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周报 451期 专题
2014-03-26
媒体不报，我们来报？
从戒严时代的绿色小组，到占领国会的 iPad 直播（四）
贺照缇：网络世代，谁能抢夺诠释权的时间点？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508
采访整理／禹钟月
于您而言，您认为纪录片是什么？ 纪录片工作者本身是否有着主观或客观的观点？
贺照缇（以下简称贺）：我认为纪录片是一个有观点的文本，是带着纪录片导演的观点所
制作出来的影片，不是一个客观的影片，而且纪录片的制作团队不会回避自己的观点。就
我认为，纪录片导演他／她可能在映后座谈不会为自己辩解说：“我是客观的。”、“我
只是在客观呈现这些事情。”；反而他／她可能会说：“我是带着立场和观点来做这些事
情的切片。”
社运现场不少人有着影像传播的能力与工具，您认为纪录片工作者和公民记者的视角有何
不同？
贺：“公民记者”是即时披露事件的行动者，“纪录片工作者”是带着问题意识去说故事
的人。公民记者是一个相对性的存在，相对于主流媒体，相对于一个很大的政治经济集团
、一个由大资本支撑的媒体。公民媒体是具有游击功能的小蜜蜂。在意识形态的再现上，
公民媒体是相对多元的，透过媒体政治经济学，可以拆解一个主流媒体背后的政经立场，
这立场主要服务主流价值；简单来说，公民记者相对于什么，便可以映照出它对面是什么
样的媒体。
很多人会问，纪录片和新闻报导有什么不同？一般来说，比较大的不同在于纪录片花比较
长的时间去做田调，整个研究的过程较长、挖得深度也比较深。但我不觉得公民记者和纪
录片的差异性一定是这么大，公民记者也可能拍一部纪录片，有可能超越个人化的纪录分
享，也有可能深度深、具有很好的切片角度。我认为，公民媒体也会是纪录片的一部分，
两者不是截然划分的两种类型。
您怎么看待现今社运现场的直播、“个人化的即时分享”所再现的媒体真实？您认为，它
是否能够呈现更多元的视角，或是反而愈发狭隘？
贺：就我观察，我会认为这是“真实被再现”的普及化程度。在绿色小组时期，拥有影像
媒体的经济门槛较高，摄影机也贵，而且当时是线性的环境，需要设备去处理拍回来的素
材，进行剪接；但现在非线性的环境，剪接都比较容易，从拍到剪也比较便宜。普罗大众
使用媒体的条件已经改变，因此，在这次的抗争里面会看到很多即时的、现实的揭露。
但对我来说，真实是很复杂的概念，我不认为“真实有穷尽的一天”，所谓“真正的真实
”并不存在。因为“真实如何被再现”，跟持摄影机的人的观点和视角有关。拿着手机也
好，拿着摄影机也好，不管所使用的器材是什么，他／她所呈现的观点都跟他／她所具备
的意识形态有关。也就是说，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再现真实的意识形态，因此，真实永远没
有被穷尽的一天。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高科技带来种种的便利性，于此同时，触及真相存在着一个吊诡：一
方面，我们不必亲临现场就能看到一部分的真实，但无法看到所有的真实，因为如同刚刚
所说的，真实是无法被穷尽的，没有所谓完全的真实；另一方面，因为资讯量大，无穷尽
的讯息被生产的真实，无法有穷尽的一天，然而，网络使用者的时间有限，所以产生另一
个效果：我们似乎更接近真实了，但某种程度上还是无法看清事情的面貌。
您的硕士论文研究〈小众媒体‧运动文化‧权力──绿色小组的运动形式及生产条件分析
〉，可否就您先前深入探讨绿色小组研究，请您谈谈绿色小组时期的社运场合、环境背景
、纪录形式，以及所带来的媒体观点影响？
贺：以前社会运动的冲突多，次数频繁，在解严前后发生很多社会运动，和现在的街头运
动有很大的差异和变化，据统计，在1983-87年间，共有2894件集体行动的抗议事件，因为
当时所有的议题都在街头上发生，许多警民冲突剧烈、溅血事件发生，如520农民运动。基
本上来说，不当“暴民”是成不了事的，这里指的“暴民”不是贬抑词，而是一定要当暴
民才有可能让诉求被看到，就当时来说，双方的激化随便一个擦枪走火就有冲突发生。对
照今日的社运来说，国家机器和从事社运的公民都累积了很多经验，做很多的判断和沙盘
