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book 看板 #1OQFJ_hz ]
书名：责任与判断
作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
译者：蔡佩君
出版：左岸文化
好读网页板：http://sobooks.tw/re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前言：世纪大审与平庸之恶
1961 年 4 月，前纳粹党卫军干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开始受
审，知名尤太裔[注1]思想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也到了现场。在观察与报导过
程结束后，鄂兰树敌无数，被许多尤太社群称为叛徒，因她提出了一崭新概念──平庸之
恶（the banality of evil）[注2]。
在一般的想像中，为恶者必有为恶的动机，否则不足以支撑他持续推动恶行。根据这种观
点，艾希曼长期负责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想必有着强大的恶念，方使
他得以持续将尤太人送往灭绝；对很多人而言，法庭上的艾希曼是装疯卖傻，企图用“依
法行政谢谢指教”这说词掩盖他的恶魔心肠。但鄂兰认为这人其实就像小丑似的，并不抱
持着人们想像中的“对尤太人的憎恨恶念”。鄂兰的想法遭致许多批判，认为她企图替艾
希曼开脱。
对此鄂兰并未公开回应，但她仍心系著在耶路撒冷所见的现象 ─ 如果这般的罪恶不是由
极端恶念所遭致，那会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它呢？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不断出现在她
的文字与课堂讲稿中。在她死后，弟子杰洛米‧柯恩（Jerome Kohn）将之编辑成册并于
2003年出版，即目前这本《责任与判断》。
平庸但不意味着无罪责
在审判过程中，艾希曼主张自己只是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一切都“依法行政谢谢指教”。
事实上，抱持这想法的不只艾希曼，甚至是在整个德国都大为兴盛。按这种思维，所有人
都是邪恶杀人机器中的小齿轮。将这种想法推到极致而论，并没有人真的造就了悲剧，所
有人也因此都无罪责。
鄂兰自然不接受这想法，在她看来，讨论罪责就要放在行为者个人层面上来讨论，不能随
意牵拖到这种大结构中回避。因此，她十分赞同耶路撒冷的大审，该审判并未被那肤浅的
齿轮理论迷惑，在《平庸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一书结尾可看到鄂兰深表赞
同的这段话：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在此假设，你之所以变成这个大屠杀组织中一个听话的屠夫，完全是
出自坏运气，但这不影响你执行、从而支持大屠杀政策的事实。因为政治不是儿戏，在政
治中，服从就等于支持。正如你支持并执行屠杀命令，拒绝与尤太人以及其他民族共同分
享这个世界一样 ─ 好像你和你的上司真有权决定谁应该或不应该在世界上存活 ─ 我们
认为，没有人，也就是说，全人类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愿意和你共同分享这个世界。这
就是你必须被处死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注3]
对鄂兰来说，艾希曼的确有责任。
但令人意外的是，鄂兰并不是援引我们所熟知的“汝不应杀人”这般伦理法则来指责艾希
曼。最终解决方案并不只是大量“杀人”之积累，而是企图以单一的观点去否定与消灭不
符合其观点的人群，直接消弭与毁灭了人类的多样性，是一“反人类”（anti-humanist
）罪。
再者，鄂兰认为高举伦理法则本身未能完全阻止罪恶。
我们平常总会认为，之所以能够判断是非对错，是来自于特定的伦理道德法则，比如十诫
的“汝不应杀人”。而要坚守善行而不为恶，就应服膺这些法则。但最可怕也正是这点。
鄂兰指出，伦理一词的英文是 ethic，其字源是希腊文 Ethos，就是风俗习惯或习俗，而
这些风俗可经由人为而改变。在纳粹政权底下，最可怕的并不是他们用暴力胁迫人民支持
，而是将政治体制整个翻转，使得人们原本习于服从的法则产生质变。
因此，不加思索地服从当局的规定与指令，仅仅仰赖规定而遮蔽、回避当中的思考，把一
切都交给规定与领袖说了算，沉沦其中而不自拔，这才是鄂兰认为的罪恶之源。艾希曼这
样的服从则进一步透过其行为转换成了最实质的支持，他顺从指令，一点一点地透过签署
与指派，将原本不该丧命的人们送入死亡。对鄂兰而言，这种邪恶的平庸是最可怕、最无
法言喻、又让人难以理解的恶。
思考：与自我的无声对话
在鄂兰的眼中，不思考是邪恶之源。那什么是思考？
在当时的德国，跟随纳粹政权旨意的不只是普罗大众，亦有许多文人知识份子。这些人往
往饱读诗书，享受文化的丰硕成果，难道这些人也都不思考吗？
鄂兰认为，被动享受知识不等于思考本身；思考本身绝非被动过程，而是一种对话：与自
我对话。而这个关于思考的故事可从苏格拉底开始说起。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带给了我
们一个启示：宁受不义而不做恶。
对苏格拉底来说，他相信“我”并非完全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二合一”的自我。这个
