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这里研究目标与可操作性的关系，我想表示一点意见。
: 尽管我认为这些模型的确难以预测现实世界的变化或个体行动的动向，
: 但是说（现象的）不可预测性，或（模型的）无预测力是因为预测并非
: 是研究的目标，显然就是对于这些研究本身性质的强烈误解。
: 这理由很简单，如果包括行为学派、新制度论、比较司法政治或比较宪
: 法政治都认为自己在从事的是属于科学的研究，或至少是社会科学的活
: 动，那么，了解研究对象的为何（原因、基础）与如何（过程、可能性
: 条件）就是在建构关于研究对象的（在近代主要是）经验性质的法则或
: 规律。譬如，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法官通常会对同性恋性行为的案件采取
: 反对的立场之类的统计（经验）性质、归纳性质的法则。如果这些建构
: 起来的法则，在将来出现的个案中一再地遭到反驳，譬如在其后观察到
: 所有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法官都采取了赞成态度，那么我们还能说这个法
: 则是可以成立的吗？或还可以说是有条件（在合理的前提下）可以接受
: 的吗？
: 换句话说，任何尝试了解“为何”与“如何”的科学的、经验的研究，
: 都必然要建立起能够说明（大多数）既有个案的原则与例外的法则；并
: 且，基于法则本身有条件的普遍适用性质，如果法则不能适用在将来发
: 生的符合条件之相同个案上的话，这个法则也就不成其为法则。我们也
: 不能认为这样的研究真的建立起能够说明研究对象的法则，更不用说，
: 这样的研究不可能真的了解了它研究对象的为何与如何。
: 换句话说，对于研究对象在经验科学上的了解，不可能不带有预测的面
: 向。甚至说，在经验科学上，预测力还是关于对象的了解是否正确的试
: 金石之一。
: 因此，这些行为学派、新制度论、比较司法政治与比较宪法政治所建立
: 起来模型之所以不能够预测未来的个案，与其说是心不在焉，倒不如说
: 是由于对象本身的复杂程度，与方法本身的过度化约。
I have the same opinion as maximilian. According to Dworkin there are
two viewpoints of legal argument. "One is the external point of view of
the sociologist or historian, who asks why certain patterns of legal
argument develop in some periods or circumstances... . The other is the
internal point of view of those who make the claims."(Law's Empire, p.13)
The second viewpoint wants to ask why the legal claims are sound, but
it does not want to predict claims which will be made. Therefore in other
words, we might say, the first viewpoint which aims to sort out some
patterns also at least has the purpose to make some predictions of legal
practice while it tries to explain 'why' or 'how' in concrete legal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