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世代与本土自决的聚光灯外，被忽视的分配正义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12-opinion-andersen-localism/
2014年雨伞占领运动后第一次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已于上周结束，不少报导和评论将焦点集
中在参政世代的新旧交替，以及本土主义对政治版图的改变。特别是今次选前发生了政府
筛选持“港独”政见参选人的事件，更令人关注香港出现分离主义的趋势。于是，今次选
举的主题被锁定为以本土主义、分离主义为轴心，甚至被解读为抗议梁振英政府践踏言论
自由，引入政治筛选等倒行逆施政策的一次全民投票。
年初新界东补选之后，盛行一种三分天下的论述，将香港政治格局说成由为“建制”对“
泛民”的二元格局，重新划分为“建制”、“泛民”和“本土”的三大板块。今次为了找
出严打港独是否奏效的指标，选举结果也往往被评论人朝这个所谓三分天下的图式来解读
。虽然明言支持港独主张的候选人被禁参选，不成一类，但一些理念不同的派别就被并合
为“本土自决”的同一板块。
“三分天下”及“本土自决”划分的疏漏
毫无疑问，近年香港掀起一股激进政治的浪潮，其起源是始于“本土运动”，经雨伞占领
而快速壮大，当中以“港独”的口号最具对抗性。可是，“本土”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含混
不清、充满政治争议的概念。过去数年，特别是雨伞运动结束之后，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
、苦无出路的局面，令愈来愈多人试图从“本土主义”的方向寻求出路，于是产生了由独
立、建国、自主、自决、修宪、制宪，以至所谓的“永续《基本法》”等各门各派思想，
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把它们都化约和归类到“本土自决”或者“分离主义”旗下的话，
很容易就会把个中错综复杂的关系遮抹掉。
就例如把主张“香港民族、前途自决”的“青年新政”、主张“全民制宪、永续基本法”
的“热普城”联盟，以及主张“民主自决”的罗冠聪、刘小丽和朱凯廸都划为“本土自决
派”，认为他们都抱同一类的政治主张，显然就有挂一漏万的问题。
因为，青年新政和热普城联盟虽然都有激进本土主义的倾向，在排斥新移民问题上少有争
拗，但仍然有路线分歧。青年新政的“香港民族主义”想像，以及在选举中与明言支持港
独而被禁选的“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公开结盟，证明他们的“前途自决”主张，其实与
港独只有一张纸的差别。正因为这种“独派”色彩，使得他们在选战期间，和主张“全民
制宪、永续基本法”，以及受陈云（陈云根）思想支配的热普城联盟几乎全面翻脸，甚至
互相攻击。
陈云由提出香港城邦，一直不住地修改其政治诉求的措辞，在“建国”与“独立”之间不
断反复徘回，但始终抱有强烈“华夏复兴”愿望，建立“邦联”的意识，甚至把政治愿景
建基在《基本法》之上。这种“犹抱琵琶”的隐性大中华思想，与“独派”支持的那种“
香港民族独立”的倾向，明显有很大差异。两派之间因此嫌隙不断，裂痕不浅，在竞选期
间更把冲突扩大，公开骂战。今次选举中，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选上了，而热普城
联盟则只有“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入选，两派可以在日后如何合作还是未知之数。
而另一边厢，罗冠聪、刘小丽和朱凯廸三名参选人虽然在“民主自决”的口号上达成共识
，但罗冠聪的“香港众志”所构想的是迈向“公投自决”；刘小丽在民主自决底下则提倡
“把抗争融入生活的自强运动”；朱凯廸则以“民主自决，在地希望”来统摄他在政治、
经济及社会实践中发展“整全的自决意识和实践”的主张。显见他们三人的“民主自决”
重点也未必完全一致。再者，对网上一批以激进排中为首要目标的“本土派”来说，三人
由于缺乏明显的反新移民主张，所以根本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本土派”，而只是“左胶”
或“泛民”的分支。
所以，在同一个所谓“本土自决”旗下，把价值和政策上南辕北辙、分属左和右两翼的当
选人放在同一类别，往往只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在香港语境底下“本土”和“自决”两
个语汇，远远未到可以标示一套完整政治路线的程度。因为何谓本土？如何自决？都是一
些在理论上和实践方针上尚待厘清的说法，从未有过共识。
具体来说，为什么“本土”只能按2011年之后才出现的反新移民浪潮来定义，而非2006年
反天星、皇后拆迁运动中“本土行动”所组织的社运传统来定义？再者，在近来的“自决
”讨论中，出现了“内部自决”还是“外部自决”的区分。今年4月泛民政党“中青代”
签署《香港前途决议文》，当中提到要“香港人民自由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确
