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网址：http://www.bookrep.com.tw/blog/9865
2016/02/26
原作者:
万毓泽（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一、前言
法国经济学者皮凯提（Thomas Piketty）于2013年9月在法国出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半年内卖了五万本；2014年3月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更是不到两个月就卖掉八万本（还不含一万两千本的电子书销量）。这种销量对严肃的学术著作而言，可说是天文数字。皮凯提本人也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共知识份子”，全球演讲邀约不断。
由于这本书的书名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似乎有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致敬的意味，再加上皮凯提的父母曾是法国老牌托派团体“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的成员，更容易让人产生皮凯提是左翼经济学者的印象。皮凯提是法国社会党成员，2006年和2012年都曾协助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竞选。他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是不是“左翼”或许见仁见智，但本文将指出，他的研究取径与理论架构和马克思几乎没有共通之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论》的延续或更新。
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论点
皮凯提的主要论点可归结如下。首先，他提出两条“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及一条“资本主义核心矛盾”，认为财富和所得的（益趋）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且正在恶化。不平等扩大的主因是以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出现的资本所得(capital income）（非劳动所得）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遗产继承”又使不平等的状况恶化（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祖上积德”）。于是，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靠爸”（patrimonial）资本主义。为了矫治资本主义的弊病，皮凯提主张透过大幅的税制改革，重新建立“社会国”（social
state），否则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威胁民主社会本身。以下再针对两条“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及一条“资本主义核心矛盾”略做说明。
“资本主义第一条基本规律”是α（资本所得∕国民所得比）= r（资本报酬率）× β（资本∕所得比）。与其说这是“基本规律”，不如说这是一条计算公式，用来衡量α值的高低。α越高，代表社会中靠“资本”累积而来的财富比例越高。除了1910-1950年这段时间外，β呈现大幅提高的趋势（见第五章的讨论），而r又几乎不变，因此α也趋向提高。请注意，皮凯提（2014: 52）认为这条“规律”可以“应用于各历史时期的所有社会”，也就是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后文会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第二条基本规律”是β（资本∕所得比）= s（储蓄率；一个国家总所得中没有被消费掉的比例）/ g（经济成长率；所得成长率）。这条规律的意义是“一个国家若储蓄得多、成长得慢，长期下来将积累大量的资本（相对于其积累的所得），而这又会对财富的社会结构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Piketty, 2014: 166）。
最后是“资本主义核心矛盾”：r > g（资本报酬率高于所得成长率）。根据皮凯提的说法，人类社会两千年来，只有二十世纪是所得成长率高于资本报酬率（主因是战争、进步的租税政策和战后三十年的高经济成长），而他推估这个趋势很快就会被翻转（见第十章）。而根据公式α = r × β，可得出α = r × s / g，因此，若r > g，则α（资本所得∕国民所得比）趋向提高，财富分配将更加不均。他观察到，“我们目睹的是1970年代以来富裕国家内私人资本的强势回归，或者换种方式说，是一种新的靠爸资本主义的兴起”（Piketty, 2014:
173）；“在二十一世纪初，继承而来的财富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接近巴尔札克笔下《高老头》（Pere Goriot）的时代（按：19世纪初期）”（Piketty, 2014: 22）。
在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平等方面，他的研究发现很丰富，包括如：（1）自1970年代以来，英美前10%的所得占总所得的比例明显增加（英国增加约10%，美国增加约15%），不平等的状况相当严重，但德、法、瑞典等国的变化幅度则有限，显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是有地域差异的；（2）1810年，欧洲∕美国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0%∕60%，最富裕的1%则占有50%∕25%，这个状况大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0至1970年间，这个比例大幅下降，但1970年后又开始回升。皮凯提认为，如果没有激进的改革措施，21世纪末将重现整个19世纪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
的状况。
皮凯提在最后几章提出了他的政策建议，如重新建立“社会国”、约束金融资本主义、进行税制改革、大幅提高高所得者的最高边际税率、课征全球资本税等。根据他的说法，“本研究的整体结论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上的市场经济，如果放任其运行……会具有强大的分歧力量（forces of divergence，按：导致不平等的力量），而这将对民主社会及其基础，即社会正义的价值，构成潜在的威胁”（Piketty, 2014: 571）。但Piketty自己却对改革的前景不乐观：“全球资本税是一个乌托邦的理念。很难想像世界各国短期内会同意这类提议”（Piketty, 2014:
