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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夜晚，集中营的初夜让我的一生变成漫漫长夜，并且重重锁上。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烟雾。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小孩的脸庞，他们的身体在静谧的蓝空下变成一缕青烟。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火焰，它将一辈子蚕食我的信仰。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寂寥的夜晚，它们让我永久丧失生存的欲念。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瞬间，它们扼杀我的上帝和我的灵魂，让我的梦想化成荒漠。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即使我注定活得跟上帝一样苍老，我永远也忘不了。
永远。”
所谓集中营，是把人当作牲畜一般管理的地区，在这里没有人性也没有人道，只有畜生的管理技术，这些人要挖掘地洞，这将是他们长眠之处；这些人要不断地工作，重复无意义的命令，因为他们被当作能被制约的动物；这里没有朋友、家人，只有每个人的编号；生存成为唯一的考量，食物在前就连父亲都能殴打。
犹太人的作者 Elie Wiesel 是罗马尼亚锡盖特人，在二战接近尾声的四零年代初时这里的居民并不觉得纳粹有传闻中那么可怕，这是个影像不普及的年代，而对比我们生存的现状中，世界是被媒体中充斥的影像所建构而成，不难理解危机感并不那么迫切。然而，到村中的教堂执事莫舍被纳粹带走九死一生回来只为了警告村民说：“犹太人，听我说！这是我对你们所做的为一请求，我不要钱也不要怜悯，我只要你们听我说！”但没有人愿意，执事被当成疯子。于是纳粹来了。
这里的犹太人天真到还认为德军边边有理，有着亲切的微笑，于是纳粹的残忍被怀疑到底所从何来？直到复活节的尾声，突然犹太社区领袖被逮补，命令被宣布：连续三天禁止离开住家、否则处死；禁止私藏黄金等贵重物品必须缴交，否则处死；犹太人必需绣上黄五星；不得进入餐厅、搭火车、犹太教堂，以及宵禁。
犹太人被分门别类，大社区、小社区，集中管理，先后离开但什么都不能带走，随着这趟死亡之旅，所谓的“财产”也返璞归真到留着家中、他人家中、庭院、监牢，直到死亡，一块金币都带不走。在前往集中营的火车上，交杂着每个人的气味，也有年轻人开始教合，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礼俗。有位沙施德太太已经中年，与丈夫及其他孩子（除了十岁小儿子在身边）交错搭车而挫折后，整路开始吼叫，“火！我看到火！我看到火！”直到被车厢的其他乘客强迫坐下、殴打、綑绑、堵住嘴巴。但当火车抵达波克瑙时，矗立在眼前的是冒火的烟囱。这是焚烧犹太人—无论生死—的
处所。她是先知。
不知道奥许维兹，不相信人烧人，走向火坑，剩下越来越少的距离，温度越来越高，剩下两步时命令左转，才逃离死亡。也非逃离，只是还没被命令去死。更不可能知道布纳，而这些都是许多人生命终结之地。在这里语词的意义被填充，尤其是火焰与烟囱，因为这里不具有优血的败类将被焚烧，不是人也不像人，而如同牲畜。当父亲被一个吉普赛人殴打，作者纹风不动，当父亲被囚监用铁棒殴打，他愤怒的对象却是父亲，想着为何不避开囚监的怒火？这种不应该如此却如此的罪恶感，极为强烈是可以想像的，但在这里光是活命都十分艰难了，还有道德存在吗？就连父亲死前
呼喊著的他的名字，他也不敢回应，甚至因为父亲的死亡而感到如释重负，但这难道不让人折磨吗，当我们都还保有人的尊严与期许，而这需要多猛烈的撕扯才能把人的伦理观给破毁？
当囚犯处死时，其余囚犯必须观刑，但心里想的却是典礼是否即将结束，因为肚子已经饿了。
“脱帽！”
“戴帽！”
接着全员走到死刑犯面前看着没有灵魂的眼睛以及吐出的舌头。
有次是荷兰监工的助理，是个有着天使脸孔的男孩，因监工被认定为叛变起出大量武器时，男孩也被宣判死刑，与其余两个男人一起。
“脱帽！”
“戴帽！”
当旁边的两个男人已经死亡，男孩却因为年纪尚小体重不够，还在绳子上残活，在生死之间徘徊、痛苦着，有人问：“天啊，上帝到底在哪？”作者心里的回答是：“祂在哪里？就在这里，吊在这个脚架上......”
原先作者是个虔诚的信徒，他想要跟执事学习卡巴拉，但在这集中营，摧毁人的信仰，神确确实实地被人类之手给杀害，唯权力成为王座的统治者。
“上帝，祢到底是谁？”
“与这群来到祢面前呐喊信仰、愤怒、不平的苦难人民相较，你到底是谁？面对这些懦弱，面对这些腐朽，面对这些不幸，万物之主的伟大亿为了什么？为何还要折磨我们可怜人受创的心灵与残破的躯体？”
神蹟不再被相信，有些人或许仍然相信这些是上帝的磨练，因为这是他赋予这些事情意义的方式，毕竟意义是生命所必须的，而当我们把所有的苦难认定为是上帝的试炼，我们就可以不那么难过。但作者选择背弃上帝，在具有淘汰竞选（体态、健康状况差者淘汰于集中营之外）的这个地狱中、在父亲留下的遗产是刀子与汤匙的地狱中、在希特勒是个对犹太人守信（净化）的这个国家里，作者选择自身成为意义的赋予者，他要见证。
“...既然活了下来，我就该为我的存活赋予某些意义。所以我是为了保存这个意义才把这段经验书写出来，仅管在此经验里，任何事物都失去意义？”
见证是存活者的“责任”，这是可怕经验被书写下来的理由，他提醒到死者的死亡作为第一次死亡，若我们遗忘了这段历史、遗忘死者，就是第二次的杀害。我们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我们是对于他人的存在，我们并不离世，而是交相缠融著的，所以当我们不在任何人的记忆中时，我们并不活着，而当我们身躯消逝，但在众人的记忆之中有着位置，我们也并未死亡。
若说存活于炼狱经验是如同作者般之人的责任，那么对于处于后屠杀世代的我们而言，记忆就会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种道德义务。他说：“证人强迫自己做见证，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也为了明日即将诞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变成他们的未来。”那对我们而言，我们记忆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子嗣，不再重蹈覆彻。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然而未来是在现下我们的所有行动中所形塑而出。我们悲悼曾有人在如同畜场之处被焚烧，但我们绝不能停止于认知于此而已，我们必须有所行动，而见证与记忆，将会是起点，就此我们至少可以开始踏向更好的政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