自我始终与我们相伴。如果我们的行动或意见与他人产生矛盾，我们大可以远离或是离开
这些人，但是我们始终无法逃开自己，这个自我是我自身的伙伴与见证者，我们固然可以
暂时无视于它，投身于其他各种事务中，但终究无法完全与之分离。
对苏格拉底来说，这样的能力十分基本，每个人都能具备而不假外求，不需要仰赖特别的
官能去接收。因此他不断地要求要“将事情想通透”，不断地刺激著更进一步的思考。苏
格拉底所设想出的质疑并非为了好玩或使对方蒙羞，而是因为他真诚地无法信服；他必须
透过质疑与思考清除眼前的迷惑与不解，而不甘只是庸庸碌碌地照做就好。这股思索的动
力出自于与自身相伴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断与我们进行对话与交流，我们不可能逃避它的
存在。苏格拉底的立场是：宁与世人不和，也不愿与自身倾轧。
是故，在考量是否服膺或追随他人意见前，我们最该做的是与自我一致而不矛盾。与自我
产生矛盾，就像招来一个无所不在的仇邻或敌人，我们必须一直与这般矛盾相处，这绝不
是愉快的体验。我们可自问，自己是否愿意让我们原本所看不起、无法接受的那种为恶之
我与自己常相伴随？
鄂兰相信，若我们够真诚，那么我们绝不会做如是想。我们可从迎面而来的狂潮中抽身而
出开始反思，使自己站到事务之后开始自问。这样的力量或许只是种消极不为，使人不再
投身恶行，不见得能直接指出善行为何。但在重大危急时刻，当原有伦理法则与律法都不
再能遏止人们之时，透过这种方式扎根于自身，至少能使自己不随波逐流地做出那些不堪
的恶行与灾难。没有一个认真如此思考的人能够再度成为服从者与同流者，她的行动将成
为长相伴随的记忆，而记忆唤起那在自身之中的声音与感受。
若能用这种方式重新思考平庸之恶，我们将更理解为什么一群缺乏坚强恶意的人们能唤起
二十世纪最可怕的罪恶。这群人未对事情加以思考，因此不能自观自我的行动而化为记忆
，也无法产生一股遏止的力量与声音。因此，这些人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而缺乏自我的根基
，能轻易委身于各样的口号与命令中随波逐流。正因如此，他们缺乏拴住自己的最后限制
，一旦外在浪潮迎面袭来，他们将可一路随潮而去，滑落到让人难以想像与接受的极端罪
恶。
判断：想像力是你的超能力
上述这种透过思考来中止为恶的作法有着一项特性，它要求人们自我反思，而这看来相当
的“个人性”、甚至是主观性。鄂兰自然知晓这项特质，但她亦不认为我们因此就要掉到
纯然的主观论，变成一种人人都能理直气壮地自称“反思之后认为自己没有错、自认问心
无愧”的情况；但她也同样不愿意重新回到先前的老路，去建构一套可以放诸四海普遍有
效的客观伦理法则来指引大家该如何行动。晚年的鄂兰遂开始从康德的思想之中挖掘理论
资源，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寻找突破口，尝试将康德原本的美学判断论用以阐述道
德判断。
让我们先从美感判断出发。好比我们说：“今晚月色真美”，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个美感判
断。但是，这种判断并不是我们先掌握了美的法则作为大前提之后，再将眼前的月色涵摄
到这法则之下。我们是直接对于月色之美有所感知，而做出如是判断。在此同时，我们并
不只将这般的美之宣称视为一种纯粹个人意见，我们也是在对他人提出，并信赖著这个判
断能传达到他人心中，对于他人而言一样有效。
在鄂兰的眼中，这蕴含着两件事。一方面，我们对于美之判断并非援引普遍法则而做出，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美的典范事物，并直接从中对于美加以感知并做判断。当然，典范或许
不完全可以放诸四海或万世不变，它可能会有文化上或时间上的特殊性，但它确实可与他
人共享，因为我们与这些人亦共享了同样的感觉（sense），这作为 Common Sense，即这
群人普遍共享的常识。
因此，当我做出一个美感判断时，我并非完全地陈述个人感受而已。当我对人们做出这项
宣称，要与人沟通时，我势必是想像著，在人们与我共享的这般感觉之下，有可能亦会认
可我的判断。在此，透过想像的过程，我们将自己的宣称予以扩展，试图将他人的可能感
受与想法亦纳入其中，使自身判断的有效性进而扩展，而形成一扩展的心灵。[注4]而这
想像如果能越发考虑与触及到越多人的处境与状态，越能增强我的判断所具有的代表性：
我的判断不再只是纯然的一己之思和一时之兴，而是尽可能地将各种可能都涉入其中，而
克服了原本所可能蕴含的自我本位。
对于鄂兰来说，这样的美感判断带来了突破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将这样的判断套用到道
德与政治判断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一种既非法则援引亦非纯然主观断言的是非判断，
而是主体间相互交融（Intersubjectivity）。而这个尝试在她看来是可行的。政治生活
与美感判断一样，虽然都充满著各式各样的人，蕴含着人的复数性（plurality），但判
断的有效性不因此就只能建立在各种零碎意见的随意总和、或是各种利益的相互妥协。
另一方面，如果鄂兰想将这种美感判断模式带入道德与政治之中，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是
否有足够良好的典范可供我们参照。鄂兰相信，苏格拉底的真诚本身就是值得人们参考的
历史典范，这个形象屹立于西方文明的记忆中。另一方面，这种典范本身不见得是真人真
事；我们亦可能在史诗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诸多伟大心灵带给我们的深刻印象。
