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莲╱北美智权报 编辑部】
继“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草案于11月23日在行政院会通过后，教育部又强制公布包括“全校新生注册率”、“休退学人数”等多项大学“退场”指标，似乎有很大的决心要在3年内把大专院校“过剩”的问题解决。然而，如果从71项退场指标及“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草案观之，整个大学退场机制都是扭曲变形的。经过10多年教改失败的惨痛经验，教育部如果仍然执迷不悟，思维不改变，那扭曲的大学退场机制最后只会落得双输的下场。
针对教育部列出的70多项大学退场指标，台湾私立学校教育产业工会 (私校工会)　秘书长谌其骝认为这些“退场”指标可以参考，但不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这所学校是有问题的；例如学生注册率、休退学的比例……等等，这些都只是一些数字，没办法看到背后真正所代表的意义。他说：“除非是针对这些数字做一些分析，否则家长没办法从这些数字去判断这所大学是好还是不好。例如，是不是因为学校品管比较严格，而导致休退学比例比较高？反过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学校因为管理比较松散，所以不容易有休退学的问题呢？”
不过，退场指标只是大学退场机制的旁枝末节，重点是整个退场机制的精神。私校工会副理事长陈秋莹表示：“先撇开指标不谈，从刚通过的《私立大专院校转型退场条例》草案看起来，我认为主管单位最后还是会找一些专家来研究，然后进行辅导，在整个过程中政府介入蛮多的。问题是究竟主管单位会找那些“专家”来评估？是不是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一群专家？是不是像《高等教育评鉴中心》一直都在负责评鉴大专院校的那些专家？那些评鉴指标有些表面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我本身也当过系主任，也曾经应付过这些指标，了解到很多数据都是可以做出来的。然而老师为了
这些数据，变成要做很多纸上作业、拍照上传，耗费很多时间，结果是放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反而变少，影响到老师研究教学及照顾学生的时间。如果这些评鉴是由同一群人负责，如果这群人的思维不转变，他们看这些指标都会用以前的思维去看，不会看到背后的意义。因为他们很多都不是我们教育现场的人。这一群专家有一些是公校的老师、有一些是私校的主管、有一些可能是教育部的人，他们都不是第一线的教学人员，但唯有第一线的老师，才知道学生休退学的真相，现在由校长呈报上去的数字，可能是经过修饰的，所以单看数字恐怕也看不到真相。我们会出来指出这种
不合理是因为我们已经跟教育部反映过，但显然他们并没有听进去”。
谌其骝认为少子化主要冲击到后段班私立学校，而当私立大学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老师就会被压榨。就现实面来看，公立大学的老师是比较有保障的，碍于法令问题，不太容易让公校老师退下来，所以政府的立场倾向于让公立大学保留下来。现在如果单从数字来看，私立大学的确是过剩，应该要让一些学校退场，但谌其骝认为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私校经营者觉得私校变得不好经营，所以那些校董宁愿让学校结束掉，然后去处理校地，搞不好会更好赚，所以这些校董也存在压力，希望能让学校退场，把烫手山芋解决掉。
私立大学为什么要转型？50亿基金要怎么花？
虽然每家私校的情况不太一样，想法也不尽相同，但谌其骝认为他们至少有一个观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政府不要管太强多、不要监督，让他们学校在退场之后，校场可以自由转型，在自己掌握之下转到想要的领域。但是，这样想法合理吗？
回顾台湾私立学校的发展，谌其骝指出，因为早期台湾学校不足，所以政府的态度是鼓励私人损资兴学，由于是损资，所以资源应该是公有的，而不是私人开的店。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又对私立学校有所补助，然后又在法律上放宽，例如免税、及在土地取得上比较方便，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去租或是买。因此，私立学校变成是很好赚的事业，因为不仅有各项优惠措施，又在各方面得到政府保障（例如政府限制私立学校的数量，让市场中不会有太多竞争者）。在学生来源固定，又是先付费的情况下，与一般商业行为比较，私立学校是很好赚的。但是，因为理论上这些私校的财
产是公共财，所以受政府监督是很合理的。
