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问题：为什么宋以后汉族对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下降了？
转贴知乎，作者：经略幽燕我童贯
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473967/answer/421438558
这个问题问得很简单，但体现的东西很深刻。
咱家简单说一点现象。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由此带来的全新的国防动
员体制，是另外一个问题。
五代时期，军人需要刺字，大家都知道吧？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的特产，东罗马人和阿拉伯
人的雇佣军也都是刺字的。其中，阿拉伯人是从东罗马人那里学会的，他们刺两手，一个
手写姓名，一个手写特长。
刺字是和兵员来源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是义务制下的征发人员，每一个人都是有家庭有出
身的，而且绝大多数人是不能随便迁徙移动的。
跑一个，或者跑几个，可以按你的姓名籍贯上番时间以及同乡具保的情况直接查到你的家
里。
除非你去落草为寇，或者遇见荒年加入逃荒人群，否则是肯定能找你或者你的家族麻烦的
。
但晚唐以来，基层社会已经完全完蛋了，佃农和自耕农都有随意迁徙的自由（没人管也管
不了），国家也不直接干涉土地交易。由此带来的人身自由进步，负面作用就是兵源来自
社会招募，没有任何根底。换句话说，你拿了一次性的补贴，然后当天晚上翻墙跑了，连
去找你的线索都没有。换你来说，你准备怎么管？
兵役是一种封建义务，但时代的不同，不同时期的封建政权在迫使人民缴纳这种封建义务
的方式是不同的。在五代-宋以前，大多体现为全民性质的义务制，即无偿的提供劳动力
是群众的一种义务，他没有不提供这种服务的权力。
唐中晚期，生产力的发展，均田制的无法维系，府兵（卫士）制的彻底完蛋，带来的是这
种义务制兵役的崩溃。在这个过程中，这种义务从亲身代役这种直接提供给劳动力的缴纳
方式，逐步转变为通过缴纳货币和实物来代替提供直接的劳动力的缴纳方式，这就是唐晚
期到北宋逐步建立的雇佣制。
以门阀世家为基础，以均田制为骨架，以府兵为暴力工具的国家与世家、均田制、府兵一
起被历史埋葬之后，在残骸上重新建立的封建政权需要依靠谁来建立对基层的控制呢？可
不是得花钱招募闲散人员来当兵咯！
（钱从哪里来？米从哪里来？布帛从哪里来？没错，两税+人头税。有土地的人缴纳夏秋
两税，无土地的人不缴纳两税，但改为缴纳丁盐布帛钱这种人头税。但两宋时期这种人头
税一直处于逐步摊销在两税中的发展过程中，这条发展路径的最终成果就是“摊丁入亩”
。）
所以，一定要记住，晚唐的军阀割据、农民起义，对中国社会的再塑造，是有非常非常大
的意义的。军阀割据和农民起义，真的是冲垮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对农民人身的控制的藩
篱。使得到五代、北宋以来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有了一个很大的促进。
封建政权和割据团体，是要事实上的人身实际控制的，例如不能随意搬迁，不能随意离开
本地，作为贱籍的奴仆所有权属于主人，要通过这些管理手段和规则来实现他们的统治的
。
但在晚唐和唐末被连续冲击以后，原有的社会关系就被打垮了，新的以经济纽带为核心的
社会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个体的人因为有劳动力，原有的桎梏被解放以后，就拥有了一定
的行动的自由。
例如，贱籍逐步消亡，奴仆的从属性消失变成纯粹的合同关系（一般是十年），佃户和自
耕农有迁徙自由。而逃兵和对应的刺字，就是这种行动自由的负面效果。
对于封建国家来说是坏事，因为这会带来他们的暴力机器的不稳定，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是
好事，大好事。大家一定要破除单纯从刺字和社会地位不高这个问题来看宋代的军事组织
的思路，螺蛳壳里做道场是有必要的，但前提是我们的眼界要放宽放大。
好，看到这里，还会有人问题主问的这个问题了吗？
其实最核心的内容已经讲完了，这个问题明著讲刺字，实际讲的是军事机器的动员体制。
抓住人力资源的动员这个核心问题，你就能看懂题主所问的这个问题。具体从财政模式来
看，你的财政，到底是量入为出型，还是量出为入型？一个政权的组织形式直接决定这一
点。
唐代努力想做到量入为出，他们努力想建立一个预算框架来包容所有的开支，但均田制崩
溃，府兵制度解体，这个模式失败了。
宋代力争做到量入量出的财政平衡，适度通过间接税在流通领域进行扩张（使用信用货币
和各种有价证券，如会子、关子、盐引、茶引等等），但雇佣制带来了超级通货通胀，想
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贾似道重新恢复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掌握（公田法），但也失败了。
两种保障人力资源动员的财政模式都失败了，说明背后有根本性的原因。这才是解释这个
问题的核心。
最后多说一句，大明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大明并没有创立新的人力资源动员模型。
PS:
宋代的超级通货膨胀，以前写过，重新引来。
我们大略看一下，从嘉定时期到南宋末期的总体情况吧。
在嘉定之前的开禧年间，南宋朝廷的间歇性军事冒险精神病发作，在开禧二年（1206）发
