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西方民主危机”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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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薛子遥
柏林的一个雨天
11月18日，柏林有一万名抗议者聚集，抗议德国议会讨论“感染保护法”的新内容。示威
者在接近议会时，被催泪弹和水炮推倒。一段标题为“新冠肺炎否认者被冲击！”的影片
在Twitter上获得了近35万次浏览。
示威者皆举着特朗普和美国阴谋论组织“QAnon”的牌子，但这绝不仅仅是德国与美国社
会现况的相似之处。美国大选，和近来受到热议的“西方民主危机”究竟有什么关系？
柏林抗议活动的消息在网上引起了两种反应：一方面，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等地的网民
表示支持，对经济低迷和自由受到新的限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许多其他网民称抗议者
为“右翼极端分子”、“阴谋论者”，乃至直呼其“愚蠢”。
这种分裂的情况，和特朗普支持者们与民主党人的对立大同小异。一边是愤怒的普通公民
，他们的很多观点确实不符合事实，但他们的不满却很真实；另一边是进步派的网民、记
者、评论员，他们经常嘲笑前者的观点，无视他们的愤怒。
在整个欧洲和北美，从特朗普支持者到黄背心，民众的不满情绪被冠以各种名目：民粹主
义、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阴谋论……政治人士和媒体从业者批评这些运
动，他们宣扬各种荒诞不经的观点，譬如“民主党人操纵了选举！”，“新冠肺炎疫情并
不存在！”。评论员们轻视这些活动，也称它们正在给民主造成危机。
危机？什么危机？
在美国大选前几个星期，《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频频发布忧心忡忡的评论文章。回望
英国脱欧（Brexit）公投后的几个月，以及当极右翼候选人在法国、荷兰、匈牙利等欧洲
国家获得广大民意支持时，主流舆论也频频出现人们对“民主正面临危机”的担心。
然而，“西方民主危机”到底是什么意思？特朗普当年是在公平的选举中当选的，英国脱
欧也是当年多数人投票支持的结果，而反封城示威之所以发生，恰也体现了人们在民主国
家可以上街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究竟危机在哪里？宣布“民主正在面临危机”的人，很
少提供更进一步的解答。
其实，危机并不难找：在于不少人觉得民主制度不再为他们服务了。人们觉得被政治精英
和主流媒体欺骗，他们几十年来一直承诺改善经济和社会状况，而工资和社会保障却一直
在停滞不前乃至减少。
但对于身居政治和主流媒体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专业人士来说，这些人的“愚蠢”信
念使他们的愤怒不值一提。精英们不屑于问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只是一再试图让人们
相信“现行体系对你们有利”。当面对这场“危机”，精英们的首要反应不是寻找诸如工
资停滞不前、社会保障缺乏、阶层流通性受阻等结构性问题，而是宣判这些愤怒的人“是
错的”，并试图让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根据精英们的说法，解决民主困境的办法，是进
行更多的“Factcheck”（事实查核）。
自从美国大选落定以来，西方媒体似乎认为拜登的胜选会让所谓的“危机”消失，又或是
至少会开启“拨乱反正”的过程，尽管他在大多数关键州只以毫厘之差赢过特朗普。值得
考虑的是，特朗普的支持率在过去四年里其实一直在攀升：他今年获得的选票不仅比2016
年多，甚至比2008年的奥巴马，乃至历史上任何一个胜选总统获得的都更多。至少在2016
年，特朗胜选的时候，大家都在问“这怎么可能？”。而这一次，特朗普虽败，但特朗普
主义已经牢牢占据美国政治的核心位置。
酝酿已久的危机
其实，这个危机远在特朗普、脱欧或假新闻之前就存在。2004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
）竞选连任期间，法国记者哈利米（Serge Halimi）访问西维珍尼亚州时，他就指出：“
任何观察者都可以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专家的社会孤立，看到他们的个人主义和自恋，
看到他们对大众传统的蔑视，以及他们对内陆继续支持布什的‘乡下人’ （hillbilly）
的鄙视。这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也为霍士新闻（Fox News）和共和党人提供了谋生的空间
。”
这些文字，放到2020年，用特朗普代替布什，也依然作效。
在欧洲，情况也差不多。新冠肺炎否认者、脱欧派、黄背心和其他相似的社会运动都是长
期以来的怨气和不满情绪开始爆发的迹象。
什么怨气呢？18日柏林抗议者举着的牌子上可以看到：“我们想要回我们的生活”，“监
控银行，而非公民”，“该封的不是城，而是他们”（No to lockdown, yes to lock
them up）。
从众多阴谋论中，并不难读出人们的不满：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满意，不相信政客会
帮助他们，不觉得民主机构是“民有、民治、民享”。任何以“民主”自居的政府都应该
