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论坛》经济视角：左派消退40年　全球化反让民粹主义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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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翼民粹主义复苏之际，左翼势力相对衰弱，这反映了工会和劳工团体的式微，这两者
在历史上曾是左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骨干。除此之外，左派意识形态40年来的消退也是重
要因素之一。
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扰乱了社会和经济局势，客观来说，右翼民粹主义者是此过程中的最大
受益者。
例如，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匈牙利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án）、巴西总
统波索纳洛（Jair Bolsonaro），这些政客之所以能够握有大权，正是因为他们利用人民
对于政治菁英日渐深化的敌意，并挑起潜在的本土主义情绪。
左派的解决方案有限
左翼团体和激进团体在这些行动中几乎完全缺席。
左翼势力相对衰弱，反映了工会和劳工团体的式微，这两者在历史上曾是左派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骨干。除此之外，左派意识形态的消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左派政党愈发依赖教育
程度高的菁英，而非工人阶级，他们的政策理念也趋向金融、企业利益靠拢。
正因如此，主流左派政党提出的解决方案非常有限：增加教育预算、改善社会福利政策、
更激进的改革税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左派的方案仅仅美化了当前的制度，并没有深入
经济、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本源。
“税收与移转政策（tax-and-transfer policies）”的效果有限，这已渐渐成为共识。
社会保险和税制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美国尤其如此。但是还需要更根本的改革，才能
协助普通劳工和家庭在各个层面获得公平的机会。这些层面包括产品、劳动、金融市场、
科技政策与政治规则。
经济生产整合
仅透过财富再分配，无论是平衡富人与穷人间的差距，或是平衡经济体中生产力不同的部
门，都无法达成共荣的目标。反之，应该将技术能力较低的劳工、小型企业、落后的产业
，都与经济体中的佼佼者彻底结合。
换句话说，我们应首先进行国内经济的“生产整合（productive reintegration）”。大
型且多产的公司应肩负重任，因为他们的兴盛有赖于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财
，包括各种法令、智慧财产的保障、公共建设、技术与研发的公共投资。
因此，这些大公司必须嘉惠地方社群、供应商、劳动力，而且并不是将之视为社会责任，
而是公司的主要任务。
早期，各国政府投入农业推广，教导小农新的技能。近年来，W.E.普强就业研究所（
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的资深经济学者巴提克（Timothy
Bartik）提出“制造推广服务（manufacturing extension services）”，这和农业推广
有类似的使命，只是将领域延伸至生产性服务业。
这个概念希望政府单位和企业合作，鼓励企业将先端科技和制造技术推广至经济体中的其
他领域。现在已经有许多类似的倡议，可供这些政府单位参考。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
第二项公共行动的领域涉及科技发展的方向。劳动力往往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这类的新科
技所取代，低技术劳工首当其冲。但是这个情况在未来可以转变。资本补助等政策会让机
器取代劳工的情形更加严重，但是也有部分科技，能够为低技术劳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而政府应该透过政策鼓励应用这些科技。
已故的经济学家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在著作《扭转贫富不均（Inequality）》中
，质疑政府支持自动驾驶汽车的做法，认为政府并未考虑出租车司机和货车驾驶可能受到
的冲击。
近年来，艾塞默鲁（Daron Acemou）、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雷斯特雷珀（
Pascual Restrepo）等人均在著作中提及，人工智能能够透过新型态的配置来增加劳工需
求。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可以让一般劳工从事以前过于困难的工作。但是若想朝此方向发
展，各国政府必须投注心血，重新审视创新政策，并鼓励私人机构共同参与。
劳动市场与金融体制
劳动市场也要重新取得平衡。
工会和劳工保护式微，削弱了传统上与企业抗衡的势力。近期的研究显示，业主在与雇员
协商时持有大量筹码，得以打压薪资与劳动条件。为了要消除这种趋势，需要制定一系列
支持劳工的政策，包括鼓励组织工会、提高最低薪资，并制定适当的规范保障“零工经济
（gig economy）”中的劳工。
金融体制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多数已开发经济体的金融部门都过于庞大，长久以来威胁经济稳定，却没有加码投资生产
活动以带来相应的效益。
史丹佛大学经济学家阿迪玛特（Anat Admati）及其他学者认为，银行应该至少要提升“
资本要求（capital requirements）”，并更加严密的审查内部规范。众多金融机构安然
挺过2008年金融危机，这充分说明它们握有强大政治力量。
是否继续美化体制？
金融规范有许多缺漏，由此可见，经济改革固然重要，但还需要其他措施配套，让政治参
与更加平等。
美国的许多政策都让普通劳工身处劣势：选举办在平日而非假日、选民登记制度的限制、
“选区划界不公（gerrymandering）”，以及众多其他的选举规范等。此外，竞选财务规
范赋予大企业和富人过多的权力影响立法。
2年内，美国将再次举行总统大选，民主党届时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同时，党内也要做出
决定：是否要继续美化不公允的经济体制？或者要拿出勇气，从根本解决制度中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