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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855341 (崧楼下的脚印) 看板: NTU
标题: [校园] 大学有名是因为大师而不是大楼 ◎洪兰
时间: Fri Jun 17 10:04:07 2011
大学校园巡礼〉第5站：台湾大学
图文 http://udn.com/NEWS/READING/X5/6403680.shtml
大学有名是因为大师而不是大楼 ◎洪兰/台湾大学 1969年法律系毕业
我念台大时，台大校舍很破旧，普通教室的地板下有老鼠跑来跑去，地板松动，高跟鞋踩下
去会夹住，黑板则已擦到泛白……但是我们那一代一样出了很多人才。没有大师，再好的大
楼也无用……
我进台大那一年是民国54年，是第一届男生先上成功岭接受军事训练再回到学校来做新鲜人
的那一年。我记得七月联考放榜后，考上的同学大家都很兴奋，迫不及待想赶快开学，体验
大学的生活，学校却偏偏迟迟不开学，一直等到十月，男生成功岭结束后才开始上课，那是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每天闲闲没事干，日子也不好过。
对女生来说，放榜后，第一件大事便是烫头发，因为当时高中生有发禁，女生一律清汤挂面
，区辨大学生与高中生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头发。五十年前，没有什么叫冷烫，烫发弄不好，
头发会烧焦。我母亲劝我留长发，但是看到电影明星都是卷发，当然不听，当时美容院没有
像现在这么多，洗得起头的女生也不多，有同学家住东门市场附近，告诉我们市场内有烫发
，我们几个便相约壮胆去了。从下午一直烫到晚上，那时没有手机，回到家，父母看了吓一
跳，大骂了一顿。一天的辛苦换来一个蓬蓬头很不值得，从此就留长发了。
漫长的暑假不知做什么好时，便决定去学洋裁。当时，台湾还没有成衣可卖，女生的花衣服
要自己做或请裁缝做；穿了六年的制服，每个人都急着做条花裙子来穿，打扮打扮自己。洋
裁课的地点在中山北路一段圆环旁的青年服务社，一开始真的很兴奋，花了一个下午在衡阳
街的布店逛来逛去，不能决定买哪块布好。但是那位洋裁老师不懂得学习动机的重要性，她
叫我们从做化妆用的围兜开始。当时民风保守，女生很少化妆，我母亲说只有酒家女才浓妆
艳抹，而且化妆品都是舶来品很贵的，如果连口红都没有，怎么用得到化妆兜呢？学无法以
致用，兴趣很快就消失，洋裁课就不了了之了。我就这样虚度了一个人生最珍贵，最无忧无
虑的十八岁暑假。
系主任一看女生多，大发脾气
开学后，男生回来了，一个个果然跟校园中其他的男生不一样，头发超短，晒得黝黑，举手
投足很有阿兵哥的味道，也就是说，土得很，班上的女生都看不上他们。那时我们的系主任
是韩忠谟，助教是贺德芬，新生训练时，韩主任一看我们班女生这么多，就大为生气，说国
家花那么多钱来栽培你们，你们一个个结婚进厨房去烧饭、抱小孩、换尿布，是浪费国家的
资源，你们若要转系，我替你们写介绍信。主任骂完后，女生没有人转系，榜首林钰堂这个
男生转到哲学系去了。
当时台大法律系的师资是全国最强的，教我们宪法的是洪应灶（力生）大法官，教民法总论
的是蔡章麟先生，刑法总论的是周冶平先生，行政法的是林纪东大法官，刑法是陈朴生先生
，英美法的是桂裕教授，罗马法是金世鼎教授，还有立法委员陈顾远先生等，可以说是一时
之选。可惜每位老师都有很浓的乡音，常常上了半学期的课，还不知老师在讲什么。我因为
父亲在法界很久，他创办了台湾唯一的《刑事法杂志》，因此系上的老师我小时候多半在家
里有见过，对他们的乡音多少有些了解，所以期中考时，很多人跟我借笔记，早期男生很腼
腆，不敢跟女生开口，都是辗转托别的女生来借的。
四年法律系学了什么？现已经都忘记了，只记得罗马法是每学期只教一半，如果上一届教一
到六版法，那么这一届就讲七到十二版法，老师以为这样我们就借不到笔记来应付考试，就
会乖乖来上课。但是台大学生岂是笨的，住在宿舍中的同学不但借得到各式各样的笔记，连
考古题都借得到，很多男生就用考古题为饵，请女生出来约会。
法学院和医学院同在徐州路上，医学院的伙食比较好，我们常走远一点去医学院餐厅吃饭，
我就是在那时，第一次看到医学院学生的“共笔”，写得非常详细，连老师上课讲的笑话都
记下来了，真是令人惊讶。正像国父说的，众志可以成城，集众人之力，没有不可成之事。
聊天是最便宜的娱乐
