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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录] 德国转型正义绝非“理所当然”：“皇帝
时间: Sat Sep 26 20:28:4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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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转型正义绝非“理所当然”：“皇帝虽已离开，但满朝法官却都留了下来”｜江镐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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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兹‧鲍尔（Fritz Bauer），一个对台湾人来说相当陌生的名字。不过，如果提起奥
斯维辛集中营，只要接触过描绘二战纳粹迫害的电影或是书籍，多半对这个充斥着人性悲
歌的地点并不陌生。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得以拼凑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发生在1963至1965年间的“
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是重要的关键，而弗里兹‧鲍
尔正是将这些罪行推上审判舞台的检察官。
这段故事，在解严纪念日之前，也很适合台湾关心转型正义的人们一同回顾。
从威玛共和的法官到集中营的流亡者
年轻的弗里兹‧鲍尔就是个优秀且颇具才华的演讲者，在结束法学院学业并且完成三年的
见习生涯，一如所有年轻的司法裁判者先踏入地方法官的生涯，在德国斯图加特（
Stuttgart）职司刑事司法审判。
1931年因为部分“政治案件”以及与当时斯图加特纳粹信使报官司，他被调职前往民事审
判。在法庭外的他与同事舒马赫积极投入当时德国左派阵营的活动，然而在1933年德国的
国会选举后，德国各邦展开了一体化运动，非纳粹者与团体开始面对来自于国家力量的打
击。
1933年3月，鲍尔的办公室传来敲门声，鲍尔仅因为一名法官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
担任了相关社团的领导者，被逮捕送往集中营。8个月后，鲍尔才在司法机关过往朋友的
帮忙以及纳粹政府要为军营腾出空间，幸运获释，并且流亡丹麦，直到战后才返回德国。
鲍尔成为大审判家
台湾作为同样经历过暴政的土地，必须要追究过往泯灭人性罪刑者的责任。我们常常以为
，这些转型正义价值的基本理念，早已存在德国人的思想之中，甚或不假思索地以为德国
人得以反思先人的过错，竖立起一个个实体或心理上的纪念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理所
当然。
1950年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政府的司法高层，先后以“德国尊严”为由，在司
法上不愿承认或正视纽伦堡大审的判决。在社会氛围上，经历二战的德国社会中所存在着
“犹太课题”(the Jewish Question），并未随着希特勒时代的结束而结束。
直至1960年代，鲍尔要开始追究纳粹的共犯体系时，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犹太人是否担任政
府公职之评价，仍旧受其族裔身分所困扰，也因此战后，他在公开场合里尽可能的对其身
为犹太人个人经历尽可能保持沉默，或许就是为了避免人们在纠正错误上，受到民族主义
影响而却步，尽力去维持自己努力营造的客观形象。
1952年，返回德国后的弗里兹‧鲍尔并未马上被赋重任，作为纳粹法律下被解除法官职务
的他是重新就职“回归者”。然而，相较纳粹政府时期，当时司法机关的成员相去无几，
甚至下萨克森邦的司法部长甚至曾是纳粹冲锋队的成员。
鲍尔曾经针对德国各邦的最高法院进行统计，有2/3到3/4的人，曾经活跃于纳粹的司法机
关，这些曾经流浪他乡的回归者提醒了人们想压抑的过往。
根据鲍尔的观察，当时多数司法人员认为自己的司法地位是源于德国这个国家，而不因政
权更迭而断裂，因此秉持自己是服膺当下的宪法——从1918年到1945年历经了帝制、威玛
共和、纳粹，即使纳粹结束，这些人也还是可以继续走入以民主、法治的新德国。
鲍尔对这想法嗤之以鼻。然而，纵使担纲地方邦的检察总长，也不过是全国19个邦中其中
一个检察总长罢了。即便知道自己奋力一搏前方仍困难重重，鲍尔仍在职权范围中，先后