515）。但他也强调这些想法是“有用”的乌托邦理念，能够成为提出进一步政策建议的参照点。
此书出版后，除了保守派了无新意的批评（如批评皮凯提是“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舆论界大致褒多于贬。由于已有许多文章讨论主流学界的回响，我就不多做讨论。我比较关心的是左翼学界和社会运动界如何看待这本书。大体而言，他们的正面回应分为两类：（A）皮凯提针对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提供了翔实的统计资料，为左翼运动提供了弹药；（B）皮凯提在书中展开了与马克思的深入对话，对复苏马克思的思想极有助益。而批评也分为两类：（a）皮凯提充其量是社会民主派（法国社会党成员），只主张约束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并不倡议任何激进的左섊l政治。（b）皮凯提的理论架构与马克思毫无共通之处，且他对马克思的许多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发现，（B）和（b）是矛盾的。究竟孰是孰非？皮凯提是否真如意大利学者Lucia Pradella（2014）在《卫报》所言，“针对如何理解资本主义、面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与马克思展开了隐微的对话”？
在我看来，皮凯提与马克思的“对话”多为没有根据的批评。一个最明显的误读马克思的例子，就是皮凯提（2014: 10, 22）竟然认为“马克思和前人一样，完全忽略了技术持续进步和生产力稳定成长的可能性”；“马克思的理论隐含的假设是生产力的零增长”。这是令人惊讶的误读。就算没有读过《资本论》对相对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的讨论，只要对马克思有最粗浅的认识，也一定知道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强调技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正负面效应。只要引《共产党宣言》一段广为人知的文字就够了：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Marx and Engels, 2014: 104, 108）
事实上，另一种更常见的反面误读，反倒是以马克思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献为基础，主张马克思的理论是“技术决定论”（相关讨论见如万毓泽，2008；MacKenzie, 1996）。[1]从这个误解就可以判断，皮凯提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三、左翼政治经济学如何看《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继承马克思传统的左翼政治经济学者，在阅读此书时，最质疑的问题之一就是Piketty处理“资本报酬率”的方式。比如说，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Michel Husson（2014）就建议将第一条公式（或皮凯提所谓的“规律”）α = r × β改写成r = α / β。在马克思主义的架构下，这样的公式就有意义了。我们先假定Piketty所谓的资本报酬率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利润率，则：利润率 =
剥削率（“资本所得∕国民所得比”大致反映了剥削率，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所得比”大致反映了资本有机构成，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换言之，利润率与剥削率成正比，与资本有机构成成反比。
重点是，利润率（或资本报酬率）是应该考察的对象。皮凯提（2014: 199）承认“关键问题是：资本报酬率是如何决定的？”，但他并没有发展出关于资本报酬率的理论。他基本上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架构，[2]根据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来解释资本报酬率（Piketty, 2014: 212）。Husson（2014，重点为我所加）特别指出，“资本报酬并不是资本的内在特质，而是生产层次上的社会过程和技术动力的产物，也是宏观制度层次上劳资力量对比的产物”。无独有偶地，法国调节学派（régulation school）代表人物之一Robert
Boyer（2013，重点为我所加）也强调皮凯提完全忽略“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组织所独有的支配关系（le rapport de domination）”（类似的讨论见Harvey, 2014）。
虽然皮凯提（2014:
212，重点为笔者所加）确实承认“在比较复杂、也因此更贴近现实的模型中，资本报酬率还取决于各方的相对议价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在理论上发展这个正确的观察，而是继续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架构（资本所得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理解资本报酬率。[3]另一方面，在解释劳动所得的部分，皮凯提是高度批判劳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他的批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它无法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工资分布状况的歧异。……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由自然不变的机制和严格的技术力量决定的数学抽象，而是建立在特定的规则和妥
协之上的社会建构物”（Piketty, 2014: 308）。因此，我们应该将权力关系纳入考量：“高级管理者拥有制订自己薪酬的权力，在某些状况下完全不受限制，在很多状况下与其个人生产力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Piketty, 2014: 24，重点为笔者所加）。但同样可惜的是，他未能将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正确）批评整合进他的理论架构，也未能据此阐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再者，皮凯提认为“资本主义核心矛盾”是r > g（资本报酬率高于所得成长率），导致不平等的状况渐趋严重。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何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r和g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利润率就像资本主义生产的引擎，利润率高（低）的时候容易带动（削弱）投资与增长（Shaikh, 2004）。二战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高涨（及其带动的长期经济扩张）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焦点。如Ernest Mandel在“长波”（long wave）理论视野下撰写的《晚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法国调节学派强调的积累体制（régime
