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伟、吴丰维／从反压迫到民主巩固──谈台湾哲学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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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哲学”是一个最为人熟知却又最受误解的词语。从日常生活、学院研究到政治
场域，许多事物都会被人冠上“ＯＯ哲学”之名，仿佛只要晦涩难懂，或者只要能说出几
分道理的东西，都是“哲学”。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哲学”过度剩余而浮
滥的时代。
读遍世界的哲学，但台湾的呢？
但诡异的是，尽管哲学一词在台湾如此通行，大学里也广设课程，但“台湾哲学”却是一
个众人相对陌生的概念。在大学的哲学系里，希腊哲学、中国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
、英美分析哲学等等，都已经是相当标准的课程配备，但却未曾有人正式开设台湾哲学的
课程。甚至，“台湾哲学”的说法，晚至八Ｏ年代末期才被学者廖仁义正式提出（注）。
相较于早已受到国际肯认的日本哲学，以及极力建立自身主体性的韩国哲学与越南哲学，
具自我意识的台湾哲学的阙如，对台湾思想文化的长期发展将会是一个致命伤。
台湾哲学长期被漠视，除了台湾长期被视为是文化边陲而不受重视，还有威权统治的因素
，例如战前台湾的代表哲学家林茂生（时代理台大文学院院长）因二二八事件被枪决、战
后批判党国体制的殷海光被逐出台大，以及七Ｏ年代以反共为名、肃清自由派学者的台大
哲学系事件，使得哲学界长期处于相对噤声的状态，更难以建构具有台湾意识的哲学。所
幸经过众多学者的考察与累积，台湾哲学在近年来开始受到重视（注），除了代表性哲学
家的著作，也出版了探讨战前台湾哲学与战后台湾哲学的学术论文集。
殖民历史下，台湾前人的创造性反思
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具学术意义的哲学传统已有百年历史。融合儒家与基督教的李春
生早在19世纪末已经发表其宗教哲学著作，台湾第一位留美博士林茂生也在1916年就发表
了融合康德哲学与儒学的作品。不过，一个具有自觉与主体性的台湾哲学传统，却不容易
勾勒，因素除了战前与战后的断裂（注），还有学派与取径的多元（注）。
严格来说，台湾哲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派（例如日本的京都学派），或是一个前后传承
的思想传统（例如德国的观念论），台湾哲学体现的是一个受多重殖民的移民社会的集体
探索，以哲学理论回应时代困境。总体来说，台湾哲学是在地住民为回应所面临的挑战，
应运而生的一系列思想与实践。它原本以西方哲学为思想武器来抵抗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和
文化同化，后来发展成对人类普遍困境（价值与宗教冲突、殖民地的政治哲学）的创造性
反思。它多元的文化基因以及多语言的特征，更异于亚洲其他哲学传统（注）。
日治时期的台湾哲学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入世精神，而非象牙塔内的头脑体操。
举例来说，1920年代起，林茂生就以普世价值批判日本在台湾、朝鲜实施军国主义教育，
乃是将统治者意识形态强加于学子。同时期，佛学研究者林秋梧为对抗社会不平等而提出
“马克思佛学”，它不但先于越南的左翼佛学，更早于七〇年代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此
外，1933年廖文奎在芝加哥大学提出的政治哲学理论《个人与共同体》，他战后向联合国
争取台湾民族自决而成黑名单，余生流亡在外。这些知识份子原本以欧美思潮来抵抗皇民
化，却逐渐发展成独步全球的创新理论。他们从被压迫者视角，替战前地球上半数被殖民
的人口发声。
战前反殖民，战后反威权
日本殖民时代下，台湾知识份子的这种思想反抗，后来更转化成台湾认同的自我探索。自
1901年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一概念以维系分崩离析的清帝国，不久后“中华文化”一
词也被创造出来。然而，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人非但未参与这场中华国族建构，反而与朝鲜
人、琉球人、阿依努人一同被迫成为“大和民族”并被写入1938年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受
韩国三一运动与民族自决影响，这些台湾知识份子选择了第三条路：建构自己的台湾人与