动了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自隆兴二年（1164）开始的宋金和平时期，至此结束。
由于宋孝宗在乾道、淳熙时期的对内政的励精图治，此时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表面上还
是比较良好的。至少还能维持满足开支，略有盈余，且有一定的财政秩序。
但由于发动了北伐，军事开支急剧增加。为筹备额外的军费，南宋中央政府决定将按界分
行的会子（纸币）三界并行，一共对社会发行了一亿四千万贯的面值。
一般来说，会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每一界到期之后，发行新一界的会子，同时回收旧一
界的会子。最初的时候，大概一界会子的发行量，在一千万贯左右。后来从第三界开始，
增加到1800万贯，之后又陆续增加，到第七界时，已经增加到2323万贯。具体到开禧前夕
，实际运行的第十一界会子发行量约36326236贯另800文，第十二界会子发行量约4700余
万贯，第十三界约5500余万贯。
后来，由于三界会子执行时间太长，必须予以收兑，于是拟发行第十四界会子。但由于第
十四界会子无法收兑前三界共14000万面值的纸币，于是又另外发行第十五界会子来加以
收兑。
可是，如按照原本规划，14界、15界一共发行8000万贯的面值，也不足以收兑市场上流通
的14000万旧会子。于是南宋政权干脆下了决心，一边收兑，一边流通，不够的话就增印
。
结果，14界会子发行了约11263万贯，15界发行了约11698万贯，合计约22961万贯的面值
。比收兑之前的14000万，增加了64%。
然后是16界的13355万贯，和宋代历史上最高峰的第十七界的42000万（后诏令无期限，永
远流通！）
如此之多的货币进入社会流通，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现象。一贯会子对见钱
（铜钱）的市场兑换价，从最初的官定价770文，逐步下跌到嘉定二年（1209）的385文。
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跌落至330、300、220、142。到淳佑四年(1244)年，实际兑
换价只有70文。甚至已经无法买到一双草鞋了。
事实上，这仅仅是我们所谈论的所谓“京会”的情况，在中部战区发行的湖广会子，在东
部战区发行的两淮交子，都是区域性发行流通的货币，这两种类型的货币也发行了相当大
的数额，严重的推高了通货膨胀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大概在开禧元年，后来的名臣魏了翁曾写过一个策论，叫“答馆职策一道”。在该策论中
，他列举了当时政府的总体财政收支情况：
通常岁入：6500万
两浙岁输钱：1200万
四川盐钱：950万
经制月桩钱：2000万
小计：10650万（含纸币）
看起来数量并不为少，可当时仅仅从户部开支的费用，一个月就有120万左右，一年就需
要1440万，此外还要考虑负责全军的总领所的开支（占全部政府开支的约8成以上）。实
际结余非常有限。
到嘉定二年（1209），当时地位还很低，后来进入中央决策层工作的名臣李鸣复也曾给中
央打过一个报告，汇总了当时的政府财政状况：
四川方面，联同现有的储蓄，年入约2200万贯，实际开支约2900万，已经收不抵支，需要
国家补贴700万贯，才能维持一年运转。
司农寺大约有米130万，有钱160万（含纸币），支出与收入相当，帐面持平。
负责军队财政的湖广总领、两淮总领，表面数字收支平衡，但由于社会秩序动荡，缴纳和
输送问题很大，额定的数字往往运输不到位。两个总领所都需要拆东墙补西墙，才能勉强
维持军队的开支。
国家直属的行在储备库（有四个库），原有200万石的米作为应急资金，但由于两个总领
所截取了大农纲来“挪移”，因此大农纲不足的部分，就从国家直属库里截取。因此储备
数量不会宽裕。
幸而在嘉定初，宋金之间达成和议，有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缓冲，因此这个时期的财政，虽
然比之前紧张了很多，但还算能够勉强维持。甚至因为有几年获得大丰收，因此中央政府
有了一点底气，还能想点心思进行整顿，收兑之前泛滥的三界并行的纸币。
但是，到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为蒙古人所逼，于是转而南下向宋求偿，两国爆发了
大规模的战争。金国原本认为自己的军力对阵蒙古难度较大，但攻击南宋问题不大。但事
实上，由于南宋方面财政尚有一定能力，军事上还有赵方、贾涉（贾似道之父）等较有力
军政大臣的支吾，以及山东地方势力李全投宋并收复山东全境。整体形势双方持平，但金
人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从南方回去的兵马又带去了传染病，导致北方地区疾病大起。史料
记载“宣宗南伐，士马十不一存”，金人的实力受到了很重的伤害。
但南宋方面财政情况则进一步恶化。
本来在嘉定初期，因为战争停止，财政状况略有好转。但经过七年的抗金战争，本来有所
复苏的财政情况正常办法已无法支吾了。
例如，嘉定十二年（1219），知成都府曹彦约曾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归纳了他从任职以
来所了解的地方财政情况。
1、开禧至嘉定年检，地方财政尚可
2、嘉定元年到三年，湖广总领所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即前文李复明所言的“截大农
纲”）勉强维持，总领所自身已无法维持运行。
3、嘉定三年至五年，地方财政勉强维持。