推演，双方其实都知道要如何处理，如果主事者希望这是以平和为主调的抗争，其实是可
以做得到的。想尽各种方式让抗争处于某种非暴力的型态，这是长期磨合的经过。也因此
，这次学生占领行政院之后，警方居然在国家机器的授权下展开暴力驱离，让社会大众感
到十分震惊。
近年来，时常可以看到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媒体近用特质，和绿色小组时期比较起来，现在
的媒体是有立即性的，我们已经不太依赖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了。现在只要上网便可以
看到目前发生什么事，看的人马上会有一个判断。
以前在做绿色小组研究的时候，当时只有三台的主流媒体，老三台对于“真实的再现”，
是完全掩盖掉民众所发出来的声音，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现场是什么。摄影机架在民众的后
面、警察的对面，或是警察的后面、民众的对面，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意义，一面是警察打
民众，一面是民众打警察；在绿色小组那个时期的主流媒体，一般来说都是站在警察的后
面，所以我们永远看到的多是警察被民众打，这个就是摄影机的角度。
对于这次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学生利用一双拖鞋架著一台iPad即时拍摄现场，您如何
看待这类新媒体形式的记录和相关配套抗争形式？
贺：我觉得现在的抗争者好聪明，好厉害，那双拖鞋就取代了许多主流媒体，有很多的即
时报导可以出来。我在相关的报导上看到像是“沃草”、“零时政府g0v”等网站，登入上
去看到那些网络接口都非常非常精细，如物资发放的分流和管理实在太厉害了；另外，也
看到一些即时报导的画面有好几个现场：青岛东路、济南路、立院现场等等，这类的新媒
体形式和配套抗争形式都很厉害。
身为纪录片工作者，您如何看待从戒严时代的绿色小组到占领国会的 iPad 直播以来的纪
录形式与媒介差异？
贺；我觉得像是“拖鞋架iPad”即时拍摄纪录，这些都是绿色小组时期做不到的事情，因
为当时还没有进入网络世界。我觉得现在的世代是网络原住民，生来就有网络，习惯用网
路来思考；而我们是网络新移民，新移民要跟原住民学习，譬如说，我刚开始拍摄纪录片
的时候还是线性的时代，还没有进入非线性，所以我的思考是对剪，对剪的意思就是有A带
和B带，例如需要拍摄一个Long shot，再剪入中景谈话的镜头，必须是一个在A带，一个在
B带，所以是两条线，大家可以用剪刀、浆糊的概念去想像（笑）。旧世代是用剪刀、浆糊
去思考，但新世代不是，因为对新世代来说剪刀、浆糊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就会有非常非
常多非常灵活的反抗形式出现。以前在线性时代，我们必须用线性的方式去思考影片，但
像现在非线性的时代，例如卡接非常容易，我们只要把其中的一个画面丢进去，sequence
就会往后延长。
说到讯息的散布，这是讯息渠道从窄到宽的历史。以绿色小组时期来说，因为观看接口是
被管制的，讯息的接口也是被管制的，只有老三台的讯号可以传送出去。以前的讯息渠道
很窄，现在的渠道是没有边界的，爱怎么看都可以看到想要看到的东西，只要你愿意花时
间搜寻讯息。以前绿色小组时期在受到管制的条件之下的突破，则是依靠“民主出租车”
这个载体。因为当时的出租车司机很支持、理解当时的体制外运动，所以当绿色小组用战
斗式的方式剪好一支VHS带子，他们就请很多很多的出租车在载客之余从A处拿录影带，然
后顺路载到其B处的集中点散发、贩卖。以前是透过人和人之间的的亲身接触来传递讯息，
讯息渠道窄，在体制外的讯息无法透过网络传达，他们就让出租车司机去跑带，让关心议
题、想要观看的人跑到集中处去买带子，是很地下化的活动。比较好理解的说法是，以前
传递讯息的方式是人际传播，现在则是线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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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贺照缇导演（后左二）、李惠仁导演（前立者）、林正盛导演（后左四）、杨力州导
