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 [观点] 花亦芬:用转型正义打造信任,德国的曲

楼主: AsamiImai (今井麻美)   2016-08-03 21:40:56
※ [本文转录自 IA 看板 #1NeVHIm- ]
作者: AsamiImai (今井麻美) 看板: IA
标题: [观点] 花亦芬:用转型正义打造信任,德国的曲
时间: Wed Aug 3 21:40:29 2016
花亦芬:用转型正义打造信任,德国的曲折路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3-opinion-yfhua-transitional-justice/
民主政治,是一种奠基于公民社会人群之间“愿意彼此信任”的政治;也以公民社会稳定
的运作,让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决策与民心向背的可预测性,愿意寄予比较高的信任
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新政府日前透过“促转条例”在擘画的“转型正义”工程,可
知道其是希望透过妥善处理过去的历史创伤,为更良善、更稳定的未来铺路。
目前台湾社会将“转型正义”这个概念运用到许多领域,显示出我们社会因长期被威权政
治压抑,有太多历史伤痕需要处理,现在的我们是站在一个时代转捩点,需要好好重整社
会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转型正义”处理的内容并非包山包海,它的核心精神在
于:“体制”的翻转,与公民社会“信任感”的重建。
诚如“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
)为自己工作设下的目标:“帮助转型社会,处理过去大规模人权侵害的遗绪,建立国民
对政府机构作为人权捍卫者的信任感”。由此可见,转型正义的目的是透过处理人权被践
踏的历史创伤,改造政治社会相关体制,以清除威权遗绪,建立公民社会对普世价值的认
知。转型正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应转型以争取国民信任;且公部门各种机
制的存在前提,是保障人权、深化对人性尊严价值的肯认。
德国的转型正义:不只“司法清算”
联邦德国在二战之后针对纳粹大屠杀、以及1990年后针对前东德共产政权迫害人权之行径
,进行过两次转型正义。台湾对德国转型正义之认识,不该只停留在“司法清算”这么片
面简化的概念上;而应更深切去看到,转型正义更牵涉到社会价值观的重建与教育文化内
涵的更新,与在此基础上追求整个社会心灵的修复与和解,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支持。
换句话说,转型正义不只是在一定期程内的司法介入、不当党产处理,写完结案报告就了
事;而应是能铺筑道路、有长远续航力的民主深化工程。
去年10月22日,以色列总理纳坦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台译内坦雅胡)宣称,是
巴勒斯坦人煽动希特勒去迫害犹太人。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Dorothea Merkel,台
译梅克尔)随即公开反驳,重申“该为犹太大屠杀负责的是我们”。默克尔这种坦率面对
黑暗历史的态度,不仅坚定地重申联邦德国立国的根基,建立在民主与捍卫人性尊严价值
之上;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再次明确保证,德国不会再被过去的历史错误搅扰纠缠(即便是
以色列总理抛出的示好之词),错了就是错了。德国不去牵扯其他国家在二战期间是否也
有涉入战争责任的问题,坚定地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认罪道歉,这是德国真正的重生之道。
能走到这么坚定明朗的一步,并不容易。诚如电影《沉默的迷宫》(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台译《谎言迷宫》)以及《跟弗利茨包尔对抗的国家》 (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 台译《大审判家》)所勾勒的的历史背景:二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
),在阿丹拿(Konrad Adenauer,台译艾德诺)执政时期有十来年,对转型正义工作冷
漠以对。战后西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纳粹过往陷入社会的集体沉默。
然而,从耶路撒冷大审、法兰克福大审以及六八学运以降,年轻世代积极追求转型正义的
呼声日高。1970年,温和左派的社民党(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战后西德首次执政,总理 Willy Brandt 在该年年底到波兰华沙犹太区
,代表西德政府致意。当时他突然下跪道歉,表达自己内心深沉哀悼,出乎所有人意料之
外。此举不仅成为轰动全球的大新闻,更奠定了联邦德国自此以“认罪道歉”来面对纳粹
过往的政策基调。
纪念的两种姿态:前东德记忆工程的吊诡
西德政府跨出视自己为战争受害者的自悲自怜,勇敢面对历史真相,的确让他们在国际间
赢得越来越多的肯定与信任。这也让他们清楚认知到:放弃为自我错误行为辩解,以积极
融入国际民主社会秩序,来取代过去保守势力所坚持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才是让德国赢得世人尊重与信任的不二法门。
相对之下,冷战时期的东德也进行所谓“对抗法西斯胜利”的纳粹战犯审判,而且比西德
还早设立纳粹集中营纪念园区与纪念碑。但是,东德在审判纳粹战犯时,顺便把人权运动
者、人权律师、政治异议者一并抓来整肃。集中营纪念园区的设置,也是为了打造“反法
西斯/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共党政权统治,而非为追求健全的民主体制。
这些被视为“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记忆,成为东德共产党操控的官方记忆
,用于民族精神教育。吊诡的是,这些记忆其实大量沿袭纳粹新闻宣传部长戈培尔(
Joseph Goebbel,台译戈贝尔)在战争末期,为刺激德国人浴血奋战而布下的错误国际新
闻宣传。这是只想用历史来服务统治政权的威权国家,会踏入的历史陷阱;其更让不少前
东德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害甚深至今。
换言之,真正能被视为转型政治的历史工程,必须能导向建立理性讨论运作的民主法治、
并保障重视个人生命尊严的思想文化内涵。
德国两次转型正义工程,都非常重视民众“知”的权利。这是一个民智已开、媒体拥有高
度新闻自由的社会,应该掌握的基本原则。为了深化民主,他们勇敢正视那深不可见的黑
暗过往,不断透过公共参与,让转型正义融入以“民主”与“人权”为基底的国民教育内
容、并成为政府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伺机而动的威权遗绪
联邦德国将他们的民主体制打造为“防御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国家对
于具有极端思想(不论是极左或极右)的政党可令其解散,也直接将与纳粹相关的思想与
举措列为禁忌。这种作法是因为深知,需要处理转型正义的社会里,往往有许多历史沉疴
要面对,也潜藏着不少会让威权再起的因素。实际上,有些人(或团体)确实是伺机而动