d’accumulation）、美国社会积累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积累结构”等，都试图研究利润率起落的内生因素、外部冲击及制度条件。[4]这类讨论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是相当少见的。虽然皮凯提很强调1970-80年代以降财富及所得分配不平等的恶化，但他却没有将这个现象联系至1970年代以来“劳工在政治与经济力量上的下滑”（Harvey,
2014）。更具体地说，19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利润率显著下滑，新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意识型态、政策取向和治理模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但这个不论在学术或实践上都至关重要的主题却几乎没有出现在皮凯提的讨论中（请特别参考Harvey, 2010；Duménil and Lévy, 2004, 2011）。
四、资本报酬率与利润率
皮凯提认为过去两百年来，资本报酬率（r）都是稳定的（约4-5%），而这个默认对他的解释有关键影响（回忆“资本主义第一条基本规律”）。据此，他大力批判马克思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他说：“资本报酬率在许多经济理论中都是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尤其强调利润率的下降，而这个历史预测已证明大谬不然”（Piketty, 2014: 52）。
皮凯提如何计算资本报酬率？方式如下：“把国民帐户中所有资本所得相加（不管其法律上的分类为何，包括租金、利润、股利、利息、权利金等……），然后将这个总额除以……国民资本存量”（Piketty, 2014: 201-3）。这里的关键，是他如何定义“资本”。根据他的说法：
我将“国民财富”（national wealth）或“国民资本”（national capital）定义为某个时间点某个国家的居民和政府所拥有的一切（可在市场上交易的）物品的总市值。这代表非金融资产（土地、住宅、企业库存、其他建物、机器、基础设施、专利以及其他直接所有的专业资产）和金融资产（银行帐户、共同基金、债券、股票、各种金融投资、保险、退休基金等）的总和，扣除金融负债（债务）的总和（Piketty, 2014: 48）。
他又说：
在一切文明中，资本都发挥了两项经济功能：首先，资本提供了住宅（更精确地说，资本产生了“住宅服务”，其价值可根据相应的租赁价值来衡量，而后者可定义为与餐风露宿相比，在房子里生活起居所增加的福祉）；其次，资本可充当生产要素，来生产其他的物品和服务……（Piketty, 2014: 213）。
这里有两项关键问题。首先，皮凯提将“资本”等同“财富”，甚至包括住宅。因此，他所谓的“资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生产资料”（或“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亦即社会关系），甚至也不是新古典经济成长模型中的生产要素，即“实体资本”（physical capital）。从马克思理论的角度来看，只有“生产性资本”（厂房、机器、原料等“不变资本”）和“工资”（“可变资本”）可以放入利润率的分母，而既然住宅既不是不变资本，也不是可变资本，在计算利润率时自然应该扣除。有趣的是，阿根廷经济学者Esteban Ezequiel
Maito（2014）根据皮凯提的资料，重新调整范畴后加以统计，反倒得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换言之，虽然皮凯提批评马克思，但他的资料实际上佐证了马克思的理论。[5]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皮凯提在计算资本∕所得比时，采计的是这些“资本”的市值，但起伏不定的市值容易使统计结果缺乏效度。比如说，欧洲在1910年后资本∕所得比的剧烈下跌，主要不是因为资本设备（实体资本）的损失（一战期间，法、德、英在这方面的损失都很有限），而是因为战时动员使所得相对提升。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资本∕所得比再度大幅下跌，主因仍然不是实体资本的毁灭，而是“贬值”。只有在二战期间，实体资本的损失才比较明显。皮凯提把物质（物理）的变化和价格的变化混为一谈，引发James K. Galbraith（2014）等经济学者的强烈批评。
五、马克思与皮凯提
皮凯提虽然在书中多次提及马克思，但多为批评，且他自承没有仔细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见New Republic资深编辑Isaac Chotiner对皮凯提的访谈）。我们不能因为皮凯提也使用了“规律”或“矛盾”等用语，就理所当然地认定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大体而言，皮凯提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架构下写作。在任何意义上，《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都不是对《资本论》的延续、更新或致敬；皮凯提也不是《经济学人》所说的“现代马克思”（modern Marx）。
我认为皮凯提与马克思有几项根本差异：
（1）马克思将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皮凯提将资本等同于财富。
（2）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皮凯提并没有针对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正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出现在皮凯提的核心问题意识之中，他才会去讨论“最原始”（the most primitive）的人类社会中的“资本”（Piketty, 2014: 213），也才会自相矛盾地认为“资本主义第一条基本规律”竟然可以“应用于各历史时期的所有社会”；而《资本论》分析的“原始积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探讨的“资本主义起源”等课题，对皮凯提来说都不构成问题，也都隐没在他对历史长时段的统计资料分析之中。
