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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美中贸易战比为鸦片战争，这样的“民族情感”恐怕扭曲了历史
在5月19号美中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剑拔弩张的美中贸易战看似告一段落。但在中国代表
团赴美磋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在中国的网络社群新浪微博上，出
现一张大量被转发的图片。这张图片由两张照片合成。上面一张是这次中国代表团与美国
国会议员会晤的照片，照片的左边是由刘鹤领军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右边则是美国的国会
议员。下面一张则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约时，满清官员与西方外交人员的合照，照片
中满清官员坐在右边，西方的外交人员坐在左边。
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8/6/vqrqdslxg3juavzq9zc6ugoq4kqbng.jpg?q=85&w=1080
这张图片被大量转发，甚至一度连共青团的官方微博也加入（后来遭到删除）。有趣的是
，转发这张图片的中国网友，赋予了这张图片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第一种诠释是将两张
照片对比，指出一百年前满清官员的老弱不堪，对照今日刘鹤率领中国的青壮官员与美国
白发苍苍的国会议员会晤。从这里引申出今日中国已非垂垂老矣的满清，而是正在崛起的
新兴霸权；借此也暗讽百年前的西方欧美列强，到了今日也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而第二种
诠释就没那么乐观了。在这样的诠释里，刘鹤率领的代表团仍像百年前跟列强磋商辛丑条
约的满清代表团一样，被西方强国逼迫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先不论上述哪一种诠释，更符合今日美中贸易战实际的情况。这两种诠释都反映了在中国
人心中，仍然无法忘却百年前满清面对西方列强所留下来的伤痕。这样的伤痕形塑了当代
中国所谓的“民族情感”。只要在国际上中国出了什么好事，往往就会被当成洗刷了过往
百年屈辱的象征；相反的，只要中国在国际间出了什么坏事或是遭遇了什么挫折，往往又
会拿来跟百年前的“丧权辱国”相比附。
建立在列强欺压中国下的“民族情感”
在中国过去百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历史叙事中，这样的伤痕来自于一个历史想像
：古老又富强的中国被西方船坚砲利的列强打压，最后在列强有意的瓜分之下成为了衰弱
不堪的半殖民地。
更具体来说，虽然各个版本的想像故事在细节上略有不同，但共通的过程大约是：
"过去的满清是个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古老帝国。而地理大发现后的西方发现了这个物产
丰饶的国家后，十分渴望跟满清展开贸易。在乾隆和嘉庆年间，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阿
美士德等使节团期望跟满清通商却遭到拒绝。到了道光年间，英国决定利用鸦片打开中国
市场，在遭遇林则徐的抵抗后，不惜发动鸦片战争，以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战后中国被
迫签下不平等条约，跟英国进口鸦片。鸦片的流入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各国商人
也趁机从通商口岸涌向内陆，在汉奸的帮助下鱼肉乡民，掠取经济资源，造就了满清末年
和近代中国的“积弱不振”。"
这类历史想像不仅在民间流传，甚至被编入教科书之中，被当成官方认定的历史事实教授
给下一代。在这样的教育之下，不只对岸的中国，甚至连台湾都有许多人认同这种由历史
想像建构出来的“民族情感”。
现在我们之所以敢宣称这样的历史叙事是一种“想像”，原因是出在随着近几十年世界历
史学界研究的进步，加上对“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更深入的了解。当我们回过头去看这
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引发满清在经济与政治上崩溃的实际成因，远比中国近代知识菁
英所了解的还要更复杂。因此过往这些知识菁英所认定的“事实”，到了现代已经被台湾
、西方，甚至是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证明为只是一种“想像”。
遗憾的是，这样的想像塑造了中国当前主流的“民族情感”，甚至进一步决定了当代中国
