盼望打造一个没有帝制的帝国、仁慈的帝国、没有王而只有“王道”的“天下”，但
不幸的是，一旦魔鬼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面跑出来，便再也没有人能将它重新关进去了。
1926年，党军北伐，势如破竹。更可怕的是，梁启超所有风华正茂、求知若渴的孩子，都
被如魔笛般的、国共两党从苏俄那里学来的左派意识形态深深吸引、如痴如醉。梁启超早
已丧失了引导舆论走向的能力，如今连自己的孩子都很难劝服。他写了数十封长长的家书
给孩子们，劝孩子们悬崖勒马；孩子们却沉溺于热爱“新中国”和热爱“中华民族”的激
情之中，如同不久之后对希特勒行举手礼的那些“希特勒的孩子”，兴高采烈的奔向万丈
深渊。
梁启超发现，中国的历史已掌握在苏俄手中，“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
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共产党的做法是：“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
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刀俎上肉。”
1926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孩子的家书中说：“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
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车伕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
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了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
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于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
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
3月29日，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流氓一翻
，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
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共产党的邪恶超过梁启超的预
估，如果他活到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即便是老实的“老郭、老吴、唐五”们，也会被共产
党发动起来，对他恩将仇报、落井下石。
梁启超对党军北伐持全然否定态度，他已发现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附庸，共产党成了国民
党的灵魂：
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
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
，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80
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
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自黄埔军官成立以来，只有共
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
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
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
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
此时，梁启超对“新中国”的未来趋于悲观，再无世纪之初的乐观想像。他认为，“最后
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而当共产党掌权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
饿殍罢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其长期论敌章太炎写了〈挽梁任公联〉：
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上联中的“式跃在渊”，即“鱼跃于渊”，语出《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
跃于渊。”此句是说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或进或退、或上或下，像鱼在水里跳跃那样随
便。“师长责言”，指康、梁恩怨事。张勋复辟事件中，康拥护复辟，梁反对复辟。康有
为致书梁启超，对梁氏民国以来的政治表现大加抨击，梁氏念师教之恩，以“屈己”的态
度一言未发、不作反驳。
下联则是说梁启超的言论和观点反复无常，如梁自己所言“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自我”，
大概也包括梁氏发明的“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梁氏在天津与蔡锷共谋反袁举
义时，曾相约说：“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绝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绝不
立朝。”此虽为书生议论，但梁氏支持蔡锷起义和段祺瑞马厂发兵，确实瓦解了张勋复辟
，再造共和。
章太炎对梁启超有褒有贬，他看到了左派思潮的崛起与梁启超鼓吹之间的关系。不过，章
氏早年身为革命派喉舌，比作为改良派的梁氏更加激进，其晚年由左而右的转折幅度也比
梁氏更大。
梁启超晚年可谓痛定思痛，但当他醒悟过来之时，中国全面左转的趋势已无法扭转。如他
所担忧的那样，标榜“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产党，一旦打下天下，
立即“杀人如草不闻声”。
梁启超的家人与后代自不例外：梁启超二夫人王桂荃在文革中受迫害，1968年在一间阴暗
的小屋中病故；梁启超最常给其写信讨论共产党的长女梁思顺，1966年文革爆发时受迫害
自杀；长子梁思成为中共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仍然在1972年被迫
害致死；图书馆学家梁思庄文革中被揪斗，侥幸苟活，却已如行尸走肉；追随共产党、参
加新四军的梁思宁，早在1948年就被开除党籍，原因只是他是梁启超的儿子……对此，梁
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对表妹、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总结说：“梁氏家族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