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828/c28edetcheson/zh-hant/
别让红色高棉历史文献湮没无闻
柬埔寨金边——本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在柬埔寨协助设立的一家法庭，对农谢(Nuon
Chea)和乔森潘(Khieu Samphan)做出了迟到已久的判决，基于的是他们在红色高棉
(Khmer Rouge)政权1975年至1979年的浩劫中所扮演的角色。农谢当时是共产党中央副书
记，乔森潘则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国家主席，两人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个判决似乎太轻、太迟，代价也太高了。自从八年前红色高棉特
别法庭开始运行以来，已经花费了逾2亿美元（约合12.3亿元人民币），但是在所有起诉
的案件中，这个官方称作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的机构，只对其中的一小部分作出了判决。然而判决的拖延是因为在程序上
给予了被告应有的广泛保障，也是因为案件的复杂性——案情是纽伦堡审判以来最为复杂
的一次。而且等待是值得的，尤其是因为特别法庭已经搜集了大量非同寻常的档案和证词
。
这个数据库对红色高棉时代的现有学术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现在有理由担心，特别
法庭的使命完成之后，这些资料不会对研究人员开放。鉴于柬埔寨政府对于自己与波尔布
特(Pol Pot)政权的联系感到不安，这些异常重要的档案可能会遭到删减，或者被近乎永
久地封存。
从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倒台，到特别法庭设立，历史学者搜集了翔实的证据呈现当时的灾
祸。1995年之后，最初由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建立的独立研究机构柬埔寨文献中
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搜罗了数万份红色过去不为人知的红色高棉政
权内部文件，此外还有与受害者和红色高棉干部进行的数千次访谈。（我本人曾是柬埔寨
文献中心的主任。）
随后这些资料被提供给了特别法庭。世界各地的学者也分享了笔记和采访。之后，法庭本
身也向柬埔寨各地派出了调查人员，努力查清现有记录中存在混淆的细节，从而搜集了超
过1000份访谈。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将近3900名受害者的证词，他们作为民事当事人
参与了案件的审理。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这种安排，使它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国内合
作的刑事法院中独树一帜。此外，其他受害者也提交了数千份诉状。
所有这些证据都集中到了一个复杂的电子数据库里。数据库中现在包含了超过100万页信
息、数千张照片，以及数百段影像和录音。这些资料便于检索，有利于参与案件审理的各
方将相关的史实联系起来，克服此前研究人员在这方面遭遇的困难，这样一来就可以对红
色高棉政权有更细致的了解。
从2006年到2012年，我曾担任检方调查人员。我们的办公室使用了所有这些信息，对红色
高棉异常隐秘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模型，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区域再到公社
。我们编制了逾1000份组织结构图，展示政治、军事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安排。这些成果让
我们前所未有地深入了解到了，整个国家的组织结构里，各个层级之间的指令链条，而且
也形象地显示出，一轮轮内部清洗席卷整个红色高棉的过程。
这样的交叉对照帮助证实了农谢和乔森潘遭到的指控，比如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17日占
领首都金边，随后强行清空了该城的200万居民时犯下的一些罪行。红色高棉在主要出城
道路上设置了盘查点，大批经过那里的民众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数以百计的这种
叙述，审判法官在最近的裁决中得出结论：红色高棉1975年推翻了前政权后，该政权官员
遭到的杀戮并非一些不守纪律的士兵做出的孤立行为，而是根据红色高棉的中央部署，有
组织有计划开展的行动。
从特别法庭的档案中，可以得出更多的联系，其中一些直接关系到在下阶段的审判中，可
以考虑对红色高棉领导人提起哪些罪名的指控。在这部分内容中，包括了强迫婚姻等指控
。在搜集红色高棉政权时期的性犯罪证据方面，几家非政府组织已经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
工作。然而，正是特别法庭搜罗的民事当事人诉状和受害者控诉，清楚显示了红色高棉的
强迫结婚和圆房政策导致了多么频繁的强奸犯罪。
此外还有一些资料，虽然与这些领导人的审判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于理解红色高棉政权和
柬埔寨当代状况而言，却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红色高棉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的会
议记录，以及军方领导层和部门指挥官之间的电报，揭示了中国在军事物资、后勤和人员
上，为红色高棉提供了规模惊人的援助。特别法庭档案中还包含大量信息，显示了在红色
高棉政权的领导下，人们所说的“东区”(Eastern Zone)是如何运作的。柬埔寨现政府的
一些高级领导人就来自东区。
但是，这些问题存在争议。自从1979年年初红色高棉垮台以来，柬埔寨就一直是现任首相
洪森(Hun Sen)所在的执政党在掌权。对于它和波尔布特政权的确切联系，该党一直很敏
感。一些资深党员出版自传，声称自己直至1970年才投身红色高棉运动，而且只是为了响
应前国王的号召，团结起来对抗刚刚推翻他的军事独裁者——这和特别法庭档案的内容相
矛盾。而且，在2009年，该党的一些领导人——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财政大臣和外交大
臣——对特别法庭在调查中进行的传讯不予理睬。
由于执政党对这类问题很敏感，所以特别法庭的档案面临被篡改或者在工作完成后遭到封
存的风险。而且联合国、法院的捐助方和柬埔寨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审判结束后，特别法
庭的数据库应该留在柬埔寨，由该国政府控制，因此这样的风险更是大大增加。
联合国和捐助方必须说服柬埔寨政府，确保特别法庭的档案毫无保留地对历史学者开放。
否则不仅会浪费特别法庭的心血，而且也会给这些历史文献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