我常觉得学生是最厉害的一群，只要想做，没有做不成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不就把一个
汽车拆了，搬到行政大楼的顶上再把它组装起来了吗？谷歌和脸书就是大学生弄出来的。最
近有人建议给大学生每个人一个iPad（平版电脑），让他们自由去玩，认为一定可以发展出
各式各样可获专利的程式。年轻人聚在一起，脑力激荡的能量不可小看，政府不利用就太可
惜了。
印象中，法律系不太难念，很多人跷课，上课的都是女生，男生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有
期中考时，教室才一下子人多了起来。有一次，一位女生一踏入教室，突然发现今天上课的
人很多，以为有考试而她没有听到，吓得当场哭起来。
在台大，最好的地方就是校园的风气自由，同学聚在一起天南地北的闲聊，很像孔子说的“
盍各言尔志”。聊天也是最便宜的娱乐，那时，没有打工的机会，除了做家教以外，大家都
穷，连“东南亚”二轮的旧片都看不起，干脆就不花钱来“清谈”；但是很快也知道班上有
职业学生，因为聊天讲的话马上就被教官知道，会被警告。政府对法律系的学生特别注意，
我们一进台大就听说学长中有某某某是台独分子所以不能回来教书。当时法学院有法律、政
治、社会和商学四个系（商学系还未分出去），都是谈人与社会权利义务关系的学系，是造
反系，所以思想控制得最严。台大校园虽然很自由，对老师却还是很尊重，没有上课睡觉、
啃鸡腿的事，如果要睡就直接回到寝室去躺平，不必到教室来摇头晃脑讨骂。
台大最自由的是上课不点名，我有同学考到师大，连连抱怨每堂课都要点名。其实学校只是
提供学习的地方，学不学还是在个人。不点名学到的东西未必比点名的来得少，只要老师讲
得精采，学生自然会来，前一阵子白先勇在台大开课，学生不就满到窗台上来了？
倪文亚院长的恋爱
大三时，经济学原理和哲学概论是二选一，大多数人选经济学原理，因为那时台湾已开始从
农业社会转型到商业社会，经济学必须要懂一点，才会成为一个好的法律人。教我们经济学
的是很年轻的郭婉容教授，总是穿着套装、窄裙、高跟鞋来上课，夹在法学院一群老教授间
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立法院的倪文亚院长当时在追她，常看到黑头车开进法学院，停在鱼
池旁树荫下，车窗很黑，看不见里面坐的人，但是郭老师一上车，车子就开走了。当时大家
都年轻，觉得倪院长很老，还有人为郭老师打抱不平，现在想想，自己不就是倪院长当时的
年纪了吗？
法学院正对面的是市长公馆，一幢非常有品味的日式建筑，在黄启瑞做台北市长时，我曾跟
我爸爸进去过一次，印象非常的深刻：典雅的日式庭院，简单而高尚的屋内摆设。后来陈水
扁做市长时，把它改为艺文中心，我再进去时，原来的风味不见了，非常失望。有一次路过
徐州路和朋友谈起来，他说人生很公平，我们是先生，所以会先死，但是我们这些先生的人
就看到了很多后辈没有机会看到的古物的美，博物馆再怎么保存，保存不了原来的风味。
这句话很对，虽然我很遗憾没有赶上傅斯年做校长的时代，但是我们那时的校长是钱思亮先
生，也是一时之选，是社会上受尊敬的名儒。我妹妹只比我小一岁，但是她的毕业证书上，
校长的名字就不是钱思亮先生了，她一直深以为憾。大学会有名，主要是大师而不是大楼。
我念台大时，台大校舍很破旧，普通教室的地板下有老鼠跑来跑去，地板松动，高跟鞋踩下
去会夹住，黑板则已擦到泛白，那时也没什么投影机和影印机，写收据是用复写纸，考卷和
讲义则刻钢板，是现代没有笔电就活不下去的孩子不能想像的，但是我们那一代一样出了很
多人才。没有大师，再好的大楼也无用。政府每年冻结人事，每系四员一工规定得死死的，
台湾的学术怎么去和大陆竞争？十九世纪的财富在土地，所以列强夺取殖民地；二十世纪的
财富在劳力，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二十一世纪的财富在脑力，有人斯有财。老师是国家的
金母鸡，没有金母鸡怎么会有金鸡蛋？好的老师实在是国家的命脉，不要再拿四员一工作挡
箭牌了。
走过台湾由贫到富的五十年，感慨很深，教我的老师都已过去了，我们现在肩上负著教育下
一代的责任，台大校园的杜鹃花依旧年年笑春风，但哲人已远，教育下一代的大师何处再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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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