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个教育部
波兰立陶宛在波兰启蒙运动中最令人惊奇的改革内容或许不是什么政治、军事或经济方面
的演变，而是联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教育部，对于当时已经沦为列强附庸的波兰来说不
可不称之为一件足以自豪的事蹟。
十八世纪中叶的波兰立陶宛在硬实力上或许很贫弱，但在文化上却因为保持着一种自由度
而易于吸收西欧的思想，特别是当西欧启蒙运动中蕴含着种种提倡“自由”的论述时，很
容易与波兰传统的黄金自由互相融合。
然而，联邦贵族与境内教育体制仍相当落伍，非但各学校的师资、教材、建设都很不足，
教育内容也颇为参差不齐。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联邦内的部分人士，包含一些改革派、也
包含着天主教的耶稣会(Jesuits)和学校修士会(Piarists)，都意图在联邦境内增强教育
能力，但资源不足，成效有限。
1773年，就在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后，奥古斯特成功使瑟姆同意建立教育部，此前虽然王室
在1765年成立重视政治教育的军校，大致上国内的教育水平还是很落后，但是自1759年葡
萄牙率先取缔耶稣会之后，传统上掌握教育资源的耶稣会便逐渐被各国所解散，奥古斯特
于是在1773年希冀能用耶稣会留下的资产来改善联邦境内的教育。
颇为可惜的是，耶稣会的遗产在处分过程中被瑟姆下令由一些官员清点，结果被贵族与教
会挪走贪污了不少，而就算瑟姆在1776年终于下令封止剩余的资产，耶稣会留下的院校与
师资状况也很不乐观。
虽然教育部下令耶稣会旗下的教职员都应留任，还是有许多人离职，导致师资严重不足；
此外，虽然联邦教育部自成立就名义上掌管除了骑士学校与私人家教外的全国教育，实际
上却仅能影响一些重要的修道会旗下的院校。
联邦教育部因此在最早的几年相当困窘，但随着许多仍有热忱的教育人士被教育部找来协
助─包含国内外许多经验丰富的教师或学者─联邦教育部逐渐步上了正轨，尽管处境依然
艰难。
虽然1780年的时候教育部官方发行的课本依然只有三本(直到1792年也只有二十四本公定
课本)，国内院校的教育规画已经大致编排完成，并于1783年公告相关规定，其规划与骑
士学校一样是七年的正式教育，一年级由十一到十五岁的孩童入学，其课程以语言和数学
为基础，也包含其他方面的课程。
联邦教育部在1780年开始推动对教师的训练，1783年颁布教育章程的同时也进行了教育部
成员的改组，以遏阻天主教会成员的渎职，1787年教育部终于初步达成有效的课程编纂，
学生能够选修各种课程。
即使教育部与一些地区的教育人士付出很大的心血，联邦的教育情形依然不容乐观，最主
要的问题是联邦贵族施拉赤塔与传统的天主教会，很多老一辈的人物还不太能接受比较现
代化的教育方针；其次，教育部的资源一直很不足。
基于许多贵族的反对，教育部无法公开呼吁对平民的教育，但一些私设的院校仍有提供平
民教育。
这里我就不更深入的探讨世界上第一个教育部了，基本上联邦的教育部确实对波兰立陶宛
有一些冲击，只是由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太差，效果实在有效，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人士
可能不过两千人，还只在萌芽阶段而已。
波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与改革推动
除了教育部的议题之外，波兰启蒙运动也持续探讨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且与西欧的启蒙思
想互相影响。波兰的启蒙运动和西欧依然有所不同：
首先，波兰启蒙运动不批判旧有的信仰，这是因为波兰启蒙运动要获得舆论的胜利就必须
接受在联邦境内影响力依然很大的天主教会，并且许多启蒙运动者不但也是天主教徒，还
会利用天主教会来推动改革。
其次，波兰启蒙运动很讲求务实的一面，包含各种税收、资源等数据的运算，但也会呼吁
爱国主义以及联邦传统上扬弃君主专制的自豪感。启蒙运动者写作了很多书籍文章来发表
这些观点。
波兰启蒙运动与西欧启蒙也有一些相似的论点，像是卢梭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农业是