4、嘉定八年至十年，地方财政进入红线，政府运转不开。
5、嘉定十二年，地方财政无力维持。
总结来看，地方财政在嘉定五年以前，尚还可以勉强维持，湖广总领所则在嘉定年间彻底
无力维持，只能依靠中央财政补贴。
绍定时期，由蒙古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开始逐步向金人仅有的河南地区展开屡次冲击，
金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维护潼关、黄河的防线的安全，对南宋压力减小很多。因此南宋的
财政情况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好转，但经过反复努力，还算能勉强支撑度日。
端平元年（1234），金政权在蔡州覆灭，南宋方面汲取了金人的经验，欲趁蒙古主力北上
转移之际，夺取黄河、潼关天险，“据关守河”，为将来必然发生的宋蒙战争扩大战略缓
冲区。
由此开始了端平年间多次宋蒙大战。
至于此开始，政府已耗尽了几乎全部的财政储备（不含粮食），各种途径的收入通融使用
，一年只能支撑十个月。另外两个月的开支，全部依靠纸币，随印随用，既无发行保证金
，也无发行限额。以至于每天必须印刷十几万贯面值的纸币投入市场购买物资，才能勉力
维持政权和军队的运行。
到淳佑六年（1247），高斯得向中央汇报，每年国家全部收入通融总计，不过12000万贯
而已，但当时国家的开支，已达到25000万贯，财政赤字达到13000万贯，财政的崩溃，已
经可以预见了。
幸运的是，通货虽然膨胀，但尚有一定量的粮食储备。据当时的徐鹿卿给中央打的报告，
中央财政保留约有700万石的现粮，作为应急储备。中央大约还可以以粮食为依靠，勉强
维持通货的运行。这可能是南宋财政最后得以依靠的力量了。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再次全面攻击南宋。他们在川陕、两湖、两淮战区展开全面攻击
，并从大理方向插入南宋战略纵深，力图彻底将南宋政权连根拔起。
其中，蒙哥率领主力自川陕地区南下，猛攻川东堡垒群，忽必烈帅一部主力，自三关路突
破大别山区，围攻中部战略枢纽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蒙军则突破广西横山等地
，进入湖南，围攻潭州，两淮军则骚扰两淮宋军，使得宋军精锐部队不能西调救援鄂州。
由于钓鱼城、鄂州、潭州等地的顽强防御，以及贾似道、吕文德、马光祖等人的勉力支撑
，南宋政权依靠最后的家底（内库储蓄）以及一点点运气（蒙哥染病暴死），南宋算是撑
过了这一波蒙古的全力猛攻。
在开庆元年一年中，仅内库就开支了10200万贯钱（含纸币），16万两白银，11万匹各种
布中的绝大部分。
（忽必烈语：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
，岂士人之罪乎！）
在蒙古退兵之后，贾似道以军功入朝为相，从此开始了他独揽朝政的权相时代。由于财政
日趋恶化（有些地方已预收了七年的各种税赋），连军粮都无法得到保障了。
时人总结，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政府在专卖（盐、茶、酒、醋等）领域能够榨取的收入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开辟新的财
源。在流通领域通过附加税性质的榨取，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贾似道准备改变政府的
政策，从对土地所有权的放任自流（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开始进行改革，全面收拢土地
所有权，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实行“公田法”。并在全国各地推行“经界法”，
核查土地登记情况，扩大税收来源。
针对军队空额冗多，将校贪污自肥（顺便打击异己）等情况，在军队中搞“打算法",强化
财务审计，对军费开支冗烂的情况进行整顿。
针对政府开支宏大的情况，在政治上则严控科举人数（置士籍、严复试），减缓官僚进一
步膨胀的趋势。在经济上，则废除几乎类同废纸第十七界会子，以金银为依托，发行金银
见钱关子（是不是很有些眼熟？）。
他推行这一系列举措（公田法+打算法+经界法+置士籍+发行新货币），试图为南宋政权续
命。经过多管齐下的经济整顿和政治上对异己势力的打压，尤其是公田法保证了军粮的缺
口，使得南宋政权的财政情况，有些许好转。
咸淳三年（1267），蒙古开始围攻中部最重要的防御枢纽-襄樊要塞群。经过六年时间的
反复争夺，最终襄樊要塞群陷落，整个中部战区的通路被全部打开。蒙军由汉水直下，经
过激烈交战，夺取了中部战区的核心地域鄂州，将川东要塞群与两淮要塞群的江路联系，
全部切断。
至此，南宋政权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贾似道力图最后一搏，在封桩库的十万两金、五十万两白银、两千万贯关子支撑下，发动
临安的战役预备队沿江西进，欲与蒙军主力决战，结果在丁家洲一战而溃，自此国事已不
可为。
到文天祥勤王时，他获得的“1000两金、6550两白银、5000袋食盐、会子（十八届）2834
万6000贯、200道官诰、200道资帖、73770石米”，已经是南宋政权能给予他最后的财政
支持了。
而文天祥就是依靠着废纸一样的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光复了几乎整个江西和半
个湖南，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