演等纪录片工作者皆在社运期间多次前往抗争现场，图为纪录片工会成员代表一同于济南
路现场站台。 摄影／洪健伦
今日我们面对公部门和平却暧昧的回应方式，以及主流媒体避重就轻的报导方式，公民与
纪录片工作者用影像还原现场、导正社会关注焦点的工作，是否变得更加复杂、难找到切
入点？
贺：对我来说并不复杂，切入点也并不复杂。我认为纪录片导演需要左右两个脑子，右脑
管艺术创意，左脑管社会学，不仅需要有艺术家处理影像的能力，还需要有社会学的提问
能力，不然只是一个很粗糙的即时报导，不能称作纪录片。所以，于我而言，我认为纪录
片导演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的媒体已经粗糙到不必去拆解媒体政治经济学，虽然媒体政治经济学还是有其必
要性，能解构电视台背后的资金来源，以及其背后的政治立场。记者，只是处于媒体机构
的前线，他们要做怎么样的报导，并没有主导性，受控于媒体机构。很多记者有自身的立
场，立场却无法完全地展现。如果记者是同情这次的反服贸运动的话，就算写出报导文章
，报社不支持，也会被压下；每个主流媒体背后，都有组成这个媒体的政治经济学，这个
时候可以用政治经济学来拆解不同媒体为何会有这样的立场。其实这类的讨论在反旺中就
已经讨论非常多了，而旺中也从不掩饰其亲中立场。
身为纪录片工作者，如何看待社运现场景框之内和之外的身分和职责（纪录者和公民角色
切换）？
贺：我认为纪录片工作者就是有观点的公民，所以我不认为有角色上的困难，对我来说是
不需要转换角色。我是纪录者，同时也是公民，我是一个有观点的公民，所以成为纪录者
，前提是，脉络是重要的，我指的是某一个纪录现场的纪录者，而非泛指所有的街头抗争
。纪录者不可能和所有社会运动站在同一端的，因为有的街头抗争是为既得利益者发声，
有的街头运动则为相对弱势的人发声，因此，这不是泛指所有的社会运动，是指某个社会
运动现场的纪录者，而他／她是带着观点的公民。
在这波反服贸占领行动中，您观察到哪些媒体报导趋势以及现场一连串的抗争形式与反抗
影像？
贺：就我观察，在反服贸学运发生之后，这是一个抢夺诠释权的时间点， 主流媒体已经不
像之前绿色小组时期那样，整个趋势的发展是愈来愈不能主导一言堂式的诠释权，民众他
们需要立即快速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如果运动者能够立即抢夺到这件事情的诠
释权，发声会很有效、号召很多人到现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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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此次现场民众接受媒体采访。 摄影／洪健伦
您认为纪录片工作者如何在纪录时选择观点和立场？纪录工作者是否有责任呈现各种价值
观？
贺：基本上全面的观点并不存在，如同我刚才所说，真实是无穷尽的，纪录片不是报导，
它是一个有观点的呈现。新闻媒体和纪录片还有一个差异，报导必须正反并呈，这是正统
新闻学的要求，例如一则报导里头主新闻出来、下一条新闻要有它的反面意见，做平衡报
导，让观众掌握到两种说法。虽然这有二元对立的嫌疑，但至少让观众看到真实可能是什
么。
以新闻报导来说，虽然新闻报导四平八稳地被做出来，例如学生说法是什么，府方说法是
什么，观众看了还是自有定见，如果对于新闻背后的立场有疑虑，观众可以上网搜寻更多
符合期望的资讯。
以纪录片来说，譬如要拍摄反服贸做为调查式纪录片，纪录片导演可能去挖这个黑箱作业
背后的内幕，虽然很难挖，但一个顶尖的纪录片工作者，必须调查里头是否有很多的祕密
会商，或是已经签好条件才对全民公布等等。
我认为这不是个责任，纪录片工作者有很多种，纪录片也有很多种，对于社运议题有兴趣
的是其中的一类，有些纪录片工作者则倾向于拍摄个人化的题材。纪录片工作者如果对社
运议题有兴趣进而拍摄纪录片的话，一定会想要深究背后的因素，虽然真实是无法被穷尽