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群众既缺乏事实准确性，也没有判断力，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远离国家事务，只能通
过对他们公开的有限信息形成观点……一面在公民不参与的情况下处理事务，另一面希望
公民对这些事务不发表意见，这是愚蠢的最高境界。”
这是近450年前欧洲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在其《政治论》中写下的，却与
今天的情况产生密切共鸣。
2020年民主失调的真正原因不是假新闻或特朗普，而是一种双重失能：其一，无法服务人
民；其二，无法让人民真正参与政治。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二十年来一直面临着社会和经
济状况缓慢下降的问题，现在他们希望在治理国家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任何“事实查核
”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西方如何从“民主危机”臻至“民主改革”
正如欧洲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所说：“一面在公民不参与的情况下处理事
务，另一面希望公民对这些事务不发表意见，这是愚蠢的最高境界。”因此，民主国家可
以如何应付“西方民主危机”背后的政治异化问题？
改善投票制度
西方民主国家最著名的是其投票制度：一人一票，“民主”本身往往与这一原则联系在一
起。然而，事实上，它可能是运作最不完善的民主制度。
当世界上最为人所熟知的民主国家选民投票时，大多数时候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次优的投票
方法：“多数制”（plurality voting，也称“领先者当选”，first-past-the-post）
。这种制度只允许选民投票给一个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这种方法用于美国和
法国的总统选举，以及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国会议员竞选。
这制度为何不理想呢？它的“缺点清单”其实很长，但核心问题是它不允许选民对其他候
选人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它无法准确地反映选民的喜好，并使极富争议的候选人或决定
较容易胜选。无论选举差别多小或胜者争议性多大，多数制的原则是“胜者全取”或“赢
家通吃”（winner takes all）。
虽然专家们对什么是最好的投票制度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几乎都认为多数制是最差的：在
2010年一次关于投票程序的论坛上，与会者们就“最佳投票方法”进行投票，而多数制得
票为零。
如果当时在英国脱欧（Brexit）公投或美国总统大选中，决定采用另一种投票制度，可能
就是迥异的结果。譬如，“排序投票制”让每个选民自行依照喜好排序所有候选人，而且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年的数据，假设排序投票制被采用，当
年美国大选的领跑者将是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卡西奇（John Kasich），而特朗
普可能被排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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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危机，一定程度上是源于这种不完善的选举制度。当人民的喜好没有被民主制度准
确地体现时，民主受到损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主不等于代表权
可是，假设西方民主国家按照投票专家的建议，改革其选举制度，如果公民不参与，“危
机”也无法被解决。
现代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投票率越来越低：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投票率在50%左
右徘徊已经成为常态。即使是在今年“百余年来最高投票率”的美国大选中，各方统计机
构算出的投票率也仅为66%至68%。换句话说，三分之一有投票权的美国选民依旧不屑于在
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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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确有局限性：选举每隔几年才会发生一次，选举结果与日常生
活的关系也不直接。对许多选民来说，“代表权”只是一个模糊的承诺，没有任何实际的
好处，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参与。
如今，西方公民们觉得自己与政府和政治是如此的疏离，以至于他们当中有人持有荒谬的
信念，譬如“民主党人操纵了选举”，“新冠肺炎疫情并不存在”，甚至是“国际恋童癖
团伙在幕后试图控制全世界！”。
