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念的联合体到与虚无的交换？──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结构》外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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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象征冷战壁垒的柏林围墙倒塌，战后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形成对抗集团
的冷战来到终点，知名学者福山将此视为“历史的终结”，意指这并不单纯只是一段特殊
历史时期的结束，更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而自由民主结合资本主义的制度，将成
为人类最后一种政治组织形式。
福山“历史终结”的论断不只是对西方集团意识形态胜利的确认，同时也是暗示，伴随资
本主义而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将在这个历史的终结中无以为继。福山并不孤独，事实上
，早在福山之前，欧洲的左翼思想就已经对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
”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念的冲击，多有反思。
终结历史终结：从生产模式到交换模式
历史是否真的来到终点？福山的论断至今仍争论不休。在诸多对“历史终结”的批判与反
思中，柄谷行人的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历史终结并不是冷战结束的新产物，而是早
被黑格尔所预见，此即结合市民社会的自由、通过国家（官僚）的行政力量纠正市场经济
之矛盾实现的平等、以及在民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中体现博爱的三位一体体系。柄谷
认为，当前所谓的“历史终结”，其实是此一“资本─民族─国家”的最终型态，福山的
论断则是黑格尔首倡“历史终结”的当代版本。
对柄谷来说，战后甚至是黑格尔之后的世界史发展都不脱“资本─民族─国家”这个框架
，即使是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也只是意图暂时性地运用国家权力来废
除资本主义，最终并没能“扬弃国家”，其结果就是苏联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柄谷认为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颠倒”并没有真正摆脱这个资本─民族─国家框架，关键是如何
“超越”马克思与黑格尔？他提出以“交换模式”来取代左翼政治思想所惯用的生产模式
。
柄谷首先区分出四种交换模式的原型，分别是赠予的互酬原则（A），以强制性的政治力
量进行的掠夺与再分配（B），以及通过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C），最后是一种无法命
名的交换模式（D），这是互酬原则的“强迫式回归”。四种交换模式对应出历史上不同
的交往机制，并彼此混杂，其当代样态则分别是作为想像共同体的民族（A）、表现在现
代治理中的国家（B）、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C）以及类似普遍宗教，诉求某种普世人性
的理念式“联合体”（association）。
对于四种交换形式的讨论贯穿柄谷的所有著作中，其中，康德的思想更是重中之重。
“超越性理念”之必要
在柄谷“超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野望中，康德是最大的启发者。对康德来说，“永
久和平”无疑是一个“理念”，然而，这样的理念是必要的幻象，一个“超越式的幻象”
，它与感官上的幻象不同，无法透过理性消除它，反之，理性需要这样的超越式幻象，例
如“自我的一致”，我们只能相信明日之我也是今日之我这个“理念”的幻象，我们的“
自我”才能得到一致性。
康德式“每个人不只把他人视为手段，同时也要当作目的对待”的伦理理念也是如此。在
柄谷看来，其中蕴含的思想是“自由的相互性”。“将人作为目的”意谓着人并不是（只
是）交换模式B中通过服从得到保护的公民，也不（只）是交换模式C中的市场交易媒介，
而是某种与不知名“他者”之间，不成就任何目的的互动关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将
会是“普遍”的。
但对黑格尔来说，理念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幻象，而是存在于现实中，市民社会、国家与
民族这类伦理实体本身，已经是理念的实现，马克思“颠倒”黑格尔之处在于强调市民社
会场域中存在着被黑格尔理论体系所压抑的革命潜能，此即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成为
“贱民”的无产阶级。尽管如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也并未瓦解其体系，历史的终结
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到来”的“现实”。
众所周知，康德首先提出了“永久和平”的理念，为此必须形成某种“国际联合”，不过
，民族国家之间无法在超越国家的层次上形成超国家的“利维坦”，因此，国际联合还是
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黑格尔接受了康德对于国际社会基本单元的看法，但对黑格
尔来说，国际的联合要能够起作用，必须具有足够的实力制裁违规的国家才行，也就是说
，需要一个“霸权国家”。黑格尔对于康德的批判表面上看起来是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
