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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
第六章 一从世变陵谷新
到了万历年间，曾经一度辉煌的黄册制度已是病入膏肓。地方上豪强官吏肆虐，根本收不
上来册籍；就算收上来，也来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内容也不合格；就算内容合格，
也会因为驳查想敛财而被强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顺利入库，几年以后不是被水泡烂就是
被老鼠虫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运，侥幸逃过天灾，也没什么用。如前情所述，那种风气下攒造出来黄册
，通篇充斥着埋没、飞走、诡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无法反应基层的真实情况。万
历三大贤之一的吕干，直言不讳地指出：“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旧稽新，漫无可考”
。
比如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起洪武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降低了五分之三
。江南重镇应天府更夸张，嘉靖末年的户口数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到了万历一朝，则只
有正德五分之一。
注意，这只是黄册账面上的数据。
实际上这些地区一无战乱、二无天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大户通过包荫、冒合
、逃户、隐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长数给藏起来了。再加上大明对民众的禁锢太严，极度
追求稳定，物极必然，反而导致了逃户的盛行。
正所谓“民不胜弊，破资鬻产，逃亡相踵。” 这些放弃户籍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离开原
籍，四处游荡，形成明中、后期蔚为壮观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生活，叫做“船居浮荡”。老百姓从原籍逃出之后，全家就
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上飘荡。地方官府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
税了。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做实征文册，也叫白册
，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
。《户口总论》里谈及此事：“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徭，自为
一册，号曰白册。”
朝廷反复索要过许多次白册，甚至动过以白替黄的心思，可地方阳奉阴违，抵死不从，这
事一直没成。
白册交不上来，黄册又紊乱疏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决策，怎么可能准
确？以至于时人嘲讽说“有司专租庸于下，朝廷握虚数于上”，说黄册是废纸一堆，亦不
为过。
随着黄册的失效，在中枢朝廷眼里，整个天下不再透明，慢慢变得模糊而扭曲。接下来，
会变得怎样？
嘉靖二十九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万文彩如此警告道：“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
豪强得计，良弱受害。生民之聚散，国计之盈缩，恒必由之，诚必细故。”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
沦为空谈。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
各种手段，拚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成化二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
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做上，以亡为存。殊不思
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
出银。故一立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
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
赋易供，而其民常逸。” 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
种名目。他掰著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伕役、驿传、兵役、饷
费……等等，随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一直愈演愈
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只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
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肿瘤标志物之一。
黄册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越多，形成一张
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
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
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
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
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而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就连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用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
赋役比例。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辞严地质问海瑞：“
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
有也。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
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
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按照原来的规矩
，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
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如果
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一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要出五个人（三个按丁数+两个
按田亩）。这样赵二无从逃避，王叙也可免于负担过重而破产，达到公平。
而且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
，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
点粮食换银子。
至于这笔徭役银的征缴解送，也不必经过里长、粮长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
，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
这还只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
亩结算。这样一来，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从此彻底均平——当然，
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
黄册的全名叫做赋役黄册，主要记录户数丁口，朝廷可以拿着黄册按人头征派徭役。如果
现在徭役不用数人头了，全都要并入田亩结算，那么朝廷只要整饬鱼鳞图册就够了，还要
黄册干嘛？
张居正执政多年，知道黄册已经糟烂成什么鬼样子。他明白这玩意已经没法治了，索性抛
