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对三国历史的研究没有板上许多高手那么多，但是基本的战史逻辑还是不会有明
显差别的。
我先谈"limited offensive v.s. breakthrough"这个一战史讨论到烂的主题。
我相信应该所有人都会同意，整体实力正逐渐超越并将大幅凌驾于对方的阵营，可以使用
更持久的策略，相反的，实力正逐渐衰退的一方就会急于求胜。
有限攻势的本质，在于力求好看的损益比，但不要求战斗规模的大小。这种策略─我认为
ander大对费祎的辩护是合理化为此类策略─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非常优异的战法，比如
宋朝对西夏或一战末期的西线，都为此种策略的成功案例。
然而，蜀汉的国力是逐渐被压倒的一方。
换句话说，比起协约国，德军才是比较近似于蜀汉的案例，而这样的劣势方所寻求的应该
是更积极的决定性作战，并且自然是越早实施越好。
我不否认费祎的缓攻法有正面的价值与效用，但是这种策略使用的时间点有问题，兴势之
战后应该做的是趁机倾全力猛攻。相对的，姜维在费祎死后又陆续发起大规模的作战，这
就和1918年的鲁登道夫产生相同的策略失当，因为时间点已经不对了，当然就会过度延伸
已经显得不足的战力而遭遇较严重的挫败(e.g.段谷)。
所以，正如asdf的所言，我也认为“蒋费时期就大规模北伐的时间点会比之后陈祗主政时
期更好”，并且我还要加上陈祗主政时期才是执行费祎的缓攻法的较佳时机此一推测。
另外，你一直说我看不起兴势之战，真的很难沟通。这场作战是一个漂亮的战略防御，但
不是主动进攻，所以在讨论费祎的攻势策略时一直提及兴势之战的成功，根本是离题的错
误举例─正如德军在贵妇小径和帕尚戴尔防御成功，并不影响春季攻势的讨论。至于费祎
不死，蜀汉会否就能取得更大的战果，我保留质疑的态度。
另一个争议点，我不清楚蜀汉的官吏如何，我只谈近代的案例。
欧洲各国和印度在18世纪有大幅的官僚体制膨胀案例，举例来说，马拉塔帝国就重建了蒙
兀儿帝国衰败后的官僚体系，这包含派遣直辖的官员去取代地方上独立性高的阶层，以及
架构缜密的文书组织。
这种大量的公务人员有一大堆都在进行文书的处理，也有很多是进行各式杂物如丈量或者
执法、工程，他们当然都会与税务扯上关系，但是能够算是税吏吗？又，这些官吏从某些
朝代来看自然是冗员，但是却又绝非必定产生负面的影响，毕竟近代政权之所以能发挥比
较强的效能，一个主因就是官僚体系的膨胀。
我不知道蜀汉的官吏人数究竟是否一直都很多，我只知道ander大提的两个案例都牵涉到不
过数百人，并未正面破解蜀汉官吏是否长年高达四万人的症结点。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我
们知道有一批新的官吏编制出现，也无法得知这批人员到底有无任何实际的职权，还是只
是坐吃薪资，毕竟你提到的灌水职位上的将官都依然是最前线的将官，他们底下的人手在
某些时刻搞不好也会有用途。
我无法正面反击ander大的反驳，但是我想指出的是ander大的论点也同样难以完全解决这
几个争议，或许不用太过武断的下结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