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某些网有的分析角度，毕竟“全据江南”比较好防守，所以先天诱因上，
对孙权来说，叛盟打荆州的诱因比打徐州、豫州强。这方面的不利之处不须忽视。
所以有网友说，把荆南四郡给孙权，孙权不仅不感恩反而野心膨胀仍想叛盟。
不过我最近读了一些杂书，所谓行为经济学就是在分析人们（自己、对手）的利弊决策。
所以我这篇文的用意就是，我们知道对手孙权“比较”受到“先拿荆州”的诱因驱动；
但是自己刘备一方怎样在行为经济学思维的成本效益操作上，让孙权的“叛盟先打荆州”
的效益诱因思维，被其他刘备可提供的“被交换”的更大诱因取代、并且相应地刘备揭示
“如果孙权叛盟”可能遭到的比维持同盟而言的“更大损失”？
所以依照荆州地图，并配合刘备突然有了完整的行为经济学的思维来让自己决策并想影响
孙权，那么在刘备得到益州，孙权派使者来“讨长沙、桂阳、零陵”时，不是完全不给
（导致孙权愤而发兵攻下三郡）而是预先按照湘水之盟情况大方主动给长沙、桂阳？
（这边微调先前规划，四郡只给长沙、桂阳即可，但以日后出兵帮孙权北伐豫州来交易）
这样子的“诚意”跟孙权打下三郡后，表面上两家谈和，孙权的情绪上毕竟有差异。
更重要的是，取得暂时的孙刘和谐后，按照史实，刘备打下汉中后，刘备在让关羽北攻
襄樊前（这在“次序”上必须等后面所述完成再等时机做！），刘备多增加一个乍看之下
类似友情为孙权志愿作嫁的活：
希望跟孙权一起出兵（即便打下汉中需要休养，但基于同盟战略所需不得不咬牙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