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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英国首相张伯伦
“我的世界在一瞬间崩塌成碎片。生活没有快乐，未来也不会再有。”
1940年5月17日，就在敦克尔克大撤退的前十天，甫卸任英国首相大任的内维尔‧张伯伦
在家书中郁郁寡欢地写下。
美国甘迺迪总统的父亲、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甘迺迪，在回忆前一天与张伯伦会面
的情形时写到，张伯伦残破的身心使他显得面色阴沉。半年后，张伯伦因胃癌而与世长辞
，享年71岁，留下了满身“姑息主义”与“罪人”的骂名。
胃癌。那么，说这位仁兄是胃痛至死大概也不为过吧？
这或许也不难设想。
因为就在张伯伦下台的两个月后，一本名为《罪人》的小册子便迅速在英国坊间窜红，里
面指责张伯伦应该要为这场战争截至目前为止的失败──包括敦克尔克在内，负上主要责
任。而纳粹那蹂躏欧陆的铁蹄，则仿佛要呼应书中内容似的，不断压迫着张伯伦老朽的身
躯。
这压力不大才有鬼。
然而，设想虽不难，要同理却不容易。
许多人在今天对二战时的英国时常有一种想像，想像软弱无能、一心只想对大独裁者卑躬
屈膝的张伯伦，到了1940年5月的这个当口，终于被雄心勃勃、誓言抵御纳粹野心到底的
顽固约翰牛邱吉尔给取代了。从此，英国摆脱了绥靖主义的阴影，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坦途
。
仿佛，英国上下就在1940年5月10号“首相轮替”的那一天，获得了重生。仿佛，张伯伦
与邱吉尔就像天秤的两端，代表着截然不同且难以互相包容的极点。
这样的想像毕竟离事实很遥远。
如果你知道张伯伦其实没有因为下台而离开唐宁街，甚至还继续影响政府的决策，你对于
前述想像的叙述，会否发生动摇？
如果你知道在事实上，在张伯伦人生的最后阶段，意外地和邱吉尔建立起一段短暂的、工
作上互补的伙伴关系，你对于这两人的刻板印象，会否稍稍扭转？
事实上，张伯伦从首相职位卸任后，仍旧住在唐宁街的办公室，仍旧担任枢密院院长要职
，仍旧持续参与战时内阁决策。他是战时内阁的五名决策领导中的一位──而且若有遇到
邱吉尔本人没法出席开会的情况，张伯伦就会代理他主持会议。
毕竟，即便不再是首相，张伯伦仍旧是最大党保守党的党魁，保守党对他的忠诚度远大于
对邱吉尔的支持度。邱吉尔一度想让他当财政大臣或下院议长，但遭到工党与自由党的强
烈反对才作罢。
也因为张伯伦在保守党所享有的影响力远非一个局外人邱吉尔所能比拟，邱吉尔便非常需
要仰赖张伯伦才能确保战时政府的运作顺畅，至少在他自己根基尚不稳固之时。
除此之外，邱吉尔还需要倚重张伯伦的内政长才。
众所皆知的是，邱吉尔本人是个军事迷，是个喜欢搞兵推和与将领们研究军事细节的家伙
。于是张伯伦就协助邱吉尔处理他可能没那么擅长或无暇处理的部份，好让邱吉尔专心搞
他的大战略。
张伯伦所负责的政策包括对法国人的关系，以及对爱尔兰人的关系，他甚至
用个人身分吁请爱尔兰总理放弃爱尔兰的绝对中立政策，允许英国军舰能在必要时停靠爱
尔兰的港口。除此之外，张伯伦仍主导英国本土大后方的战时重要规划，包括制定了1940
年的紧急授权法案，让政府得以对战争紧急状况下的各种民生产业做出规范与调整应对之
策。从空袭预防准备、农业、劳工就业、货物出口到财政和经济政策，都有张伯伦的影子
。
当然，他还记得空出时间来写信给那些在战场中殒命将士们的家属，向他们致上哀悼与敬
意。
后世屡屡有人以为张伯伦至此仍是个主和派，仿佛只要他继续当政一天，英国就迟早会和
德国达成某种和平协议。事实却不然。张伯伦早已不再相信有可能与欧陆的侵略狂人达成
协议。
张伯伦在下台广播中向全国人民呼吁，希望英国国民都能“团结在新首相的领导之下，靠
着我们团结的力量、无可动摇的勇气，持续的工作与战斗，直到这头在我们头上苏醒的狂
野猛兽被彻底解除武装和推翻为止。”其情感之真挚，据说当年年仅13岁的伊莉莎白公主
（后来的伊莉莎白女王二世）被听他的演讲感动到流泪。
言词可以很廉价，张伯伦还需要有更具体的行动来证明他自己。
或许对后世的英国历史来说，张伯伦在邱吉尔战时内阁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便是在敦克
尔克大灾难后加入了邱吉尔“反对和谈”的阵线，替当时略显摇摆、不知该拿什么态度面
对欧洲新霸主的英国政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当时战时内阁中主和的是外交大臣、保守党元老的哈利法克斯，主战的则是邱吉尔。哈利
法克斯本想透过与意大利的关系、透过墨索里尼来调停，但邱吉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和
谈。张伯伦在关键时刻支持邱吉尔的政策，英国终定调继续抗战。
张伯伦的重要性与工作态度，最终让他的政敌、工党领袖艾德礼都不得不承认，张伯伦工
作勤奋且做得很好，更不会因政治立场对立而对工党同仁心存芥蒂。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理张伯伦。自由党领袖、同时也是活跃于一次世界大战时的
前首相劳和乔治就坚决主张伯伦不只必须下台，还必须彻底滚出政府。当邱吉尔试图邀请