的政策方向。在中国的网络上，就出现一些拿鸦片战争来比拟美中贸易战的文章。接下来
我们就从当代世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去谈造成满清“积弱不振”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再
来对照今日美中贸易战下中国的政策方向是否正确。
19世纪西方眼中的中国市场
前面谈到对于满清末年的历史想像，其中第一个错误，就是把造成满清积弱不振的经济原
因，算在外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在大小“汉奸”的帮助下对内陆进行的经济掠夺。事实上，
对西方国家的商人来说，19世纪的中国其实是一个经商条件非常恶劣的经济体。牛津大学
的历史学者John Darwin在《帖木儿之后》一书中描述了当时西方商人眼中的中国市场：
"商业失败的风险，几乎无一处不高。极端气候、不可靠的情报、易波动的货币、海难或政
治动乱，皆加剧长距离贸易原本就有的一般风险，因此印度、中国境内欧洲商行的“阵亡
率”甚高。"
因此欧洲商人根本无法、也无意深入内陆，只能待在沿海港市专注进行大宗货物的进出口
贸易，跟内陆的贸易只能依赖跟中国本土商人交易，又因为中国本土的商人不愿意直接跟
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外商只能依赖被称作“买办”的当地中间人。在现代影视作品中只能
靠着外国人狐假虎威、可怜兮兮的汉奸，在真实历史中才是主导外商在中国经济活动的重
要角色。就算依靠中间人的帮助，外商在中国的阵亡率仍是高得吓人。到1870年代，早期
进入中国的外商在高风险的经营环境下倒到只剩下两家：
"在竞争激烈又充满变量的市场里，获利不易。企业淘汰、更替速度极快。到了1870年代，
除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太古洋行（Butterfield Swire）这两个最大的外
商之外，其他企业都已垮台，或者让位给新进来的企业。"
John Darwin认为相较于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内部凝聚力非常强的
共同体，加上满清整体国力虽然弱于西方国家，但整体资源仍足以自保。因此站在西方视
角，外国势力在19世纪并没有成功的打进中国市场，中国成功防御了来自西方的经济掠夺
。
英国鸦片倾销中国导致了白银外流？
第二个错误，是想像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让满清陷入经济困境。会出现这种想像源自
于19世纪中国发生了名为“银贵钱贱”的通货紧缩现象。这个现象让本土的金融机构钱庄
、票号大规模破产，连带造成景气萧条，冲击城市的商业与农村经济。间接导致诸如太平
天国、捻匪等变乱发生。
传统上认为是因为鸦片导致白银外流，才造成通货紧缩的现象。但在中国媒体凤凰网的历
史专题报导“重读林则徐”中，有许多中国学者提出了相当激进的翻案论点。例如河北师
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宏斌写作的〈林则徐不明白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银贵钱贱”现象
〉，或是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的教授贺力平写作的〈1840年中国只有银贵钱贱问题，并无
白银外流问题〉。这些文章都指出了鸦片进口并没有替中国制造显著的贸易逆差。
贺立平重新评估了当时满清对外贸易的数字，认为“在1838～1839年以前的22年中，中国
对外货物贸易逆差或白银外流累计总额为4,084万两，年平均186万银两。”跟传统估计当
时中国一年流出千万两白银的论点相较，贺立平认为过去鸦片造成白银外流的数字之所以
会被高估，来自于三个问题：
他们使用鸦片的国内销售价作为进口鸦片的到岸价；
他们没有联系正常货物贸易的平衡来对中国对外货物贸易的总体平衡情况进行估计；
他们对当时中国正常货物贸易的顺差情况估计不足。
贺立平认为修正后的白银外流数字，也只是反映了与欧美贸易的状况。如果再考虑中国当
时对欧洲以外市场输出商品所造成的顺差，可以断定当时根本没有白银外流的问题。更重
要的证据，来自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全面开放鸦片合法进口，照理来说应该更
加剧白银外流。但统计数字显示了1840年到1850年间，白银外流的数字逐渐趋缓，到了
1850年后，满清对外贸易反而又转回顺差。
另一位学者王宏斌进一步提出，19世纪满清发生的“银贵钱贱”现象并非跟白银在市场上
的多寡有关，而是源自于名为“杰科布定律”的经济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因为19世纪诸
如捻乱、太平天国等民变与频繁的水旱灾，让能够保值的贵金属货币价格大幅攀升。因此
这些中国学者认为，满清官员与当时的知识份子把“银贵钱贱”的现象归咎在鸦片进口所
