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里的人好像都不清楚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是怎么来的，这里就简单说明一下吧!
　这一切都要从二二八事件说起，虽然大量台人菁英在随之而来的“清乡”大遭屠戮，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没当时学生在社会菁英凋零后接下发表异议性声音的地位，当时的
台大主要社团有“方向社”、“耕耘社”、“麦浪歌咏队”、“台大话剧社”等，其中
的“麦浪歌咏队”于前期扮演中国民谣推向台湾大众的角色，尤其是诸如中国学运所
标榜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具爱国思想的歌谣更是大量传唱；演出之余则偶有
政论座谈会、读书会等与政治相关活动；而台大话剧社亦推出数部讽刺时政的戏剧一飨为
时局所苦的学生及民众。这些社团都以艺文活动的方式将自由民主的思想传递出去，对当
时学生的思想启迪起了关键的作用。
眼见台湾经济在战后仍是疲敝不堪，出于对于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的怀疑，台湾的
知识份子转向着重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以寻求为台湾开辟出一条活路。而受到这
股风潮所影响，这些学生社团毫不避嫌的阅读左派书籍，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念的推崇备
至，这对国民政府自是一种共产势力抬头的现象；而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伊 始，共产党便
以地下党以及吸收职业学生鼓动学潮试图扰乱国民党后方，包括昆明“一二‧一”学运以
及南京“四‧一”学运等等，虽然都以反对内战为由举行，但背后也可隐约可见共产势力
的影子。在未遭战火波及的台湾，台大学子的行径使警备总部戒慎恐惧。
虽然积蓄在校园中的能量已经点燃变革之火，但这一星火苗仍在找寻一个适当的导火线来
燃起熊熊大火。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引发“四‧六”的近因“三二一”脚
踏车事件发生：事件前一日（三月二十日）有一名台大学生及师院（今师大）学生因脚踏
车双载而被警员取缔，当时传出双方有爆发肢体冲突。这导致三月二十一日有达千余名学
生由台大游行至台北警察总局并要求道歉，但由于回复缺乏诚意，两校学生决定罢课游行
抗议。
三月二十九日，台北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以“和平救国、争取生存权、反迫害”
等诉求做为同日成立的“学生联盟”的口号，并在该夜于原法学院操场举办晚 会。会中
除了“麦浪歌咏队”演唱各地民谣歌曲外，亦有演唱一些在中国学运也耳熟能详的歌曲。
而这次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集会自然引起当局注意。
而在“四‧六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师院就发生了学生领袖遭到诱捕的事件，但于途经台
大宿舍时脱逃，并在台大学生的护卫下回到师大。当晚在师大宿舍召开紧急会议以因应警
总的逮捕行动，并决定第二日游行示威。警总眼见情况紧急，便由副司令彭孟缉带领，于
四月六号凌晨兵分多路火速包围师、台大学生宿舍，总共逮捕学生百余位。被逮捕的多数
学生被家长带回管教，少数被处一年至两年不等的徒刑。可惜的是，仍有些被怀疑是共产
党所吸收为职业学生而被枪决。
不久，台湾省主席陈诚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宣布《台湾省戒严令》，此举让台湾光复以来的
自由民主运动热潮暂时划下了句点，同年5月24日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惩治叛乱条例》
，为针对中国共产党叛乱的特殊状况，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扩散，但事实上，国民
党政府却借此“特别刑法”铲除异己、巩固威权体制的领导中心，对于批评或反对国民
党者、持不同政见者（如主张台湾独立、左翼等等）进行整肃迫害，任意冠上意图颠覆
政权之罪名，将刑罚范围极度扩张。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等情治单位借由特别刑法充当政
府整肃异己的工具，罔顾基本人权、民主、自由等、无所不在随时随地监控人民，对言
行可疑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炮制假案、予以扣上匪谍的帽子，在全国各地滥捕、滥杀、
刑求殴打及没收财产，造成大量的冤死、冤狱、伤残，人民的生命、财产、健康，以及
心灵上遭受严重损害。
这才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真实状况，与你所谓的泡茶聊天，恐吓性的言语，真的是
差得太远了，请不要看轻了白色恐怖的威力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