（3）皮凯提关心的是财富如何分配（经济不平等），而不是剥削关系或资本积累；马克思则关心财富如何生产出来（“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趋势。
（4）皮凯提认为资本报酬率稳定（高于增长率）；马克思强调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及反趋势），以及资本主义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危机（如生产过剩、大量失业、分配不均，乃至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生态危机）。
整体而言，这些差异连带影响到他们提出的“处方”：皮凯提强调透过税制改革来改善分配不平等；马克思则主张挑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六、整体评估
我在前文中试图指出，《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并不是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尽管这件事实本身并不构成否定《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理由。我个人认为皮凯提最重要的贡献是他长时段的历史视野、详尽的统计资讯，以及诚实、诚恳而公开的研究态度（公布所有统计数据来源、欢迎学界及大众检验）。此外，皮凯提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也值得欢迎。如他所言，“经济学这门学科至今仍对数学抱持着幼稚的激情，追求纯理论的、往往带有高度意识型态的推测，而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合作”（Piketty, 2014: 32）。
从马克思的传统来看，皮凯提的研究和“资本”的关系不大。他的研究重心，毋宁是“对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估值，这些资产的分配方式，以及代代相传的财富继承”（Galbraith, 2014）。这样的研究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资产可以用来衡量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尽管拥有这些资产的人本身不一定活跃于政界。只要想想美国的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或台湾在总统大选前纷纷表态力挺“九二共识”的企业家，就不难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Piketty的研究确实复苏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
然而，学界及舆论界在关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之余，不应忽视晚近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亦有复苏之势。从David Harvey到Frederic Jameson，近来都出版了阅读《资本论》的著作（另请特别参考Callinicos,
2014）。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特别应该重新检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并整合进对资本主义长时段的研究之中。只关注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很容易忘记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性，而不是统计数据的机械重复。举例来说，1913-1950年期间虽然资本∕所得比偏低，但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民众而言却是可怕的灾难（大战、萧条、饥荒）。总之，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有其独立的价值，但他没有试图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进行深入对话，仍然多少让人感到可惜。
[1]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Marx, 1995: 141-2）。但整体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比这种技术决定论丰富多了。
[2]“只要使用生产要素的企业是竞争性的和利润最大化的，每种要素的租赁价格就必须等于那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值。劳动、土地和资本各自赚到了它们对生产过程边际贡献的价值”（Mankiw, 2001: 17）。
[3]熟悉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如果要批判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理论，1950-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Cambridge Capital Controversy）是重要参照点。Piketty（2014: 230-31）确实提到这场争论，但他只是简单宣称Robert Solow的新古典经济成长模型“胜出”（这个宣称也大有争议），却似乎没有搞清楚这场争论的实质内容（见Galbraith, 2014的批评）。
[4]常受到讨论的因素包括如：工人阶级的历史性挫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剩余价值率大幅提升、平均利润率高涨）；凯因斯主义（干预型国家）；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生产力与购买力挂勾；泰勒制劳动模式与大量消费）；第三次技术革命（生产普遍自动化；能源工业与化工业的结合）；福利国家及统合主义（社会安全体系的建立；阶级斗争的“历史性妥协”）等。有中译版本的作品可特别参考Went（2002）、Jessop（2008）、Mandel（1998）。
[5] Anwar Shaikh与Ahmet Tonak的作品相当值得参考。他们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研究美国经济，根据他们的研究，资本的价值构成（可视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指标）在1948-80年间提高了77%，利润率则下跌了三分之一，因此他们认为“这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提供了惊人的经验证据”（Shaikh and Tonak, 1994: 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