开它另起炉灶，建起了新的“条鞭赋役册”，又叫“赋役全书”。这是一套以田亩为基础
的赋役分配制度，用来配合一条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
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于越发汹涌
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
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
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
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大明官场——好吧，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适用——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
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
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说个万历十年四川酉阳宣抚司的故事吧。
酉阳宣抚司就是如今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重庆东南方向。
宣抚司这个建制，是大明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朝廷封当地土司
一个官衔，允许世袭，承认其对宣抚司领土的管辖。而土司则必须向朝廷纳税，以彰显大
明的统治权。比如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就是播州当地土司杨应龙搞起来的。
洪武年造黄册的时候，朱元璋考虑到这些土司地区的特殊性，没有急于在这些地方推行。
到了永乐国势稳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黄册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到土司辖区里去。
从这段时期开始，酉阳也每十年攒造黄册一次。宣抚司的控制权，慢慢从土司手里，转到
汉人流官手中——此即改土归流。不过酉阳地区地形复杂，土民散聚，在宣抚司之下仍有
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别把持着各处村落。
万历十年，酉阳宣抚司又接到旨意，要攒造黄册。该司迅速把任务下发，没想到其中一个
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杨正魁，算是当地一个小土司。他主持攒造黄册时，偷偷篡改了本洞的
户籍，不再归属酉阳宣抚司，而是改隶重庆卫。
之前咱们介绍过，这是民间常用的一种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隶重庆卫之后，从此不受
酉阳宣抚司管辖，这边再催缴什么钱粮，可以置之不理。至于重庆卫那边，人家压根不知
道有这么回事，自然也不可能来酉阳要钱。
石耶洞的黄册送出去之后，没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这一关就被拦下来了。布政司不傻，
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驳回要求重做。
酉阳宣抚司派了一个叫杨秀忠的人，去石耶洞传达省里的指示。不料杨正魁胆大妄为，把
杨秀忠痛打了一顿，扯碎文书撵回来了。宣抚司大怒，又先后派了几波人去。杨正魁坚决
不从，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对。
这种地头蛇横起来，宣抚司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向上级巡抚、巡按求援。很快上面
派了两个官员，一个是负责黄册督造的参议，姓王；还有一个是南川县的典史，叫龚仪。
省里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必须严查。不过酉阳地区太敏感，不好大张旗鼓派大人物下来
，请王参议和龚典史来，官职不大不小，双方转圜余地也大。
不料杨正魁是个混不吝，居然在当地拉起了一支军队，冲著两个人痛骂起来：“有你这吏
员出身典吏，岂足挂齿。就是巡抚来，也不过如此。怎磨得我甘结黄册，怎肯输造？”—
—嚣张之情，溢于言表。
注意，这句话可不是笔者原创或刻意渲染，而是杨正魁的原话，真真切切记录在了黄册库
给万历皇帝的奏疏里。
那两个官哪见过这阵仗，吓得连滚带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烦了，酉阳土人动辄闹事
，若激起民变，如之奈何？几位布政司大员商量了一通，想出一个踢皮球的方案：把这本
黄册送到后湖，请黄册库予以查实，石耶洞到底归属哪里。
乍一看，这一招纯属脱裤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阳境内，怎么可能划归重庆卫？明摆着的
事，还用得着查实吗？可仔细一想，四川布政司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们立刻派兵去征剿，这叫“衅自我开”，布政司得负领导责任。如果先把黄册送去后
湖，让那边以“户籍可疑”的理由驳回来，布政司再去收拾杨正魁，便师出有名了。就算
酿成民变，朝廷查问下来，布政司也可以解释，闹事的源头是黄册驳查。
黄册库并不清楚这些弯弯绕绕，真的去认真查了一下。发现石耶洞这个地方，从永乐十年
开始，以酉阳宣抚司下辖长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税。至今已经攒造了十七期黄册，记录
清清楚楚，无可争辩。
布政司拿着这个回复，又去找杨正魁谈，“谈”的结果自然不尽人意。布政司不敢擅专，
把这事上报中央，询问该怎么处置才好。
这次上报，正赶上张居正去世不久。万历忙着搞清算，内阁无暇顾及别的，遂给了一个敷
衍了事的批覆：“石耶土司，照旧例酉阳宣抚。如再抗违，重治不饶。”
这种软绵绵的批覆，对下面简直毫无威慑。石耶洞就这么赖在重庆卫的名册上，谁也拿杨
应魁没办法。
一直到三年之后，朝局稳定了，朝廷才想起来秋后算账。这次出马的，是重庆卫的两名指
挥，他们带着兵，强行把石耶洞的黄册改回去。
到了这地步，杨应魁仍不肯服软。他拒绝在黄册上签字，反而派了弟弟杨正敷去重庆，贿
赂了另外一个指挥刘光先，让他出具证明，证明石耶洞实属重庆卫。这份证明送到后湖黄
册库，主管都疯了，见过造假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造假。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
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
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能
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杨应魁一案，是掀在明面儿上的黄册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官衙互相推诿的秉性。
有人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或任凭里书人役假公科敛，迁延作弊；或系差
人领解在外，将罪赎银两挪移侵欺。州、县正官既不暇亲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领。该道
监司又不肯时行比较，而视为故事虚文。一遇升迁，则云原无瓜代之期，公然而去；问之
接管，则云此系前官之事，与我无干。彼此推诿，上下因循。”
可见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了。它除了会用驳费创收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
在万历后期、天启和崇祯三朝，后湖黄册库一如既往，时时上疏，呼吁严查黄册弊端，朝
廷也煞有其事地下文训诫。不过无论皇上还是满朝臣工包括黄册库自己，都明白这就只是
刷刷存在感，并没有什么人当真。
黄册地位跌落如此，地方上攒造时的态度，自然更加虚应故事，胡乱敷衍。
明清鼎革之后，到了顺治十三年，户部尚书孙廷铨向顺治皇帝汇报天下户籍情况。顺治问
他，是否蒐集到了前明黄册户籍文件？孙廷铨苦笑着回答说，他蒐罗到一些府县在崇祯十
五年攒造的黄册，里面的户口和数字，居然是原样照抄洪武年的册籍，一模一样。
这些官员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不做了，随便复印了几份老档去应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
想见崇祯后期，地方管理混乱已到了什么地步。
更有趣的是，孙廷铨还找到一本黄册，上面赫然写着“崇祯二十四年”字样。这说明地方
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来几期的都造完搁著，到了时间再交。
孙将这种作法幽默地称为“遥度”。可惜那些官员们“遥度”的还不够长远，大明到了崇
祯十七年就亡了，这本崇祯二十四年造黄册，变成了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