如果从不同角度来看，私立学校该退场就是退场，为什么还要辅导转型？因为这些私学一开始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公益而办学，并不是为了营利。如果现在办学的效益已经消失，那办学的阶段性任务已结束，该退场的就退场，把校地捐给政府，剩余校产转为退场基金，用以支付教职员欠薪、资遣费、及协助学生转学等等必要开支，这样是最合理。可是，现在草案规划是以上所提退场支出要由政府准备的50亿退场基金支付，而退场基金很大部分是教育部编列的预算，那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私校退场后剩下的校产要留给学校转型，而退场的必须支出则要由纳税人买单？
而且，陈秋莹认为，如果私校在政府协助下转形，不管是转到什么产业经营（例如文化事业或是长照中心…），都会严重干扰目前的市场机制，对市场中现有业者并不公平）。
公私大不同　教职员被压迫最严重
其实，就目前私立大学退场机制来看，受冲击最大的不是学生也不是学校经营者，而是私立大学的一群教职员。
谌其骝认为只看大学数量太多而要学校退场，角度不够全面，因为其实老师数量是不足的。他说：“早期台湾的生师比例比较合理，但后来生师比越来越高，即每个老师要教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主要是因为私立大学为了降低成本，所以一直缩减老师的数量，才把少子化问题弄得这么严重”。生师比主要是看编制内的专任老师与学生的比例，如果生师比太高，那照顾学生的状况便不会很理想。
陈秋莹指出，从国际高教的生师比来看，美国的生师比是15.8、英国是19.9、法国是15.6、日本是10.4、甚至中国大陆也只有17.3，而台湾现在是32:1，虽然教育部希望可以降到27，但还是比国际高，所以其实还是有调降的空间。“但私校就是不愿意，因为这代表学校要多聘老师，亦即会增加成本。所以其实有时候订那么多指标是没有用的，还是要去看里面的内容，不然学校如果有心就会去玩数字游戏。像是聘请成本较低的专案教师（只保劳保）来取代专任老师，省下退休金的开支。而且这些专案教师采一年一聘制，时间到了随时可以不续聘”。　
谌其骝认为监督私校品质比压迫私校退场更重要，是一个更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像少子化问题是被夸大的，流浪教师其实是政策错误所造成。学生变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刚好可以降低生师比，但过去这些学校习惯赚那么多钱，一旦少赚当然不愿意，所以就会减少聘用老师以降低成本支出，教学品质也会随之下降”。
陈秋莹说：“有些学校的确是撑不下去，少子化多少有一点冲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后段斑，特别是偏远地区。但现在很多情况是老师需要学校，而不是学校需要老师。学校倒是希望赶快清一清然后退场，但老师却没办法马上转业。所以我们工会有一个立场，就是除了退场机制，还要有完整的配套，就是私立学校法72条中所提到的‘学校法人于解散、清算开始前，本于教职员工聘雇契约所积欠应支付之薪资、资遣费，应最优先受清偿’。像私人企业如果要资遣员工，会有资遣费，但私立学校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现在私校老师的资遣费是用退辅基金来支出的，这等如是拿老
师自己的钱来支付。对于老师资遣的配套措施，工会已经跟教育部建议过很多次，但教育部都听不进去，只是急着要弄退场，因为教育部整个幕僚都是公校的思维，根本没有站在私校的立场去考量”。
其实原本法条规定私立学校老师的薪津是比照公立学校的，但后来教育部放松了解释，变成是本薪比照公立学校，但在各种加给的部分，改成交由各学校自行决定。谌其骝说，原本老师的本薪与加给的比例约各占一半，后来放宽解释后，就变成加给的部分没有保障，而比较差的私校就开始扣老师加给，而年终奖金则变成要看学校财务状况，从原本的工作奖金变成绩效奖金，这是政府该管的反而不管。
谌其骝表示，私校对其财产其实只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但如果管理权不被好好监督的话，管理权就会变成等同所有权。 而陈秋莹则认为，公立跟私立的资源分配明显不公，公立学校老师薪津福利都比私校好，但却不见得比私校老师认真。“所以在这一波应该好好思考，让末段班真的撑不下去的私校好好退场，而针对剩下的大学，教育部应弄出一套好的办学指标，不仅是针对私校，也同样适用于公校。这套办学指标应包括教职员与老师的比例、生师比、老师福利、学校管理这些项目。像目前72项指标并没有纳入这些，可以说是很失职的”。
谌其骝指出，教育部一些评鉴作业都是外包的，像成立一些委员会来进行，而找来的人都是地位很高的学阀，他们都习惯用量化指标，最后结果是什么都看数字，但对问题却不痛不痒；另一方面接受评鉴的人也可以用数字在应付。
笔者认为，如果教育部坚持用扭曲的机制处理大学退场问题，最后只会落得双输的下场，不过，输的不是教育部也不是私校经营者，而是许多身为纳税人的家长及私校教职员。对家长来说，他们不仅无法确定留下来的就是品质比较好的大学，也不晓得如何协助孩子选择学校，而且还要间接为私校退场买单；至于私校教职员则是很明显被牺牲的，因为对私校经营者及高层来说，他们并没有剩余价值，但是，这些私校老师的教学品质就一定比公校老师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