劳和乔治进入战时联合政府时，劳和乔治还摆出一副“有张伯伦就没有我”的态度。
但是，邱吉尔最后还是选择了张伯伦，或许也可侧见此时张伯伦之于邱吉尔的重要性。
或许最能囊括张伯伦重要性与和邱吉尔的合作关系的，莫过于邱吉尔在听到张伯伦过世时
的感叹：
“我没有了可怜的张伯伦该怎么办？我还要倚重他替我看雇大后方呀！”
（What shall I do without poor Neville? I was relying on him to look after the
Home Front for me.）
但，你也许会问说，就算张伯伦在卸任后真的“功在党国”，这不也只是“将功赎罪”吗
？
毕竟，难道不是他的绥靖主义让准备不足的英国有了敦克尔克大浩劫的吗？难道不是他姑
息养奸、放任希特勒的侵略主义吗？对于这样的人，岂不是死有余辜，胃痛至死刚刚好吗？
这端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说。
我们先来听听张伯伦的自白，他说：“如果我要为坦克和防空炮的生产不足而负责，那我
同样也必须要为我们精良的空军和海军负责。”
张伯伦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自我辩解说，难道有人会以为我们在不列颠空战所用的装备、那
些替我们赢得胜利的飞机，都是在我下台后才生产出来的吗？
张伯伦只差没脱口而出：“难道，伯伦错了吗？”
张伯伦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在替英国争取时间，因为他认定英国的状况实在不适合开战。晚
年的张伯伦将自己的绥靖政策定位成一种争取时间以重新武装的政策。而英军在二战初期
的种种失利，也被他认为事证明自己战前揣想的证据：那就是英国并没有准备好要开战。
但如果开战之时真的到来，张伯伦也不会无限退缩，他仍旧会做出抉择。
一个容易被后世淡化的记忆是，二次大战在欧洲的起点，正是英国为了阻止德国入侵波兰
而“对德宣战”。
当然，急于替英国处境找寻代罪羔羊的人并不会做此设想。那些曾经因张伯伦带回和平而
替他欢呼的人们，那些当年比他还反对将政府预算运用在国防支出上的人们，此刻只想尽
快切割与他的关系。
后见之明是强烈且难以抵挡的。在内心挫折感、舆论压力与工作重担的压迫下，这位老好
人终于病倒了。
1940年7月，张伯伦因胃部剧痛而住进了医院，医生在手术后告知他手术很成功，“善意
的”隐瞒了他其实已濒临胃癌末期的事实。
“1940年始终不是我最开心的年头之一，但对许多其他的人来说，他们这一年过得远比我
还不幸。”
这或许是张伯伦在病榻上自我打气的方式，但从这句书信中的文字，我们似乎也可以读出
即便卧病在床，张伯伦仍旧关心他在政府内的工作。就在仅仅休养了短短一个月后，张伯
伦便又回到了唐宁街的办公室。
那时正是英伦空战最炽之时，伦敦正在遭受空袭。
衰老的张伯伦白天开会办公，晚上仍必须忍着腹痛试图入睡。他时常被空袭警报吵醒，拖
著疲累的身子躲进防空避难处，然后隔天早上八点再回到唐宁街办公。他的身体终究承受
不住这样的负担。
1940年9月，张伯伦的健康状况开始急速恶化。邱吉尔终于不得不同意他辞去所有的职务
。10月11日，张伯伦向全国做了最后一次广播：
“我无法想像人类文明会永远被如此邪恶的人与事所征服，而我对大英帝国感到很骄傲。
尽管独自奋战，她仍旧挡在邪恶面前，屹立不摇且不可征服。”
1940年11月9日早晨，张伯伦在沉睡中离开人世。不消说，张伯伦的最后时光中仍旧是悲
观的，是沮丧且郁闷的。
“这就是我的命运吧，看到我所有保持和平的努力皆告失败，而我所有能够引领这个国家
航向平稳水域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希望，也都付之一炬。”
这是张伯伦卸任首相时、向英王乔治六世说的自白。行文至此，我已经有点难想像他要怎
么抱持这样的情绪走下去。但他就抱持着这样的苦楚，尽心地替英国政府工作至最后一刻
。
阅读至此，我已不忍再做苛责。
而且张伯伦并不后悔，尽管郁闷，他仍没有后悔和大独裁者打交道与那些为了和平而做出
的“各种尝试”。就像张伯伦的传记史家罗伯特‧塞尔夫引用张伯伦一位朋友的话所说的
：“尝试而失败，总比未曾尝试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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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姑息主义的影子如影随形。每当后世联想到张伯伦，就想到慕尼黑协定，就想到姑息养奸
。
一九六二年，美国古巴飞弹危机时，鹰派将领在知道甘迺迪只想要外交禁运古巴而非采取
更积极的反制手段时，如此评论道：“这简直就是绥靖政策的重演。”
也不过是几年前，当欧巴马总统在伊朗核武议题采取比较“软性”的措施时，网络上“欧
巴马＝我们这世代的张伯伦？”的文案和图片便已四处流窜。张伯伦这样的主流形象连在
英美本身都如此强烈，那就不用说总是隔了一层薄雾看英美的我们了。
本篇诞生的动机，纯粹只是因为本月诺兰导演的《敦克尔克》上映后，在这几天接连看了
不少敦克尔克的评析与心得文章。许多人在介绍本片的“前情提要”时多多少少会提到时