回到关于平庸之恶的讨论。深陷于平庸之恶的人是不愿思考的人，他们丧失了自我而缺少
了真诚的记忆，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泛泛之言的表面之物。他们无法看见、亦无法与他人共
享著良好的典范，因而亦无法与他人形成真实的联系。在这样的不真实联系中，他们可能
对于世界产生一种毫不在乎的态度，他们可以依附于任何人与任何事物之中，不再关注与
思索里头的是非善恶。也正因如此的不关注和不在乎，最大的罪恶才有了诞生的可能。
黑暗时代的星点路标：鄂兰的遗绪
作为鄂兰晚年思考尝试的纪录，本书并非鄂兰一本完整的著作，其中的某些想法可能有些
不甚严谨与不完整。书中关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援引即是一例。
鄂兰晚年本想对人类心灵活动做深入完整的探讨，并着手撰写《心智生命》一书，但在鄂
兰1975年去世时，鄂兰晚年对于判断的最终完整思考 ─〈判断〉一卷才正要开始撰写。
另一方面，如同鄂兰的另一名弟子，《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一书的编辑者罗纳德‧贝纳尔
（Ronald Beiner）所言，鄂兰对康德《判断力批判》一书的援引其实仍是尝试之举，是
她在面对与思索自身问题时做出的诠释；读者若想从鄂兰的文字中直接获取康德关于美感
判断的观点，则可能会受到误导[注5]。
此外，自鄂兰观察艾希曼大审并写下文字后至今已五十年余。在这期间，有研究者透过艾
希曼所留下的各种文件，试图挑战鄂兰当时对艾希曼的观察，认为艾希曼并不完全是一无
所知地完全盲从，甚至对于自身的作为曾引以为豪。[注6]因此，我们也不应该毫无保留
地完全采信鄂兰对于艾希曼之观点。
但即使是本未臻完善的著作，即便我们的时空条件都已远离鄂兰当时面临的那场世纪大审
，但这并不代表鄂兰的思索过程不值得我们所借镜。
回顾鄂兰的一生，其问题意识即是不断对于过去政权之罪恶进行反省与思考，以回应于自
身所在的“处境”。现在的我们固然不再建造那些视人为草芥的集中营。但别忘了，我们
这块土地上也曾有段服从威权的历史，也有许多不是那么正义、侵害人权的过往，或许至
今都未能好好地面对与正视，也才会有“威权时期不是大家都选择服从吗？”[注7]这种
辩护的说词出现。
对于这些未竟之业，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理解事实与反复思量。鄂兰本人虽未能及时完善她
自身的思考，但也在本书中留下些许路标。至于这个未完成的思考会终将指向何方，本文
无法以先知的口吻提供预言与指示（事实上，我亦尚未明确知晓），只能留待各位阅读之
后一同延续思考。
◎注解
注1
按雷敦龢教授在《平庸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一书之〈导读〉所言，传统惯
用的“犹太”一词是十九世纪传教士刻意选用犬部“犹”字，当中包含对尤太人的贬抑，
故应以“尤太”一词代之。
注2
当然，鄂兰被谴责的另一部分，是因为她在书中写道尤太长老与纳粹政权的妥协，为了保
命（以及保持部分族群的存续）而同意将另一些尤太人送入集中营。
注3
Hannah Arendt(2013)，《平庸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施亦如译，台北：
玉山社，页307。
注4
以上讨论是出自于鄂兰之见，或许并非是对康德美学的适当理解。见后述。
注5
Ronald Beiner(2013)，中文版前言，收于 Hannah Arendt(2013)，曹明、苏婉儿译，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页1-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6
骗子－艾希曼的四重面具：Tom Teicholz评《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大屠杀刽子手不为人
知的生活》 http://www.mplus.com.tw/article/728
注7
“威权时期不是大家都选择服从吗？” 蔡英文为谢文定辩护反惹议
http://www.storm.mg/article/151658
◎参考文献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苏友贞译，《心智生命》，台北：立绪，2007。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施亦如译，《平庸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
，台北：玉山社，2013。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曹明、苏婉儿译，《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3。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责任与判断，蔡佩君译，台北：左岸，2016。
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汉娜‧鄂兰的政治思》，台北：联经出版，2002。
蔡英文（2016），转型正义的议论：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观点，
发表于“加害者的过去与现在式：转型正义的法律与政治哲学论坛”（10.29.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