立香港人民的主体性”、要和中央政府就香港的政治地位谈判等说法，正是受上述讨论的
影响。而及后，公民党的竞选纲领，更是以“前途自决、港人自治”作为大标题。
公民党这种“自决自治论”与前面所讲的（左、右翼）自决论者有所重复，但亦有所不同
，就是在于他们仍有与中央政府谈判的主张。但是，用“三分天下论”来划出所谓“本土
自决”板块的评论文章，往往无视公民党这些关于“自决”的新纲领，继续把今届取得6
席的公民党编列在“温和泛民”的板块底下。这种划分又怎会不是把“自决派”的范围定
得过小，以至扭曲了人们对香港政治取向的完整图像呢？
本土浪潮展开的主体政治光谱
事实上，本土浪潮的高涨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推动力也是来自多方面的，所以它的影
响只能造就一个非常广阔的光谱。在光谱之内的各派，唯一的共通性，是追求香港在挣脱
新旧殖民体制桎梏过程中被贬抑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可以是文化的、经济的或政
治的。
简单来说，本土浪潮所指涉的是一种“主体政治”，它要求在文化、思想、感情上被“承
认”，而不是被贬抑、被吸纳、被边缘化。“主体政治”也因此而被哲学家 Charles
Taylor 称为“承认的政治”：追求被承认为具有独特的价值、具备能自主存在的空间、
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充分的自主和自由，不需仰人鼻息、依附在他人身上、掩没在其他族群
的强势文化或强势政治经济力量当中。
这种“主体政治”在政治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目标，有些人希望达到比当前“一国两制”
更宽广的空间，以至将“主体政治”再推前一步，提出与“主权”相关的政治目标，为求
在一国两制走向崩坏、民主回归的老路走不下去的前提下，为未来找寻愿景。不过，这些
愿景的比拼，如果没有顾及追求这些目标时所用到的手段、达成目标的路径考虑、估算可
以发展的资源，以及确立追随者会恪守的伦理原则，这些愿景也不能成熟，变成可持续的
政治运动路线。正是环绕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政治圈中出现了各式主张，手段和目标之
间的多种可能组合，以致今天仍是派别林立、幡帜繁多，但难言在“建制 vs. 泛民”二
元格局不再的情况下，什么才是新的政治板块分布。
本土思潮如何影响分配正义？
今日香港立法会并不是一个功能完整，能够充分反映民意、形塑民意的正常议会。它的主
要功能，更多是在“守卫”的意义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的作用，例如抵挡第23条的国
家安全法立法、反对假普选的政制改革方案通过，或者反对修改议事规则制止议员拉布等
。因为，直选中出现的新政治力量分布，并不能直接创造新的政治平衡，左右大局，更不
能即时影响政府施政。所以，在宪制政治层面上，反对派内部无论如何变化，其实都不会
带来实质的转变。议员们的主要功能，其实更多地是局限在民主政策和法令的审议。因此
，我们也有必要去留意是次立法会选举中，本土浪潮和“主体政治”究竟在“分配正义”
的层面带来什么改变。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在所谓“本土自决”类别中，本来就有严重的左、右之分的话，我们
可以预期，抱民主自决的罗冠聪、刘小丽和朱凯廸等，更多地会以梁国雄、陈志全、张超
雄、梁耀忠等以维护弱势、基层权益为己任的议员为盟友。
然而，新进入立法会的青年新政及热血公民，则来自一个新自由主义倾向愈益明显的右翼
本土主义阵营。他们在官商勾结、反对大财团等问题上，也许会有机会与“激进泛民”（
“社民连”及“人民力量”）或“民主自决”派站在相近立场，但在诸如全民退休保障这
类社会改革议程上，这些青年激进派其实是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或许可以在这些议
程上和建制派建立合作空间，成为“青年保守派”。
事实上，今次立法会选举往往被本土主义议程主导了焦点，也往往在新旧世代接捧交替的
主导论述下，把分配正义这些传统政治划分的重要性遮盖掉。但无论是发生在反对阵营内
还是建制阵营内，新旧交替往往意味着基层及劳工利益问题进一步被边缘化。在反对阵营
内，工党两资深议员李卓人和何秀兰双双落败，民协覆没，推动劳工、基层权益的反对派
议员可谓损兵折将。甚至在建制阵营之中，“西环派”（“契仔契女”）的年轻律师纷纷
胜选，牺牲了的也是工联会的王国兴和邓家彪。姑勿论他们对推动劳工权益的工作有多少
为了向建制输诚，最终大打折扣，但事实就是，他们在世代交替的大潮底下，也是被建制
派所抛弃的一群劳工界代表。
建制派内部变化的逻辑和反对派阵营的变化逻辑虽然不尽然相同，但在所谓新形势和新格
局底下，随着劳工基层在议会内的声音被进一步削弱，今届立法会比起上届，会是一个更
往新自由主义倾斜的资产阶级议会吗？这应该是评估分离主义是否在增长之余，另一个审
视未来香港政治生态的必要视角。
（安徒，香港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