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
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性格，也无法逆转
血管劣化的趋势。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却越来越多，到最后
，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
命力。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
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塞，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
中的悲剧。
北方的天子已经自缢而死，而后湖黄册库的命运，却还没彻底终结。
在这一年，后湖黄册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册库七百间，遍布于后湖诸岛之上。从洪武十四
年至崇祯十五年，一共攒造了二十七期，历代累积黄册一百七十九万七千册，达到了历史
巅峰。
可惜的是，它与大明命运纠葛太过深切，注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毁灭的宿命。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汹汹南下，旦夕可
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备战工作。
位于北城墙之外的后湖黄册库，在此时已经毫无用处。有人提议，不如把那些黄册拿出来
废物利用一下。于是禁绝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黄册库，终于撤去了封锁，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们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
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
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棉纸搓成细条蘸
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
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冑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
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南
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
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
国祚等同。
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像吗？几乎每一个
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
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们、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
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
早已化为一抟黄土，可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
。
在这一座黄册库里，记录著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涨。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
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
死。其存储之钜、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蹟。
其实严格来说，死去的只是黄册库这个功能，实体依然还在。弘光朝廷太过仓促，只来得
及消耗掉库存黄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册籍还好好地搁在库房里。
清军进入南京之后，第一时间控制住了黄册库。顺治皇帝还特意提醒主帅多铎：“南京各
衙门图书史册……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用心手掌，不许乘机抽毁，致稽难考。
”
清军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拿这地方干嘛用，便暂时搁著。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后，清廷才想
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后湖册库等着处理。
顺治皇帝原本指望能从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档案，用来重括天下户籍，就像朱元璋当年做得
那样。可清点一番之后，顺治君臣失望地发现：天启、崇祯两朝的黄册形同废纸，毫无参
考价值，至于再往前的册籍数据，更是朽烂不堪用了。
既然没什么用，这么多纸放在那也是浪费，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过来，从黄
册库里变卖了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斤册籍——你没看错，是论斤卖的——得银一万六千
六百六十五两。
黄册每册约重四斤，也就是说工部一次就处理掉了十三万八千册。平均下来，一本黄册能
折不到一钱的银子。比起造价，这可真是贱卖了。
当然，工部是无所谓，反正这是前朝的存货，没成本的。
吃到甜头之后，大清臣工把黄册库当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宝山。很快靖南王耿继茂请求提
供军备，朝廷大手一挥，给他送去了七十二万八千五百斤，折银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五两。
紧接着，江南总督马国柱申请要造火药、火箭，又讨走了五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
江巡抚陈锦看着眼红，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两百四十八斤黄册。户部闻之大怒，揪住陈
锦要求赔偿，而且不许赔黄册，得赔折银一百二十七两四钱四分……
就这么东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后湖黄册库终于被搬了个精光。
这还只是大数。南京当地的居民也趁著兵荒马乱之际，偷偷潜入后湖，零零碎碎地盗取黄
册出来。这些册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随意叫卖。
当时南京城里有一位遗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国家重典竟沦为街头垃圾，心
中沉痛，忍不住写下了一首《负版行》：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
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
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
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
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
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爨，永无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
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
这首诗，可以算作是后湖黄册库最后的挽歌吧。
清廷对南京没有兴趣，更不会把自家档案库建在这里。后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湖
泊罢了，不需要去特别对待。黄册被搬空之后，往日鳞次栉比的册库架阁，也被逐一拆光
烧尽，毛老人庙和诸多附属设施慢慢荒弃坍塌，就连后湖这个名字，也变成了玄武湖，后
来为了避玄烨的讳，又改称元武湖。
就这样，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四年的与世隔绝之后，玄武湖重新成为一处游人如织的风雅景
点，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奇梦。
