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空间与阶级：牛津的镇民、绅民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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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脱欧以来，各国的大报小报都纷纷关心起牛津大学和英国统治阶级人脉密不可分的关联
。许多报导讨论牛津大学富家子社团“布灵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描述前首
相卡麦隆和同党脱欧大将强森，如何透过这个只招收上流社会男学生的社团相遇和相交；
也有报导追踪现任首相梅伊和她在牛津大学地理系同窗女同学们，纷纷婚配给同校的菁英
和贵族，在今日英国的政治经济界叱吒风云。
这些故事都把牛津校园描绘为英国上层阶级复制优势的重要空间；但事实上，这个空间中
的成员十分复杂，并不总是为上层阶级服务——在牛津大学数百年的历史中，上层阶级在
这个空间中的人脉和钱脉累积，其实也时常受到其它阶级的挑战。
大学城的空间权力关系通常十分微妙。大学是仕绅生产知识的地方，而它所在的城区，通
常是为仕绅阶级服务的镇上劳力工作者所生活的地方。前者是穿着学袍的绅民，后者是在
地居住与工作的镇民，两者之间时有冲突，被称为“镇民与绅民之争”（town and gown
）。
在牛津大学，居住在大学城的镇民与学院里的绅民之间的冲突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其中最
为人知且最血腥的一次，发生在1355年，一场镇民与绅民在市中心酒吧的口角冲突，升高
为数百名学生与附近城镇居民互殴的流血冲突，造成60多名学生和30余位镇民死亡。越斗
越狠的牛津镇民与绅民，在中世纪的流血冲突甚至促成了学者的逃亡——其中一部分牛津
学者避居剑桥，才创设了今日的剑桥大学。
▎中世纪的冲突
中世纪大学城的镇民与绅民为什么冲突？
在经济上，牛津城那时的经济结构非常倚赖牛津大学的消费，大学是当地货品和服务的最
大购买者。镇民的工作以供给大学日常生活必需品为主，包含了肉贩、铁匠、裁缝、木匠
...等。也因此，牛津大学对价格谈判享有无上的优势，使得当地镇民阶层深感自己的经
济生活，被已经相对优渥的绅民阶层剥夺。
在政治方面，镇民和绅民各有其法院，但又想扩张自己法院的管辖权。大学在当时还拥有
自己的警察权，对大学周边的街道都进行了宵禁，也引起居民的不满，最终导致镇民对绅
民的反扑。
镇民与绅民血战，换来的是之后数百年更多的羞辱。牛津大学与统治圈和宗教圈紧密的关
联，使得大学被持续赋予更多的特权。在1355年的浴血之战后，每一任的牛津市长被命每
年需给付牛津大学关于血战的赔偿金，并须每年亲至大学教堂为此进行忏悔，一直到了19
世纪，牛津大学才终于放弃了这些权利。
▎工业化与阶级斗争
到了19和20世纪，学院内的绅民和以劳力工作为主的镇民之间，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歧见
，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
19世纪工业革命后，许多牛津的保守菁英阶层反对在当地发展工业；然而，对于当地劳动
阶层而言，工业意味着就业和收入。不过在20世纪，牛津城仍发展成了英国汽车工业的重
要根据地，而仕绅阶级建议将汽车工厂迁离，这些经济利益冲突，亦勾起了数百年来绅民
与镇民不愉快的回忆。
同时在政治方面，牛津大学在英国政治界菁英的影响力，意味着政治特权的延续。一直到
20世纪中期，牛津大学的毕业生都还能自己选出一席属于“牛津大学”的国会议员。直到
迈入21世纪之际，牛津大学在税收和地方政治上也都还享有若干权利。
▎当代消费空间与阶级
在本世纪，牛津大学虽然仍然是上层阶级向往就读的学校，并持续产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界具有影响力的校友，然而，上述的政治特权──包含税收、警察和选举权──多数已不
复在。不过，这并不表示镇民与绅民的隔阂已经完全消失。
旧日菁英和平民生活的差异，在消费和生活风格方面仍然被保存下来。在1900年和1931年
，成年男性在工厂工作的薪水分别约是73英镑和153英镑；然而，同时期的牛津大学生零