的，但仍试图揭露出更多的真实出来，让观众做判断和了解。所以，在这类的纪录片里头
，它不会去呈现所有人的说法，但会为自己的观点和问题意识做辩护。
纪录片并不会去呈现各种价值观，因为那是新闻报导该做的责任，既然已经有新闻媒体了
，纪录片不需要重复力气去做这样的事情。
社运现场人手一机，人人都是小小纪工（民众史），但当纪录者专注于单一主题，但却并
无持续有新观点，透过上传脸书平台，密集分享、发布讯息，受众接受单一洗版僵化。您
如何看待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传播？据您观察，纪录传播效益引发的二元对立观点为何？
贺：以这次反服贸活动来说，我支持学生的立场，因此就我个人来说，我会看主流媒体如
何报导，他们为何这样报导，也会看作为个人新闻台的脸书，了解立场不同的人是如何思
考的。这是因为我对于大众文化的形构条件和过程很有兴趣，因此我会去看很多当下发生
现象和事情，为何某些人会如何思考等等，而这些也有助于我在拍摄纪录片时，提出一个
比较周延的问题，而非武断、片面的问题。于我来说，纪录片终究是要和观众沟通的，并
不是由我拍出来，却不管别人要不要看的纯艺术，我定义中的纪录片是：达到某种程度沟
通的效果，是一个理解的过程，看到世界上某些人的故事正在发生。
对于同质性、异质性的看法，我会用一种尽量理解的方式去看待各种不同的立场为何发生
，但我仍然保有自己的立场。但我觉得台湾长期以来，人们是借由对立来建立认同，长久
来说，是非常伤害的，这不是任何一方面的错。
另一方面，共识形成的过程，不利于弱势者，因此弱势者扳回一城的机会又更低了。所谓
的共识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词，简单来说，具有发言权、诠释权、有权力的一端，主导
了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无色彩的存在。做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共识是要
被解构的。
此次反服贸社运现场中，导演李惠仁投入拍摄立院抗争纪录片，却遭到驱赶、强拖进警局
的局面。您如何看待纪录片工作者采访权利被剥夺的情况？
贺：纪录片导演不具有记者身分，没有记者证，无法出入许多场合作采访，被警方攻击是
轻易能发生的事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公民记者身上。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导演
，这部分也并不存在，我觉得唯一的方式较是靠像“纪录片工会”这类的组织，来为我们
的同业争取让更多人接近真实的渠道，这需要靠团体的力量，互相支援，纪录片工会此次
也有为李导演的事，发表声明。更积极的作为，是由工会这样的组织集体创作，制作纪录
片。
纪录片导演不具有记者身分，受到不当处置时，只靠单打独斗是不够的，毕竟纪录片工作
者，我们期许自己是有观点的公民，希望社会被压抑的声音被听到，很多时候纪录片并不
是在呈现既得利益者的故事，常因为挡人财路而受到攻击，这种时候需要集体的力量，来
维护公共议题的发声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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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到这专题文不只有内容与观点值得一看，更重要的是前辈们组成的绿色小组，当时
所拍摄的影片皆已转成数位化，还可以依类别来搜索。
推荐观看早期社会运动珍贵影片，很真实，youtube上面可能看不到
或许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进而增进现在的活动方式（再进化？）
绿色小组社会活动纪录片
http://greenteam.tnnua.edu.tw/
（昨晚搜索了520农民运动影片来看，佩服前辈的不怕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