造成的白银外流，是错误的将当时的经济现象混淆所造成的偏见。
造成清朝19世纪白银外流的恐怕是全球化
相对于中国学者认为19世纪根本没有白银外流问题的激进观点，台湾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就
显得比较保守，认为当时确实有白银外流的问题。但台湾方面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白银外流
的原因并非是因为鸦片贸易，而是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这也牵涉到第三个对清末历史的
错误想像，那就是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想像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是因为鸦片战
争战败，才向国际市场开放。
我们过去已经谈过，对于世界第一波全球化的研究，证明了早在明代中国的经济就受到全
球化贸易的影响。明朝中后期虽然政治腐败国家陷于空转，但受惠于太平洋贸易带来的大
量美洲白银，经济反而出现了爆炸性的繁荣。
而清朝其实也早在道光十九年（1939）的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卷入世界金融的漩涡中。
货币研究家张惠信在《中国货币传奇》一书中，就谈到在鸦片战争前的道光九年（1929）
，两广总督李鸿宾在奏章中提到外国的商人透过沿海的走私贸易，将银币流入满清的市场
。当时外国银币相较于清朝所通行的银两还有铜钱，具有相对强势的竞争力。
原因在于中国惯用的银两，含银量在每个地区、每个时期都不固定。虽然在有些地方银两
的含银量比等重的外国银币更高，但由于不是固定值，因此在流通上都要透过验“成色”
（含银量）这道手续再将重量按照含银比例打折使用，加上中国的银两镕铸没有固定的形
状、又常常为了找零被凿成轻重不一的小块。银两的这些性质让交易双方在每次交易时，
都要经过许多比今日外币汇兑更麻烦的手续，等于变相增加使用银两的交易成本。
相对之下，外国传来的银币虽然含银量不比中国某些地区的银两高，但含银量固定、重量
固定，这让银币不需要经过秤重、验成色折算等麻烦的手续，就能照枚数交易。于是外国
银币方便流通、减低交易成本等竞争力高于中国银两之下，逐渐取代银两成为东南各省的
流通货币。道光十五年（1935）两广总督卢坤就上奏：
"洋银一项，来自夷船，内地因其计枚定价，既不必较银色之高低又无需秤分两之轻重，远
行服贾，便于携带，是以东南沿海各省市廛通行，而粤东为夷人贸易之所用尤广。大商小
贩无不以洋银交易，海口出入向不查禁。"
这样的状况不只让满清的国内金融跟国际挂钩，更间接造成了白银外流。因为使用上的便
利，使得民间更乐意使用外国银币而非传统的银两。这种心态使得外国银币的交易价格高
于他实际的含银量，于是满清国内大量成色较高的白银，被拿去换成外国含银量较低的银
币。当时的满清官员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但无法阻止。道光十三年（1933）闽浙总督程
祖洛就上奏：
"闽省市间所用洋钱，每一元作库平纹银七钱二分，而镕净除耗实不足七钱二分之数。以内
地足色之纹银，易外夷低色之洋钱，实非民间之利。而民间习焉不察，通用已久，今若骤
行禁止，于民诸多不便，于势亦有不能。"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林满红在《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中，认为从1814
到1850年之间，清朝确实出现了白银外流的问题。从1775年开始，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停
止了从亚洲其他国家输入白银，开始单独依靠南美洲作为唯一的白银来源。
到了1808年左右，由于西班牙卷入了拿破仑战争，遭到法国入侵。因此原属西班牙殖民地
的南美各国，纷纷开始了独立运动。战争与政治动荡造成了南美洲白银的供应出现波动，
自然也使得满清的白银输入出现问题。
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陈国栋提到，到了1820年左右，英国开始采用金本位制，放弃以白银
作为主要通货。1857年美国也通过《铸币法案》（Coinage Act of 1857）禁止外国银元
在本国流通。在全球市场上白银又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因此到了1850年间过剩的白银又
重新涌入中国，于是满清银贵钱贱的问题得到解决。
可以看到，纵使在19世纪中国是否出现白银外流的问题，台湾与中国不同学者间存在不同
的看法。但各方研究都一致同意“鸦片贸易造成白银外流”这个在历史课本里行之有年的
观点并不是事实。林满红本人在其他媒体的专访中，也提到1850到1887年间鸦片的进口量
是1814到1850年的两倍，但这时白银回流中国的数量却是之前流出量的两倍。这点也跟前