批判，然而，在柄谷看来，黑格尔的批评并没有碰触到康德“世界共和”理念的精髓，而
这也是柄谷思考作为互酬原则“强迫性回归”的“联合”模式（D）的关键所在。
“永久和平”是一个超越性理念，它将自由的相互性延伸到国际之间，对于人“同时也要
当作目的”的原则绝不妥协；而“超越”并不意谓著“不现实”，反倒是意谓著其必然。
柄谷反复强调，交换模式D是理念的联合体，是以互酬为原则的交换模式A在更高层次上的
回归，也就是说，在交换模式B与C，国家与资本作为现实的条件下的“回归”。柄谷对康
德颇具创意的诠释在于，他认为这样的回归具有“强迫性”。
人际之间实现理念联合体的动力并非来自于任何意义上的自然本性，而是康德所说的“非
社会性的社会性”。康德并不否认人类历史中形成对抗关系从而导致血腥结果的“自然性
”，非社会性的社会性造成了人类共同体中的血腥杀戮，而国家作为交换模式B的形成就
在于抑制无尽的血债，例如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对于自然状态的抑制。
但国家作为交换模式B只能在国家之内抑制此一杀戮，其实是将暴力从人际之间转向国际
之间，在现代世界中，国家之间的对抗甚至造成了更大更血腥的杀戮。但康德同时也认为
，“非社会性的社会性”也是超越既有交换模式B的关键，柄谷据此认定，巨大的杀戮同
时也是理念联合体的契机，理念的联合体将伴随更血腥的杀戮而以“被压抑”的姿态回归
。
被压抑者的回归与理念的联合体
柄谷援用了佛洛伊德对“死亡驱力”的讨论，来说明此一“被压抑者的回归”。在佛洛伊
德看来，存在一种更高层次的规范，它并不是透过外在规范的他律而形成，而是透过某种
反复的强迫，从“内部”形成。佛洛伊德将此一动态称之为“攻击驱力的内化”。易言之
，理念联合体的形成并不是依据某个外在规范的他律而形成，而是在近乎本能的自然互动
形成的“非理性”的对抗后果，产生暴力杀戮的反复出现，其一再回归之后对于个体的“
理性”调节。此即康德所言，非社会性的对抗最终会产生“社会性”的后果，人类最终必
然会形成超越交换模式B，彻底瓦解国家之间对抗的永久和平理念。
康德之所以强调“永久和平”是大自然“隐蔽的计画”，是因为它并不是任何人类本能互
动的结果，也不是外在规范驯化本能的结果，而是在“目睹”或者“想像性目睹”对抗关
系惨烈后果后，通过一次次反复的冲击，所内化形成的理念性结果。它不会再以交换模式
B的样态出现，而是完全否定对抗，将不知名的他者“同时”也当作目的，以一种“尚未
到来”联合体的样态出现。如康德在〈何谓启蒙〉中说，“人类一旦抵达更高阶段的道德
，就将会看到比迄今更为遥远的前方，这样地将实际存在的人类，与应该成为的样子进行
比较，对于人类悲惨现状的判断，以及由此我们自责的念头，将随着我们在已知的世界历
程中上升到更高的道德水平，而变得越加严厉”。
康德并没有否定人们从属于某个政治共同体这个事实，他对永久和平的构思并不在于扬弃
民族国家，而是强调对于永久和平的思考与行动，应该采取某种并不依附于现实样态的“
共同体”角度，此即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角度。如果没有这等想像成为世界公民的意
志，世界公民社会就不会存在，而如果希望永久和平可以在未来的某一日实现，就意味着
必须舍弃当下情境中的“理性”，而以某种与他者的互酬关系来重新构想行动。
柄谷之所以强调理念联合体是一个无法名状的X，原因在于它无法完全体现在任何现实的
“组织”中，更确切的说，理念的联合体是一种“运动”，贯穿交换模式B与C，要求超越
国家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思想与行动，它出现在各种的反战运动，与抵制市场逻辑的经济行
动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不理性”的，因为它对于“自由相互性”的诉求，是
以放弃自体的自由，来交换不知名他者免于受到任何支配的自由，也因此，它才实现了那
尚未到来的，对于对抗关系的彻底扬弃。
与虚无交换的交换模式D？
对柄谷来说，只有理念联合体的“回归”，才能摆脱“资本─民族─国家”环环相扣的框
架。而在更高层次回归的交换模式D，之所以无法命名，也在于它对于交换模式B与C的调
节，都深受当下现实脉络所影响。当前世界中种种并非以明确人际关系为诉求的运动，都
是某种理念联合体的样态，例如柄谷鼓吹的“新联合者运动”（NAM），或者通过消费抵
制大资本集团，或者以在地的信用合作社形式抵制全球金融游戏，这些运动都超越了“资
本─民族─国家”框架的思想与行动，其所想望的都是一种“尚未到来”的人际共同体形
式。
交换模式D的基础是与相对他者的绝对伦理关系，在柄谷笔下，世代之间普遍人性“自由
的相互性”关系可谓其典型，对下一个世代与未来的期待与想望，伴随那些过往反复回归
的历史血腥，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形构了各种交换模式D的运动与雏形。而某些运动
也确实因此震撼了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像是占领运动。柄谷所阐述的交换模式D中，绝
对伦理关系中的对造两方，皆为有生的世代，但是，交换模式D却无法排除某种变种样态
，例如以完全弃置当下的生命为代价交换未来的恐怖攻击。柄谷肯定会因为恐怖攻击对无
辜者所造成的伤害，因此背离了“他者同时也是目的”的康德式原则，而否认其作为“理
念联合体”的可能，但却无法否认恐怖运动所蕴含的绝对伦理关系。
“被压抑者的回归”终究是以与无以名状之他者的绝对伦理关系为基础，这样的绝对伦理
关系，固然会以抑制杀戮的永久和平理念出现，但也存在恐怖攻击行动这样的变种样态。
固然绝对的伦理关系会某种程度上动摇国家理性与资本逻辑，然而，一旦对造方不是有生
的未来世代，而是虚无的未来时，它会完全瓦解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有生交换。
提早放弃人生的茧居族，放弃生养后代的年轻夫妇，乃至于迷恋虚无的英雄景观，犯下大
规模自杀性谋杀的行凶者等等，都是通过绝对的自我“杀戮”，来交换那并不被期待与想
像“目的王国”的绝对“伦理关系”，他们都是放弃了当下的“理性”，通过与那注定缺
席之他者（被放弃的人生与不会存在的后代，以及虚无的英雄想像），与虚无的未来形成
绝对伦理关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