台湾文化认同。
在这样的殖民时代背景下，林茂生先后参与创办高砂青年会（1915）与台湾文化协会（
1921），而林秋梧、陈绍馨、郭明昆则加入语言文化的辩论。其中，洪耀勋以德国哲学所
发展的〈创造台人的言语〉、〈风土文化观〉更是三〇年代最具本土意识的哲学著作。换
言之，在反抗中探索自我存在，正是战前台湾哲学的时代精神。
台湾哲学始于日本统治下的现代化浪潮，却在反殖民中成长茁壮。战后的台湾哲学发展，
更与民主化的进程息息相关。战后渡台的中国自由派学者带来民主与科学的论辩，同样成
为反抗威权的动力。胡适、殷海光的《自由中国》点燃了燎原星火，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哲
学与逻辑思想成为对抗威权统治的利器，而任教于台大哲学系的洪耀勋、曾天从对学术自
由的维护，却也引来1972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哲学系教师李日章、陈鼓应等人被清洗、
解聘）。
无论民主或独裁，哲学都扮演重要角色
回首百年，台湾哲学的传统弥漫着反殖民、反威权的精神。这对于未来的台湾来说，不仅
是宝贵的无形资产，也是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重要助力。
在人类历史上，哲学思想对政治共同体命运的影响，比比皆是。18世纪，英国洛克（
John Locke）、法国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天赋人权”观念，蔓延成卷欧
洲大陆的革命风潮，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三权分立”设计被直接写进了美国宪
法。19世纪，英国弥尔的自由主义至今仍影响英国的政治文化，而突变自德国黑格尔与费
尔巴哈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最终扩散全球导致百年来的国际局势剧变。这些哲学思想，常
是左右人类文明兴衰的力量。
不幸的是，20世纪的法西斯政权，背后也有哲学作为其思想的脊椎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
、尼采的超人哲学被当成是德意志国族乃至纳粹兴起的理论根基，而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也少不了京都学派“八纮一宇”等世界大同思想。21世纪，中国崛起后，习近平更以儒家
天朝秩序为经纬，学者蒋庆等新儒家则重新包装“内圣外王”，期许成为西方霸权外的普
世价值制定者。
换言之，政治哲学在两者中皆扮演重要角色：它在民主国家中常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
疆界，但在极权国家则成了合理化压迫与扩张的关键。思想箝制与言论审查，更是独裁者
的重中之重。
哲学做为一种文化战略
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有必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看待台湾哲学的发展。对外，台湾哲学可
以深化自身文化的主体性，确立立足于世界的价值与独特性，并将台湾百年来反殖民、反
威权的民主精神与共同信奉普世价值的文明国家嫁接。对内，台湾哲学的发展也有助于打
造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并鼓吹理性思辨以解决当代困境，盼借由哲学批判与独立思考来
讨论公共事务，养成追求理由与理解的公民素养，将民主国家所面临的社会对立与两极民
粹转化成有意义的价值竞争，以巩固民主。
但不可讳言的，台湾哲学作为一个思想的传统，在学院的生态里是有待浇灌的幼苗，仍有
待研究者与社会资源的长期投入。如学者陈瑞麟所言，台湾哲学的主体性需要团体性的支
持，即其所谓的“台湾哲学建构团体”，而非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研究努力。最近，一些国
内学者与台湾哲学学会、女学会、殷海光基金会、郑南榕基金会、青平台、PHEDO等团体
发起了“国立台湾哲学馆”的设立倡议，以其作为学院与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
）的桥梁，也是国内整合与国际交流的基地。毕竟，文化不只是艺术与建筑，也在于语言
与思想。
最后，诚如学者廖仁义所言，台湾哲学是“源自于民间寻找反支配思想的需求”，是一世
纪来先民回应社会困境的反思与实践。明年，刚好是台湾文化协会创立100周年。我们与
1921年的台湾人同样也身处历史的转捩。而新时代的台湾哲学，正是我们迈向下个百年，
所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