要如何应对这种误导性信息？解决办法并不是促使这些人去投票，而是促使他们参与到政
治过程中去。通过让公民回到政治进程中，便可以一举两得：为公民提供面对政治现实的
经验，并为政府带来民主的合法性。
2008年的金融风暴和随后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的流行，使得“民主参与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在过去十年中成为政治学家和活动家们热衷的话题。但
2020年民主国家面临的疫情、经济和政治危机，或许有助于将人们从活动界和学术界带入
民主体制本身。
民主参与：西方针对“民主危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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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大选，再到欧美各国所见证的右翼民粹势力崛起，都令不少人
发出了“西方世界正面临民主危机”之感叹。然而，何谓“民主危机”？当西方各国面临
这些危机，又在尝试做出哪些改变？
多年来，关于民主参与的实验和研究已经为人们提供许多高质量的公民参与政治方法。这
些措施包括：参与者通过随机抽签选出的“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ies）；专家
参与的公民讨论；将讨论更多从广泛的议程转向更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案；刻意避免易激起
两极化争议的议题；以及让当局承诺接受这类论坛的讨论结果。
西方对民主参与的大实验
尤其是欧洲，最近几年经历大量的参与项目：2019年1月马德里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常设公
民大会，波兰和英国的一些城市也建立了同样的会议；2019年4月，苏格兰议会宣布将成
立一个公民陪审团，提供关于政治改革的建议；随着2015年公民大会的成功经验，爱尔兰
政府于2019年6月宣布，打算在都柏林举办关于性别问题和政治改革的新大会。
最近，今年9月，代表比利时德语区的议会将部分权力交给了随机抽签的公民大会。这是
欧洲政治机构首次在这一级政府中这样做。
然而，在扩大这些努力的规模的方面，各国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有些政府已经在尝试：
在2018年和2019年震撼法国社会和政治的大规模黄背心抗议活动之后，法国政府已经承诺
将公民纳入“国家辩论”（Grand Débat）。
法国这一过程的成果之一就是《公民气候公约》（convention citoyenne pour le cli-
mat）。在七个月的时间里，由150名代表法国社会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产业部门
、不同收入水平的公民小组学习、辩论并起草了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法律草案。这是法国
公民第一次直接参与国家一级的法律起草工作。
这种“公民公约”是第一次举办，并面临着许多挑战。譬如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一开始承诺将“不加过滤”地接受公民的建议，但有些建议最后被淡化，或者被
总统直接拒绝。不过，超过140项公民措施已被接受，法国舆论正在积极的辩论，评价这
个项目的价值和范围。议会将于2021年初开始审查提案。
民主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如法国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把参与民主机构过渡到国家一级的意识形态问题并非易事
。然而，这些项目可以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方式，重新激发公民对政治的关心和理解，并帮
助将社会和经济挫折转化为积极的政治进程。
当局要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从一次性机制转变为永久性参与机制。这些新的常设机构还需
要与现有的议会机构相结合，以便它们能够超越单一的政策问题，处理不同政策领域之间
的复杂联系。
另一个推动参与民主的步骤，也将是从气候变化等高层次议题转向影响公民日常生活的基
本问题。如果参与民主不能帮助改善民生，那么它将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在
“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方面的创新，即公民在其社区中直接参与
如何分配地方预算的决定，可以在国家一级被复制和推广。
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参与民主改革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西方国家政府不可能很快
就 建立由随机挑选的公民组成的国家立法院，但他们可能会考虑进行更温和的实验，譬
如，让公民和议员在一个论坛上就具体问题进行合作。
这些参与性论坛本身并不能防止民粹主义或阴谋论的兴起。然而，如果它们能够被纳入越
来越多的机构和权力动态中，它们可能是解决使许多公民推向民粹主义领导人和阴谋论者
的怀抱的“西方民主危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