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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说道：“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
，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著重科学技术方面……每
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
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一位台湾的科技史学者也认为，中国“第一千禧之后的三百年（即两宋时期，元代的科
技成就基本上来自宋代余绪），所产生的第一流科学家竟占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38%，宋
元之际的科技成就可见一斑”。
生活于北宋的沈括，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对天文、历法
、地质、光学、医学、数学等领域都有过人的研究，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发现磁
针在指南的时候，“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对地磁偏角的发现。
他又发现，日月星体为球形，月球并不发光，其光亮来自太阳光的反射：“日月之形如
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
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
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梦溪笔谈》）假如不
是对大自然的奥秘有着赤子一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恐怕沈括不会有那么新奇的发现。
我们从许多宋代士大夫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好奇心与求知欲，比如朱熹，他自述说：
“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
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
未知那壁后是何物？”（《朱子语类》卷九四）今人只知道朱熹是一名理学家，却不知
他终生都对探究宇宙奥妙保持着一颗好奇心。我觉得正是这种好奇心构成宋代科技发明
的驱动力。
宋朝政府没有像明清统治者那样将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加以禁绝；恰恰相反，
朝廷常常对出色的科技发明者给予奖励，如冯继升改良了火药法，朝廷赐衣物束帛。在
科技领域有突出才能的人通常会被列入“奇才异行”名录，可以直接选拔进政府机构。
政府还有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在中央一级设立了多种专科学校，包括医学院、算学（数
学）院、天文历法学校、武学院等，隶属于国子监。又实行奖学金制度，如医学院学生
成绩为上等者，每月给钱十五贯，中等者给钱十贯，下等者给钱五贯。
地方的州县学校也设置了科学课程，胡瑗主持湖州州学时，便将州学分为“经义”、“
治事”两斋，其中“治事”斋开设治民、讲武、堰水和算历四项课程，要求学生“各治
一事，又兼摄一事”。宋代的书院也有科学课程，一生都致力于书院建设的朱熹主张：
“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
个规模大概。”（《朱子语类》卷一一七）我们以为古代的国子监、州县学、书院教授
的仅仅是儒家经义，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象。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宋代时，形成一座高峰，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宋朝对
科技教育的重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中国科技教育的衰落是从元明清三朝开始的，元朝的治理术非常粗糙，不过两宋科研余
绪尚未断绝。流氓无产者出身的朱元璋则对“奇技淫巧”抱有敌意，《明史·天文志》
载，“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
益而碎之”。这一先进的技术因此失传。明初国子监一度还开设律学课，但很快就被踢
出课程表，学校不再教授数学课。到晚明时，士大夫群体才恢复了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兴
趣，这才有了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出版。但入清之后
，清廷又对科技探索采取了压制的态度。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道：“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
人著了先鞭呢？”也许答案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