因此,需要转型正义的国家,更应从社会价值重建与教育内容上,积极打造国民对普世价
值的认知,避免威权思想转变样貌,以各种煽动人的方式重现──就像近年来波兰或匈牙
利的政局,在某些程度上有些令人担心。
这样的问题联邦德国并不是没有经历过。
两德民主统一后,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以选举产生的第一位校长
Heinrich Fink (1935- )。他虽然顺利通过“除垢法”(lustration law,旨在清除昔
日威权体制的残存势力)规范的相关检查,但1991年11月联邦秘密警察档案馆证实,有更
多事证显示他曾为东德秘密警察线民,并获颁金牌奖励。Fink 在1992年初被洪堡大学无
限期解聘;心有不甘的Fink 遂加入东德共产党在两德统一后转型成立的民主社会党(
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积极鼓动德东民众跟联邦德国政府对
抗,且号召大学生对联邦秘密警察档案馆施压。
转型正义不是按照某些特定作法照表操课,就可以将威权遗緖毕其功于一役清理殆尽。反
之,这是个需要集众人智慧与良善意愿一起推动的社会体质改造工程。这个工程除了希望
给予过去的受难者及家属应有的正义与抚慰,同时也是为了让明天的我们,可以生活得更
安全、生命尊严有更多保障。
台湾的转型正义
社会文化体质的改造是我们应该好好努力推动的事,不应让威权文化幽灵,在社会生活里
继续盘旋萦绕。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台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在台北街头,不
时可见有年轻人穿纳粹军服,出现在游行队伍或暑期青少年营队里,以吸引众人目光;台
北的百货公司里,甚至有以纳粹党卫军图腾为标签的潮牌流行服饰。这是民主时代令人匪
夷所思的现象,但确确实实在台湾发生了。民主不是失去价值,多元不是可以罔顾人命。
过去台湾处理二二八的最大缺憾是: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德国作为加害者国家的转
型正义经验却清楚告诉我们:如果加害者及其后代只想避谈过去、粉饰太平、甚或扭曲历
史真相,最后结果是自己陷于受害的情境中。
不管对受害者或加害者而言,受伤的心走不远。当世代之间,有着无法坦言、不容许进一
步探问的雷区时,亲历创伤的上个世代,可能会苦于“创伤后症候群”,其精神状况也可
能在家庭里,造成跨世代间的伤害传承。别过头去不想(或不敢)去面对,最后留给自己
与后代的,不会是时间自然疗愈一切,而是大家任由各种没有被检证的历史记忆,互相纠
缠打结出一个互信基础薄弱的社会。
一个互信基础薄弱的社会,内部撕裂必然深重,也无法有足够强壮公民凝聚力,可以抵抗
专制独裁。就以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来看,当时不乏起来呼吁德国人要觉醒、甚或勇敢
起来反抗暴政的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苦于各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叫嚣对阵,互信基础薄弱
,让这些前仆后继挺身抵抗纳粹的人,也难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撑与回应,接连孤单无助地
牺牲殒落。最后,也让六百多万人无辜牺牲生命。
近年来台湾的社会运动与学运频繁,公民社会过日趋成熟。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没有深
入检视过去错误的行为,并从这些历史检视里汲取教训,并不足以预防台湾再度重蹈威权
覆辙。只是徒有和好的意愿,仍难打造足够有力的公民互信基础,深化台湾的民主政治。
公民社会“信任”(trust)的关系,不是传统党国恩庇政治拉帮结派的“依存/ 依赖”
(reliance)关系。“依赖”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就像我们依赖闹钟唤醒、依赖捷运通
勤。“信任”关系则建立在信守承诺、同时也具有兑现承诺的实际能力。
二次大战结束七十年,重新回首德国走过的路,两次转型正义,让德国不仅看到国家发展
稳健精实,而且深得国际社会信任支持。这样的历史经验,值得才刚要正式踏上转型正义
之路的台湾参考。
(花亦芬,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德国走过的转型正义之路
》作者)

Links booklink

Contact Us: admin [ a t ] ucpt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