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类是帐簿
下分签牌、仓帐簿、库帐簿、杂帐簿四小类，共171件。
签牌74件
均为嘉禾年间长沙地方诸曹、诸乡、仓库统计各类顷亩、租税、别卑等帐簿的标识简。
按“签”即古之“楬”。
顷亩见有粢田。租税包括米粻钱皮麻酒等。
别卑即契券
单称“别”指“都别”，为契券总合帐。
单称“卑”指“分别”，为契券分类帐。
帐簿称“本”“事”或“本事”，还有“月旦簿”等。
由于是帐簿的标识简，故置于“帐簿”大类之首。
仓帐簿61件
主要为嘉禾年间长沙地方仓曹“受”“领受”“付受”等各种米的统计帐簿。
这里所以统称“长沙地方”，是因为除长沙郡治临湘侯国外，
还包括仍属长沙郡的安成（今江西安福）、永新（亦在今江西）二县的仓帐簿。
当然，也有不属长沙郡而属桂阳郡（今湖南郴州），时间也为嘉禾年间的郭浦
的仓帐簿，只是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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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安成、永新二县和郭浦的仓帐簿，因何到了临湘，也就是这批吴简的出土地，
今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的走马楼，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
库帐簿21件
均为嘉禾年间长沙地方库吏白领各种钱物统计帐簿。
库吏仅见二人：一为“潘有”，又作“潘珛”，仅称“库吏”；一为“殷连”，
或仅称“库吏”，或详称“临湘库吏”。
据此推测，此“潘有”或“潘珛”，亦系“临湘库吏”，吴简竹简亦可印证。
因而这里所谓“长沙地方”，实际专指临湘侯国而言。
这些临湘侯国库属钱物统计帐簿，主要为钱帐，物帐仅一件；钱帐并不复杂，
仅有田亩、地僦、财用、酒租、市租五种钱。
尽管如此，由于每件帐簿金额都较巨大，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对于研究当时长沙地方的经济社会，仍有重要价值。
杂帐簿15件
均为嘉禾年间长沙地方统计入得米钱、市药和病人，以及临湘列曹廪食的帐簿。
需要说明的是，按制度，米入仓，钱入库，本小类所收统计入得米钱帐簿，
都是没有仓吏“白受”和库吏“白领”，无法归入前揭“仓帐簿”和“库帐簿”
的特殊帐簿。
最有价值的是统计病人的帐簿，有“青州病十三人”和“蔡州病……人”。
青州为古九州之一，故地在今山东。
《三国志‧吴书‧胡综传》记有黄龙二年（230年）“青州人隐蕃归吴”，
至建业向孙权上书事。
而此青州病人帐簿，说明当时长沙也有很多青州流亡人口。
蔡州最为奇怪，因为该州名不见于史载。
文献中仅有上蔡县，故属汝南郡，在今河南。
汉末其民南迁，又于豫章郡置上蔡县，在今江西。
同时又有下蔡县，属九江郡，亦在今江西。
蔡州究竟何所指？值得进一步研究。
汉末中原大乱，北人南下避难，荆州及长沙是理想之所。
《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载：“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
十万余家。”
同书《王粲传》载：“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
其中颍川杜袭、河东裴潜都到过长沙，甚至陈国颍容也可能到过长沙。
但未闻有青州、蔡州人士到长沙者。
这两件统计青州、蔡州病人的帐簿，可以填补史载空缺。
第三大类是书信
下分书信、封检及封发事目两小类，共22件。
书信12件
均为嘉禾年间长沙地方吏民的通信。
行书最初主要用于书信。
当时书信称为“相闻”。
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钟繇“书有三体”，第三体曰“行狎书，相闻者也”。
“行狎书”就是行书，“相闻”就是书信，说明汉末魏初的钟繇
已将行书作为专写书信之书体。
《三国志‧蜀书‧麋竺传》：“先主将适荆州，遣竺先与刘表相闻。”
又《吴书‧孙辅传》：“遣使与曹公（操）相闻。”
《吴书‧诸葛瑾传》：“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刘）备相闻。”
其中“相闻”皆指书信。
本小类所收《嘉禾某年八月十三日周详致内兄嫂书信》所说“前虽相闻”
《嘉禾年间孤子言倾侧之情残书信》所说“近过不数相闻”，
其中“相闻”也皆指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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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检及封发事目10件
均为黄龙二年至嘉禾年间长沙地方官府的封检和封发事目。
