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论点好像Thomas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游牧诸帝国与中国》的分类
他将游牧分为两大类
一是蒙古高原的游牧人群
他们缺乏对农业人群的经验与知识，不愿深入汉人社会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
所以他们常〝自外控制〞，
以战争与威胁，达到保障游牧为主业所需的辅助性经济供给。
这最早是由Owen Lattimore所提出
他的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至今依然被很多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研究所引用
主要观点(截录自https://bit.ly/2PKV3uT ，维基：拉铁摩尔)
1.一个原始社会追求农业活动，并知道其自身很多地方受限
2.随着成长与演进，社会开始改变环境。例如，耗尽了狩猎供应与野生作物之后，
开始了驯养动物与植物。砍伐森林为其活动开辟空间
3.随着环境改变，提供了新的机会，如变成草原
4.随着新的机会，社会发生改变，形成新社会。例如，游牧部落建立起永久定居点，
从狩猎采集变为农耕文化。
5.逆过程也可发生
Barfield观点的另一主张即是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组织的分散性，
使游牧人内部从不需要、也无从产生集权式政治权威
但面对长城内的中央集权政体，他们需要一个庞大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
他称此为〝帝国式部落联盟体〞(imperial confederacy)
与此相对是〝满洲边缘地界〞(the borderlands of Manchuria)
生活在辽西森林草原的他们，经济型态上更容易亲近农业人群，
接受汉文化思想
不过Barfield观点有一个显著例外：蒙元帝国
他用蒙古、满洲这种地理名词强硬划分，
而忽视地域游牧方式的差异
我个人比较偏向王明珂先生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的观点
他把Barfield观点的再改造，将中国边疆划分为
1.草原游牧(以匈奴为代表)
2.森林草原游牧(以乌桓、鲜卑为代表)
3.高原河谷游牧(山牧季移，以西羌为代表，这是王明珂先生最显著不同，
他长期做羌族与藏族的田野研究，在此用功很深)
https://i.imgur.com/ScUGNsQ.jpg
他们与汉人社会关系的不同，不是因游牧经济的不同，
而是取决于辅助性经济的不同
辅助性经济：狩猎、采集、农作、贸易、掠夺
而这些社会交换，通过不同性质的交互作用，不仅是资源的转移，
更会强化个人与群体的社会位置与权力阶序
Marshall David Sahlins将这这类社会交换分为三种
1.一般交互作用
如长辈的馈赠、与他人分享
2.均衡交互作用
如礼尚往来的观念
3.负面交互作用
欺诈、掠夺
贸易介于均衡与负面
掠夺则是负面
而这些的交互作用形成亲疏远近与社会阶序
对游牧民族而言，掠夺分为两类
一是各贵冑部落的相互掠夺
一是对外的单向掠夺
对外掠夺很容易理解，反正抢就对了
而各贵冑部落的相互掠夺，则了抢的意义外，还有强化部落间血缘和结盟关系的意涵
通常有不成文规矩
简单讲跟〝投名状〞颇相似
多了仪式化的意味
对草原游牧而言
较稳定且可预期的辅助性经济，来自互市、贡赋、战略性或生存必要的抢劫
而面对中央集权的汉人帝国或乌桓、鲜卑的大型部落联盟
超越部落的国家成为匈奴或蒙古之类的名号
此名号代表争取与维持的常态政治组合的想像
对森林草原游牧而言
森林既能狩猎，也能开扩为农地，但不论何种模式，既无法达到足够的经济规模
因此在森林草原的人群，会根据当地与汉人帝国的条件进行抉择
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机会
如同变形虫一般适应外在的变化
对高原河谷游牧而言
由于山牧季移的特性，加上地形的破碎
只需部份农作和狩猎，
能达到生活基本无虞的状态
与其纠合成一个大政治想像体对外争战，
不如抢隔壁的部落来的实际
所以他们对外争伐的野心不大，通常冲突是因为汉人拓垦侵入
到后来甚至汉人可能才是冲突的主体
要更详细的理解，可以看他们的相关著作
不过要注意
不论Thomas Barfield或王明珂先生
他们的着眼点都是布劳岱尔的长时段历史
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对一些史事的解读判断有削足适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