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106000159-260306?chdtv
编者按“我是一个全程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兵，对抗战有一份亲历的感受；但自一九四九
年国共战争之后，这一页中华民族最伟大、最壮烈历史的真相，受到了很大的掩盖与扭曲
，令我内心感到十分难过。”──郝柏村
八年抗战是一场改变中国发展的总体战，其影响政治程度之深远，迄今仍余波不断。有鉴
于此，郝柏村先生以一个“抗战老兵”的身分，重新检视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在《血
泪与荣耀：郝柏村还原全面抗战真相（1937-1945）》一书中详细记下大小战役的幕后点
滴，辅以大小战役的作战图，还原了这场战争中国军的作战轨迹，这不只是缅怀过去的血
泪与荣耀，更是还原抗战真相的重要纪录。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失守，国军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
东北军），曾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多次对北平以南日军发动袭扰，迫使日军沿平汉路南
下作战前，不得不抽调兵力，先攻击万福麟部。这是国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实施游击战
的开始。
中国的八年全面抗战，虽然是以二十二场大会战组织的正面战场作战为主轴；但是我们有
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日寇盘据，好几亿同胞陷于敌后被日寇奴役，于是我们又有敌后战
场作战（简称“敌后作战”）的出现。亘抗战全期，我们在敌后战场，以游击战的方式，
结合地方民众，使用非正规战法，实施敌后作战，有效牵制相当数量日军，迫其投入以巩
固占领区为主旨的所谓“治安作战”，无法用于第一线的会战；敌后作战也因此成了这场
战争的重要部分，国共两党先后都曾主导过。
正面与敌后互补
目前大陆对抗战最普遍的说法是，抗日战争区分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两大部分；前者属
正规战领域，由国军担任；后者是游击战范围，归共军主导。
毛泽东在讲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时，就曾明白地指出，“在战争型式上就表现为运动
战”；其特点就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又说：“
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
……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责任。”
我认为，野战就是运动战，游击战只是运动战的一环；正规战未必都是运动战，还包括了
守势作战的阵地战、要塞战等范畴。因此，正规兵团能打正规战，也能打游击战；但游击
部队却只能打游击战，而没有打正规战的条件。由此也可厘清正规战与游击战在抗战中的
主从地位。
另方面，因为敌后战场对日军占领地区无所不在的突击、伏击、袭扰与破坏，虽然战力不
对称，却相当程度地牵制了日军行动，削弱了其第一线兵力，使得我们正面战场压力减轻
，作战有利。两者功能互补，都是赢得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持平地说，抗战时
期国民政府与中共都很重视敌后战场的作战，初期由国军主导，后期是共军掌握，皆对抗
战作出了贡献。两者的分野，就在一九四○年十月，因国共摩擦而发生的“黄桥事件”。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失守，国军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
东北军），曾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多次对北平以南日军发动袭扰，迫使日军沿平汉路南
下作战前，不得不抽调兵力，先攻击万福麟部。这是国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实施游击战
的开始。
对日军实施扰袭破坏
忻口会战结束后，第二战区以第十四集团军为主的部队转入中条山，实施敌后作战，牵制
日军约四个师团达四年之久，并挡住了后者十三次对中条山的进攻，成为日军发动晋南（
中条山）会战的原因。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台儿庄之战前，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进攻莒县时，国军第二
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即阵亡于此；可见国民政府深知敌我战力对比悬殊，早有开拓有利
战争面，实施游击战的计画与编组。
同年五月，国军撤守徐州后，第五战区又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第五十七、八十九军，留置
苏北地区；以第六十九军留置鲁南地区；这三个军均就地开辟敌后战场，以牵制日军行动
。这是继第二战区以第十四集团军进入中条山后，国军又一次以正规部队，担任敌后作战
任务。
武汉会战期间，第一、二、三、五战区在敌后的部队，为策应正面战场作战，分别对豫北
、晋南、苏北、皖南与浙西之日军，发动十六次游击或反扫荡战斗。其中，第三战区并一
度克复富阳、溧阳、宜兴、当涂、宣城、海宁等地，且威胁日军后方补给线；江防砲兵多
次成功袭击长江流域航行之日军舰艇，阻碍其运用长江水道；而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
）也在津浦路北段，结合当地游击部队，动员地方民众，对日军后方设施，实施袭扰破坏
，造成后者很大的损失。
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颁布训令，指示兵力
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以三分之一置于敌后，游击作战；抽调三分之一到后
方，实施整训。可见国民政府军委会一直很重视敌后作战，将其纳为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
重要环节。
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会战甫结束，军事委员会即颁示“作战指导方案”，要求国军“积
极展开游击战，以期消耗敌人”，同时结合留置敌后的国军武力，将冀、察两省与鲁省黄
河左岸地区划为“冀察战区”，以鹿钟麟为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辖第六十九军、第
九十七军、新五军、第十八集团军之一部，及一些地方民团、保安组织，成为长城地带的
国军游击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