国家最根本的生产来源，这点与联邦极度吻合，因为联邦确实是以农立国，而正因为此一
论调，联邦的改革派愈发理解改革的需求，而改革的重心是农奴制。
据波兰启蒙运动的观点，波兰立陶宛的农奴体制对国家、对社会的生产能力伤害甚大，农
奴制封锁了联邦国内的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农奴们不愿意努力耕种，结果连人头税都缴
不出。
对于部分守旧派认为农奴制的废除会引发国内的紊乱，改革派则举出英格兰与荷兰这两个
国外废除农奴制的成功案例，这两个没有农奴制的国家在经济上都发展颇高；联邦国内也
已有部分地区不采农奴制和人头税而使用佃农制，这些地区的生产能力通常较高。
废除农奴制的动机还有一个，那就是近代人类社会最可怕的军事制度之一“全民征兵制”
，这个制度早在1788年就已经在波兰被一些思想家提及，但直至1793年全欧洲才会看到法
国用这种制度创造了什么怪兽。
由于波兰在第一次瓜分之后基础实力大受削减，已不复为昔日的大国，很多论者以为波兰
可能无法用正常的管道组织大规模的军队，事实上联邦陆军虽然自1778年的一万六千人成
长至1786年的18,300人，仍然远不到列强允诺的三万人标准，而波兰改革家认为联邦可能
需要三十万人才足以自保。
既然根本不可能维持三十万兵力这种天方夜谭一般的陆军规模，那么联邦的改革家就把脑
筋动到战争潜力的极限上面─如果使用全民征兵制，或许联邦的陆军规模就能暴冲到可观
的规模，但前提是必须可以运用被绑死的大量农奴。
因此，废除农奴制不但是为了提高政府税收，还是意图发动人民战争的一个条件。
波兰立陶宛境内的改革派其实对于农奴制的道德性并无过多批判，主要还是实务上的需求
，而一些墙头草会支持农奴制的改革也只是政治利益导向。
在1780年代，联邦颁布的新法规虽然对农奴有些许的宽容，却远非彻底解放农奴，而中产
阶级的权益也依然颇差，联邦想要大规模的军队却还不愿意为此付出。
1780年，改革派曾提出农奴制的改革法案，内容包含农奴的后代只有长子和三子必须维持
农奴身分，以及逃走的农奴四年后可以解除身分，地主在司法上仍有些优势，但即使是这
样妥协的产物也被驳回。
1786年，国民骑兵的官兵被正式限定为贵族，而1788年的法规则规定贵族可以免于加税，
守旧派持续试图重新加强贵族的特权，改革的路还很远很艰难。
联邦重启外交试探
在第一次瓜分后，联邦虽然保持着俄国附庸的身分，其经济实力却颇有回复，在波罗的海
、德意志与奥地利的贸易额都颇高，国内政治也相对安定。俄国与国内的守旧派还是会阻
挠，但是有限度的改革仍能有些成果。
在这段期间，联邦开始组织有效但规模还很小的外交官团队；1776年，联邦对司法的改革
废除了使用巫术的罪名以及对嫌犯的拷问。
随着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1786年驾崩，继任的腓特烈˙威廉二世相对不那么强硬，奥古
斯特与改革派认为情况已经好转，他们于是希冀俄国能在随时都将爆发的巴尔干战事中接
受联邦的投入。
改革派认为若联邦被俄国允许大力参加对鄂图曼的战争，那么俄国就必须接受联邦在经济
与政治上的增强，使联邦能够扩军至四万五千人，而被瓜分之后的联邦也可能会分到一点
战果；有趣的是守旧派也支持联邦参战，因为他们就可以合理的动员军政联盟，在国内压
迫国王、争取权益。
然而，即使在对土宣战后，凯萨琳大帝也没打算顺从联邦的愿望，并利用驻联邦的外交官
员来压制联邦声浪，特别是在俄国同时还被瑞典宣战。俄国急需联邦在乌克兰的后勤支持
，但是并不想要联邦进行任何宪政的改革或投入太多兵力，也不打算分享战果，只同意联
邦在当时的瑟姆休会期召开临时会议来组织后勤，并接受联邦动员一万两千骑兵参战，只
是俄国也表明联邦不会夺得摩尔达维亚地区的土地。
至于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二世在开战的时候背弃与俄国的约定，跑去和英国、荷兰组成
三国同盟，保持中立但随时可以捡尾刀，自然也没有对联邦事务有任何的干涉。
联邦的初步试探以失败告终。
时间转到1788年，一个很有趣的年份，因为联邦选出了最特别的瑟姆之一，这将被称为四
年瑟姆或大瑟姆，一个让联邦在末日前璀璨于同时期的美国和法国，却也使联邦彻底毁灭
的瑟姆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