透过雷默尔上校的诽谤罪以及“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两个案件，替德国人民演绎“正
义”。
两场标竿性的判决
很难想像一个诽谤罪这种小事，当时可以引发全国热议，甚或改变了多数德国民众的思维
。
雷莫尔少校是战后德国社会主义帝国党的领导人，他公开宣称参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
特勒的反抗运动斗士为叛国者（那场运动后来在2008年改编为《行动代号：华尔奇丽雅》
这部电影，由汤姆克鲁斯担纲男主角史陶芬贝格上校）。
一场审判雷莫尔的发言是否有诽谤史陶芬贝格上校的程序，终其结果也不过是课予雷莫尔
三个月拘役的法律效果，但鲍尔却透过这个程序，标示出希特勒乃至其下的纳粹政权的非
法性，也因此出于“阻止战争的意图”刺杀希特勒 ，并非危害国家福祉的叛国行为。
关于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鲍尔希望透过“共犯”的概念将整批与集中营有关的人们都
列入审判之中，甚至起诉了一个在集中营里发放囚衣的人。
对于鲍尔及其团队而言，需要承担罪责者并不仅有在毒气室里工作的人们，屠杀之所以能
“顺利”进行，在于整个组织高度分工，运作起整个杀人工厂，所以工厂里的齿轮都必须
受到咎责。不过，并非所有司法人员都肯认这样的论述，毕竟如此匡列可能会让一个甚至
无助犯行的帮助者都受到咎责。
鲍尔之所以会采行这样的策略，在于“预防”。这个预防，并非是让集中营里的角色看清
自己的罪行后，不再犯下，而是透过把纳粹的罪行放上法院这个舞台，并在媒体的聚焦下
，给当代以及未来的人民一堂课，让整个德国人民一同反思。
台湾的检察官又是什么图像
当我们将视角转回台湾，台湾社会能否会有个人、有个组织在一切凋零之前，评价乃至追
究加害者并正视加害系统中的成员，台湾人民是否能有足够的智慧体认凶手不只独裁者一
人，更清晰的正视当时加害系统的成员。
2019年12月30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所建置的“台湾转型正义数据库”建置上线后，作
为老百姓的我们第一次可以透过简单的搜索键，去追究那些被害者与加害者。当踏出这一
步之后，我们也才能进一步知悉那些参与“体制”的图像，那些人们如今是否安在？他们
是否平步青云？
当白色恐怖时期的相关资料逐步整理公开上线，并且更为轻易取得后，我们所要面对的课
题是，台湾社会是否可以体认到，需要关注的不仅是蒋介石经手的876人死刑判决？是否
有办法公正评价这些历经威权政府的“助手”，不管他是否为敬重的师长乃至政治明星？
比如数据库所示曾经起诉林松林、林家田、刘治民的吴陈镮检察官，是否就是目前担任大
法官也具有检察官资历的吴陈镮大法官？若是，我们该如何评价其提名与任职。
而当年担任美丽岛大审的军事检察官，在大审结束后赴美深造归国后，先后担任法务部司
法官训练所长，及改制后的司法官学院院长达十六年的林辉煌；甚或是被讽刺为“奉命刑
事”，却是目前蓝营执政县市长执行力与风评最佳的侯友宜。我们又该如何评价？
鲍尔担任助理法官时曾写下：“皇帝已经离开，但满朝的将军、官员和法官却都遗留下来
。”（注1）在台湾的转型正义道路中，对那些“系统里的成员们”，台湾社会到底倾向
知悉、揭露、追究、记忆，抑或漠视、褒扬、推崇、任其凋零、既往不咎？这都值得全体
公民好好思考及决定，而这决定绝非一时的政治算计，而在于我们这一代人要为几代后的
人树立怎样的典范。
倘若人民对过去放任不追究，我们是否终将面对的过去的错误一再重演？假若我们让助纣
为虐者，可以平步青云，那我们会不会在告诉下一代，在面对下一个时代选择时，请选择
苟且，向威权臣服？ 还是我们会找到属于台湾的弗里兹·鲍尔，纪念起台湾的史陶芬贝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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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罗南·史坦格（2002）《大审判家弗里兹·鲍尔—看检察总长如何翻转德国的历史
》，台湾商务印书馆，页123。按书中记载，此语是1928年间，当时鲍尔身处斯图加特的
司法圈，对于当时保守专制留下的评论。当时的德国政治场域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势力最强
，纳粹还仅是个小党，而从历史时序来看，此时正处于从德意志帝国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
跨入威玛共和时期的当口。
4.附注、心得、想法︰
然而台湾
不只法界
被几十年党国独裁
制约成僵尸的人
又不知多少
在社会各层面无不破坏依窃
如何断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