黄册库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可黄册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点余绪。
绝大部分后湖库存黄册，在顺治初年便因为种种原因而湮灭，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册籍逃
过一劫，流散到了民间。
康熙登基之后，筹修明史，向民间征集前明的各种资料，很快蒐罗到了一大批包括户口册
籍、奏疏题本、邸报塘报在内的明代文书。据当时的记载，这批资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
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
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
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
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
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
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画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
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无人
问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
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
，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
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
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捡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
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
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
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
，还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
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
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
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册库的日子。
尾声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需要介绍。
弘治年间，四川合州有一位叫赵官的小孩。他听在中原做过官的长辈讲，金陵城边上有个
后湖，后湖里藏着铜版册，不是公事的话没人能进去，普通人只能远远望着，俨然如仙山
一般。年幼的赵官将信未信，但印象极深。
到了正德六年，赵官进京赶考，一举考中了二甲第一名，仅次于状元、榜眼和探花。他被
分配到了南京，担任户科给事中，主管后湖黄册库。童年的幻想，就这么突然出现在眼前
，这奇妙的命运境遇，让赵官惊喜莫名。
大概是因为多了一层童年的情怀，赵官对后湖黄册库格外上心，一到任便做了几件大事：
将厨房从中洲转移到荒洲，制订了严厉细致的防火条款。全靠他打下的基础，后湖黄册库
二百余年运营，不曾发生过一次火灾。他还积极上书，要求改善驳查监生生活环境，严查
黄册舞弊等等，总之是个闲不住的人。
赵官太喜欢后湖了，他觉得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册籍库，如果不为它写点什么，未免太可
惜了。用赵官自己的话说就是：“惜历年既远，诸例散逸、磨灭，而莫肯为之志者，使夫
有事于湖者，茫然无所执持，懵然无所遵守。”
赵官找到一位叫杨廉的学者，说我打算为后湖修一部志。杨廉是在《明史》里有传的大人
物，也曾担任过一任后湖主官。他对赵官的这个想法大为赞赏，鼓励他说你来写，我帮你
校订。得了前辈背书，赵官士气大振，叫上他的副手——眉州人赵济宽一起，利用工作余
暇蒐罗一切相关资料。
这件没有酬劳的业余工作持续了两年，先后八次修改，最终在正德九年成稿，定名为《后
湖志》，一共八卷。
此书名字虽然看起来像地理志，其实里面主要收录了黄册库的沿革掌故、黄册典籍变化、
以及后湖主官与朝廷之间的奏疏公文往来，还附了与后湖有关的诗文二卷——与其说是后
湖志，毋宁说是一部后湖黄册库史。
书成之后，赵官拿去请杨廉校对，不料却惊动了一位更厉害的人物，叫罗钦顺。罗钦顺是
江右大儒，号“整庵”，曾与王阳明书信辩论良知之说。他看到《后湖志》后，颇为欣赏
，称赞说“自今以往有事于湖上者，既得有所据，以适夫损益之宜，以谨厥藏，将永永无
弊。” 并欣然为之做序。
赵官此举，也得到了继任者们的认同。在他之后，嘉靖二十八年的后湖主官万文彩、李万
实在其基础上，增补了正德、嘉靖两朝文件；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又有陆凤仪再次修订。
此后万历、天启两朝，也有人不断增补，遂形成了现存的《后湖志》规模。可惜崇祯一朝
，黄册形同虚设，后湖主官也没什么心思继续增补，以致缺少了明末一部分。
《后湖志》是研究明代黄册最直接、最权威也最详实的一手资料。其他史书论述至此，要
么概略一说，语焉不详，要么高屋建瓴，深究其意义，不及其余。只有《后湖志》里提供
了大量有趣的细节，细到册库工食如何分发、驳查监生吃饭如何解决、黄册纸里夹带了什
么原料，朝廷挪用本库银两用的什么借口等等。
本文写作所提及的大量事蹟，几乎皆从《后湖志》中得来。我一直觉得，在历史的宏大叙
事之外，我们也需要这些琐碎细节。只有从细节里，才能还原出一个生动、真实的黄册图
景，进而从黄册库的变迁争吵中，管窥到大明兴衰起伏的规律成因。
我在一次意外的机会得到《后湖志》，一读之下，大为喜欢，遂有了动笔写写的念头。通
读了《后湖志》数遍，查阅了大量前辈文献，又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特意跑到玄武
湖逛了一圈。
玄武湖如今在梁州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
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
可见不欲让黄册库被历史忘记的人，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另外要特别感谢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
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
、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
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
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这篇成文，也是希望能让吴先生的成果不致唐捐，能被人一直记住。
附部分参考论文如下：
何柄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
、《明代粮长制度》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
李新峰：《明初每里甲的数量与轮役方式》
栾成显：《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明代黄册研究》
饶伟新《明代军灶籍考论》
胡铁球等《婺州鱼鳞图册的遗存与研究》
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
黄忠鑫：《在政区和社区之间》
赵金敏：《馆藏明代户帖、清册供单和黄册残稿》
赵小强：《后湖黄册库藏册编号未用千文架阁法原因探析》
赵践： 《记明代赋役档案_黄册的最后遭遇》
宋菲： 《论明代后湖黄册库的档案保护与提供利用》
王毓铨：《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
张志斌：《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
秦新林：《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孔繁敏：《明代赋役供单与黄册残件辑考》
赵金敏：《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
宋菲： 《明代黄册库设置状况及管理制度研究》
贾振民：《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
李源： 《赵官与后湖黄册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