这里所谓“封检”，只是一个通称，实际包括封匣、封缄、封检三者。
封匣即封泥匣，是内附重要公文和财物的函盖。
封缄是单独邮寄的公文、私信及财物的封面。
封检有的类似封缄，有的是与封匣配套的公文。
封发事目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对封并发出的公文登记；
另一种是已经封存尚未发出的公文登记。
其中提到的地名“建甯”“安成”，均为长沙郡属县；
提到的人名“毛钧”，见于竹简，称“郡吏毛钧”（壹‧9808、玖‧77）。
可见公文封发和从业吏员均不限于临湘，或可为吴简性质究竟是县级还是郡、
县皆有等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第四大类是杂残文
下分名刺、习字、残文书三小类，共51件。
名刺9件
均为嘉禾年间长沙、武陵等地方人士的“门状”“拜帖”。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现在通行的“名片”，西汉称“谒”（或称“名谒”），
东汉称“刺”（通称“名刺”）。
最近几年，这种见解才开始发生变化。
实际上，“谒”类似唐宋的“门状”、明清的“拜帖”，
“刺”才类似现在的“名片”。
本小类所收“名刺”，均属“门状”“拜帖”，而非“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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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称“名刺”，只是用其通称。
“名刺”后称“名纸”。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海叙不遇”条记载：“刘鲁风，江西投谒所知，
颇为典谒所阻，因赋一绝云：
‘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千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
名纸生毛不为通。’”
“名纸生毛”成语即出于此。
南宋曾慥《类说》卷三五“门状”条说：
“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名纸。”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七《人事部‧谒见》载同。
“名刺”“名纸”仅书姓名、字号、籍贯，
“门状”“拜帖”还须另书“再拜”“问起居”等，
二者性质是有很大区别的。
习字9件
均为嘉禾年间长沙地方吏民所写。
譬如一件习字，写有“奴凡潘召吏节芸、门士阳亏”一句，
“阳”是姓氏人所熟知，“凡”与“节”是姓氏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这为吴简所见长沙姓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可惜习字不少都是草书，字迹漫漶甚至磨灭，有的字很难确认，
价值还没有得到完全发掘。
残文书33件
时间最早为建安五年（200年），其他均应为嘉禾年间。
这些残文书虽然多因缺损而鲜见完整内容，但价值实际不能低估，
特别是不少为吴简首见。
首先自是“建安五年”纪年，
此前吴简固然出现过更早的“中平二年”（185年，壹‧9831），
但那只是孤文单证，存在各种可能性，
而本件在建安五年下还有“十月庚子朔”的月朔干支记录，
只能是当时所写，这样就将吴简时间上限往前推移了若干年，
对于吴简年代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有：
第一，首次见到一组商议医治流行疾病的文件。
《三国志》曾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战后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孙权夺取荆州后荆州两次大疫。
此次长沙爆发流行疾病，时间稍晚，史籍没有记载，
可为荆州常有瘟疫增加新的证明材料。
第二，首次见到“道教神符”和与道教相关的“神仙骑麋鹿图画”。
据传世文献记载：东汉后期至三国前期，道教开始兴盛，河北的太平道、
巴蜀的五斗米道，以及江南五斗米道的分支天师道，都活动频繁。
但出土文献可以印证者不多。这两件神符与图画的确认，
为当时江南道教特别是长沙道教的流行，增加了出土文献方面的印证材料。
长沙吴简《竹木牍》内容丰富，前面的介绍不过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可供发掘的新材料，以及由此汇出的新问题，实际上比比皆是。
相信随着《竹木牍》的整理出版，长沙吴简整理工作圆满收官，
以前的很多所谓研究结论，是否正确或是否完整，都会引起学术界的重新思考，
并将吴简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