面引述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符。
无论古今，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都来自内部
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重新探讨清末积弱不振的真实情况，原因出在今日中国面对世界的
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被过去错误的历史想像所左右。在面对西方国家时，中国习惯
自居于受害者的角色，把西方想像成单方面带有恶意的侵略者。在今日中国的政治宣传中
，仍是把西方称为“帝国主义者”，时时刻刻当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
探究这样的心理，中国对近代史的解读或许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可是当我们透过现代
的历史研究去还原当时的情况，可以发现真实的情况跟过去主流的历史想像有相当的距离
。满清时代的积弱不振，与其说主因是受到外国势力恶意的侵略，更不如说是中国自身的
问题，让满清无法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像是当时中国相对落后的银两制度，让清朝面对外国银元的流入毫无招架之力，造成了国
际白银的波动直接重创19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虽然19世纪末在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满
清也尝试自铸银元对抗，但为时已晚。又像是中国在19世纪人口过剩造成的土地兼并加剧
，以及明末蕃薯、马铃薯传入后清代山坡地滥垦造成水旱灾频仍的问题，都让国内政治动
荡演变成内战，进一步让中国的经济状况恶化。
对照今日的美中贸易战，在中国官媒的定调之下，仍是把这场贸易冲突当成是“抵御外侮
”的战争。但这场贸易冲突的成因，反映的其实是智慧财产权在中国长期缺乏保障，以及
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等种种问题。所以解决之道，也应该是中国政府建立更健全的制度
去解决智财权问题以及让经济更进一步的自由化。
但中国的做法却是反其道而行，把外国政府对中国制度提出的挑战当作是对中国的攻击，
用民族主义的宣传话术把经济改革的问题转化成是民族复兴的问题。像是中国政府近几年
力推的“人民币国际化”，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一项政策确实对中国运用国际资本还有
控制国际金融风险有所助益。但这项政策的成败，取决于人民币是否能受到国际市场的信
任。
人民币如果要取得全球市场的信任，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建立空开透明的金融体系，以及
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脚步。然而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坏帐率过高、国营企业超贷、政府过
度控制金融市场等问题，都是阻碍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原因。但在中国国内，却将人民币
国际化当成是建立大国地位的象征，把人民币国际化之类的金融问题转化为民族复兴的政
治问题。
在这样的气氛下，像是宋鸿兵《货币战争》之类把世界金融当成国际阴谋的小说，反而在
中国民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将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把中国在国际上所遇到的挫折
、挑战都简化为外国势力的恶意打压，而非反省并完善自身体制的契机。
但这样的意识其实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像清末义和团高呼“扶清灭洋”，其实并无
助于打破满清积弱不振的局面一样。因为中国真正的问题其实在内部而不在外部，就像解
决美中贸易摩擦，中国该做的也是借机建立完善的智财制度、整肃对企业过度干预的法规
、整顿中国经济里的裙带关系。
当一切复杂的问题，都被简化成是一场民族大义的对外战争，这反而显示了当代中国恐怕
跟1901年的满清相差无几，仍然是一个自满于封闭的自我意识，希望藉著“民气可用”来
面对全球化冲击的颟顸帝国。今天的中国如果要避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恐怕还应该早点走
出时时提防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意识，以务实的经济政策取代过多的民族意识形态
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