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投书：中梵建交？费思量的应该是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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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梵谛冈建交的传言由来已久，近日再次喧嚣尘上。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日
前发表长篇大作，指称罗马教廷与北京的对话是“人间对话的典范”，堪比天主与人类对
话。
他暗示，梵蒂冈可能会为中国量身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主教任命方式。汤汉在文中表示，“
圣座与北京之间的协议是人间对话的典范，是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开始，相信双方今后会继
续本着彼此信任将对话进行到底”。
汤汉这篇文章，强烈暗示著台湾和教廷之间的外交关系岌岌可危。对于即将前往梵谛冈访
问、同是天主教徒的副总统陈建仁而言，无疑是一大挑战。
但中梵建交就如此一帆风顺吗？或进一步说，长达两千年的帝制中国，如何和西方法治起
源的天主教，在中国土壤上和平共处呢？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受梵蒂冈派任
天主教在中国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元朝就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但大规模的发
展则始于清朝中末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设立教堂、修道院，兴办学校、
医院、孤儿院，大力发展天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时，中国天主教教徒达到300万
以上。
据天主教传统，主教应由位于梵蒂冈的教宗任命，这与中国脱离西方国家独立自主的理念
相违背。1957年，中国天主教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决定中国的主教晋牧不再接受罗马教宗的批准，而实行自选自圣。从此天主教方面的“三
自爱国教会”，成为如英国国教会（圣公会）一样，脱离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新的基督
教会派。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后，相当多的原天主教会信徒改宗。但仍存在一些信徒忠于罗马教
宗，这部分群体被称为“地下教会”，且长年被中共政权取缔和打压。长期以来，围绕着
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天主教会的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停顿过。这正是中国和梵谛冈建交的
最大阻碍。
和佛道教这类早已在中国“本土化”，甚至被政权驯服的宗教不同；历史上，天主教的权
威和世俗政权长年就在抗衡和融合中，不断在历史长河中演进。
基督教成立早年，就曾和世俗政权形成紧张关系；尔后，西方世界进入“宗教权威完全屈
从于王权”的政教合一阶段，并于西元313年从异端邪说，摇身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随着罗马帝国的殒落，天主教又再度获得独立地位。但在中古世纪初期，欧洲各地国王又
再度掌握教会的人事任命权，不但能封建领主，还可任命教会主教，形成教皇加冕皇帝、
皇帝立废教皇的奇特景象。
正因如此，教会的职位沦为世俗权力的禁脔，各地教会出现贪污腐败、职位和财产世袭的
乱象。更令现代人诧异地，当时的主教、神父是可结婚生子，并不时卷入地方的家族政治
纷争上。
为了不让教会继续“远离上帝”，十一世纪的教皇贵格里七世决定改革教会，禁止神职人
员娶妻生子，对抗国王罢黜主教、任命神职人员的世俗权力。贵格里七世动了这个大刀，
掀起了天主教和世俗政权的冲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试图把贵格里七世赶下台，
教皇也不干示弱，开除亨利四世教籍，作为反击。
所幸，当时日耳曼诸侯和不少主教站在教廷一边，同时当时欧洲各地的国王权力普遍衰弱
，进而提供天主教独立自主的机会。
当时，神权和王权的权力斗争长达半世纪，直到西元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Concordat of Worms）中，才解决了叙任权的争议：国王放弃主教叙任权、教会承认国王
的世俗政权权威，让天主教在中古世纪时期，独立于世俗权威。
这种政教分离的独立自主，不只把教廷从世俗政权中，切出一块不可挑战的精神权威领域
外，还为现代国家的兴起、法治精神、法律制度，铺垫出不可撼动的基石。
例如，天主教的独立存在和抗衡，让世俗统治者认知到，君权并非神授，法律的权威性并
不来自于国王或皇帝本身，而非像帝制中国，皇帝本身就是法律的来源，宗教（主要为佛
道教）毫无抗衡世俗权力的能力。
美国史丹佛大学资深研究员法兰西斯福山认为，现代法治的兴起，和教会成功抗拒国王的
主张，和确立法律超然及最高地位，脱离不了关系；进而让法律体系牢牢支配其自身人员
的招募、升迁，自行订定自身专业标准、训练律师和法官，被真正赋予不受政治权威干预
的法律解释权力。
虽然尔后的宗教改革削弱了教会的权威、民族国家主权论兴起后，逐渐取代了上帝的最高
统治权，但法治精神、法律专门化与独立性却已牢牢地扎根在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土地
上，催化了现代国家的文明体系。
中国无法容忍教廷挑战其世俗权力
反观中国，国家（皇帝）从未承认有比他更高的宗教性权威。法律，就是统治者所颁布的
命令，本质上，梵谛冈绝非当代国际关系定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属于神的信仰领地
”。这对价值观完全不在同一层次上的中国而言，必然是对其权威的严厉挑战（这也正是
中共打压地下教会的由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指称“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限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
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
支配”。换言之，倘若中梵两国真的建交，中共仍不许教廷挑战其世俗权力，而必须服膺
于中共的政权权威。
因此，中梵建交的问题，绝非是表面上的国家缔结邦交的问题，更牵涉到中西方价值冲撞
、调和，及西方文明与价值渗透的纠葛。即便两国真的结下姻缘，“相爱容易，相处难”
的难题恐将不断围绕着两国关系的互动上。这一点，习近平肯定会再三思量。
＊作者林土炤为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