任英国首相张伯伦先生与在临危之时接任国政重任的邱吉尔。但或许是受到“姑息主义”
的刻板印象影响所致，张伯伦在这些叙述中总是显得很不堪，无能、愚蠢、懦弱甚至老年
痴呆等词如影随形。当然，这样的观点有其“历史根据”，特别是有邱吉尔这位难能可贵
的对照组存在。
只是，我总觉得后世看待这位老好人的眼光实在有些太苛刻、太过简化了点，因此忍不住
写了一篇短文，透过带出他晚年的境况来略略替他“平衡报导” 。既然说是平衡，那就
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那自是我同情心泛滥的结果，欢迎读者提出指正。
虽说是一位老好人，但本篇首图的那张张伯伦照片，猛一看岂不挺像愤怒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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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Robert Self, Neville Chamberlain: A Biography。张伯伦的传记
Robert Self, The 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张伯伦写给家人的书信集共四
大册
CATO, Guilty Man。1940年以匿名方式问世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细数英国政府几位大员
的罪状，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张伯伦。
R.A.C.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替张伯伦政策平反的修正主义作品。
Frank McDonough, Neville Chamberlain, Appeasement and the British Road to War
。建立在Parker修正主义之上的再平衡之作，McDonough同意当时英国除了绥靖政策外别
无他途，但他也抨击张伯伦在执行上的诸多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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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在“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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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后记：
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提笔书写此篇之时，原本仅是当作一篇脸书心得文，并没有想过可能造成什么回响。
毕竟，我自认所写的远算不上是新闻或创见。
现在想来，或许是因为这篇的主题刚好颠覆了某些非专业领域读者们的既有认知，进而产
生了某种“翻案文”的效果，才能吸引到人们的好奇心吧。
──虽然“翻案”并非我本意。
事后想想，这是一篇还停留在“同理式理解”的故事。尽管本意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张伯
伦不为人知的一面，但透过讲述张伯伦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乃至于他对自己所推行的绥靖
政策的想法，文章讲述者的基调便在无形中与张伯伦自身的看法产生了重叠，从而不可避
免地导致本文变成一篇替张伯伦、乃至于他所代表的绥靖政策辩护与翻案的文章。
但在“同情式理解”之后呢？
我们知道张伯伦与当时的英国政府有他的苦衷与难处，也知道他不改初衷地相信自己的绥
靖政策，更知道他可能不是像刻板印象那样一位愚昧软弱的人。
然而，谁没有苦衷与难处？本文其实并未回答张伯伦所捍卫的政策到底正不正确这个问题
，或是一九三○年代的英国是否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又或者就算绥靖政策的大方向是正确
的，它在执行上是否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这类论述与批判的缺乏，导致本文最终或许也只
能成为某种“想想流”式的叙事，而不是某种深刻扎实的论述。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仅仅代表过往复杂历史面向的小小一隅，而且还是对张伯伦本人
来说相对有利的一面。人的复杂性在此，历史值得玩味的地方或也在此。
或许本文最具有建设性的一点（如果有的话），便是再次提醒读者，看待历史是有很多不
同角度与观点的，那些凭借刻板印象所形塑的人物评价很可能不如你我所想的那样稳固与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