用钱却大约是300英镑。即使到了今日，尽管中产阶级和国际学生大量涌入牛津大学，牛
津大学和周边昂贵的私立寄宿中学，仍然有许多来自菁英家庭的学生，享受较一般牛津受
薪阶级收入更优渥的生活。
这些的差异，至今仍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空间区隔里，譬如说：镇民和绅民常去的酒吧并不
相同，彼此不常混同。镇民的酒吧是当地居民欢聚的所在，绅民则常以酒吧作为学术知识
产出的场所，学院文人在此讨论创作的构想，《纳尼亚传奇》、《魔戒》的作者都在这些
绅民酒吧中发想和相互切磋。这两者在外观和订价上虽无显著的差异，彼此之间距离也不
过数分钟的脚程，但镇民与绅民仍然会鱼贯走入属于自己社会位置的酒吧，坐入数百年前
已暗暗订好了的空间秩序。
绅民与镇民的消费场所虽然有所区隔，但彼此仍时常在街道、医院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空间
相遇，因而引发各种轻蔑、嫉恨和愤怒的情感。
像是卡麦隆和强森所属的布灵顿俱乐部，在镇民心中就以醉酒、闹事和喧哗闻名。这些从
伊顿等昂贵的私立寄宿中学毕业的年轻男学生，群聚在市中心，开着高分贝的座驾，在许
多街区呼啸而过，破坏公物后再以付高额赔偿金来收尾。镇民对于这些衣着谈吐得体，行
为却令人摇头的年轻学生感到愤怒，称之为“菁英流氓”（posh hooliganism）。
另一方面，这些牛津大学和周边的私立寄宿中学的菁英学生，也时常对镇民展现轻蔑的态
度，许多学生戏称镇民为“镇仔”（townees）或“平民”（plebs）。“镇仔”一词指的
是穿着休闲衣着、运动鞋、配戴闪亮的假珠宝配件的镇民，用以嘲弄镇民服装风格不若菁
英正式高雅；“平民”一词则来自于拉丁文──一种传统上是上层阶级才会学习的语言，
它指的是血统平凡、缺乏高贵出身的人。这些称呼带有贬意，尖酸地嘲讽牛津镇民的社会
地位和品味低落。
▎镇绅之争不只在英格兰
大学和它们所在的社区之间的冲突，不只发生在牛津。除了欧洲，许多亚洲和美洲高等教
育机构所在之处，都有学术机构周边镇绅冲突的记录和研究，这些冲突彼此之间有惊人的
相似之处。
大学所在社区的经济结构，时常是它与大学冲突的重要原因，学生与镇民的阶级差异造成
的行为模式差异是一个问题，公共资源的分配和税赋承担也时常造成争议，因为大学占用
了社区的公共资源，税赋上却未必能与镇民们等比承担。以美国为例：许多富有的大学原
本依法享有房地产税减免，然而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如此一来，这些大
学对社区公共建设的财源极少付出，然而其师生却对当地社区的公共服务带来沉重的负担
，这使得镇绅嫌隙渐起，在这个镇绅利益冲突的背景下，大学才慢慢发展出一系列回馈社
区的计画。
那么台湾有没有类似的故事？
在牛津求学和工作多年后，终于有机会返乡。回到台北，时常造访中研院，一次和一位当
地耆老闲聊，她谈到中研院便激动了起来。
她说，她们居民在地世代务农，中研院初初发展的时候，却征用了周边居民的土地。这些
土地上盖了很棒的幼儿园，却不是这些当地居民可以优先享用的教育资源；这些土地上盖
起了围墙，墙内有五星级饭店来开设的高级餐厅和咖啡厅，但这些优雅昂贵的地方，也不
是她平时习惯去消费的场所。她谈到的，是镇民与绅民之间的消费风格歧异，以及伴此而
生的社区公共资源分配争议，这让我想起了牛津。
台北市政府对于中研院周边空间的发展愿景，是借重中研院在国内科技研发的重要角色，
在它周边推动相关产业前进，并盖一条空中廊道，将研究机构、产业园区、高铁和捷运站
、和高级百货商场之间串连起来。
我很好奇耆老会怎么想？她以后主要的消费和生活空间会在地面，而知识菁英却时常行于
空中。我同时想起英国科技产业的空间蓝图，一度计画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间打造一
条科技产业廊道，将知识生产机构和相关产业划在廊道之内，进一步区隔廊道之内与廊道
之外的世界。
牛津镇民与绅民的故事，是世界各处很多知识生产机构的空间斗争缩影。研究机构的发展
，时常被描绘为替当地社区带来就业机会，许多政府也将研究机构的发展，看作是都市发
展计画中的重要手段──特别是促成科技产业聚落的手段。然而在地居民未必全盘接收这
种简单的论述，也未必总是正向地认知这些发展。自有大学的历史以来，如何与社区共生
，是各地的研究机构持续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