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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2020-09-06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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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图右）。（资料照，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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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收到备忘录了吗？一旦美帝将你视为他们的“敌人”，就开始倒大楣了。他 │
│ 们会动用所有资源与你战斗，之后历任总统也会采取相同的国家战略。 │
│ ——范亚伦（Aaron Friedbe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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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熊猫派”为何提出“中国衰落论”？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他
的四十年的学术生涯都与中国紧密联系，中国已然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一九七九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后，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前往中国，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复旦大
学学习汉语，此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从事博士研究。长期以来，沈大伟被普遍认为是
对华温和派，即“拥抱熊猫派”。他的观点和建议被美国政府所采纳，从某种程度上参与
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形塑。同时，在中国，他也一直被社科院等官方高级智囊机构和一流大
学奉为座上宾，并被中国外交学院列为美国“知华派”学者前三名。中美关系良好的时代
，他可算是风光无限。
然而，二零一五年，沈大伟突然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抛出“中国即将崩溃”的预
言，震动学界。不过，他很快对此作出澄清，指出“崩溃”的说法是编辑所作的修饰，他
真实的意思是“衰落”，而且他认为中国的衰落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沈大伟坚称，
他的观点并非嬗变无常，“不是我的观点变了，而是中国变了”。如今，中国的不确定性
和脆弱性，达到他学术生涯中前所未有的高度。
沈大伟在其新作《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科
技以及知识发展，也涵盖国家安全、外交和其他领域政策综合交织的关键时刻。经济方面
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如何成功跨越？社会方面是极剧加速的贫富差距、人
口老化以及公共服务日增的挑战，还有新疆、西藏、香港与台湾的不满，如何解决？党国
政治体制本身的贪腐，如何面对进一步现代化所必须达成的政治松绑与自由化？他认为，
中国的执政者如果不回归到政治改革路线，针对党政与社会关系作大幅度的自由化与松绑
，则经济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都将裹足不前。而中国的动向无论其结果好坏，将持续是
未来几十年中，造成世界发展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沈大伟曾以“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形容中国的状况，但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一比喻
不足以形容中国未来道路的复杂性，使用“roundabout”（圆环、环岛、交通回旋处）这
一概念或许更贴切——中国如同一辆驶近交通回旋处、亟需选择合适出口的汽车。有四个
不同出口供中国选择，中国的未来样貌将由执政者究竟选择四条政治路线中的哪一个所决
定：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硬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软
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半民主主义（Semi-Democracy）。前两个选项是
坏的选项，而新极权主义最坏；后两个选项是较好的选项，而新加坡式的半民主化是最理
想的但也是最不可能的。
沈大伟对习近平持极为负面的评价，他对中国看法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的倒行
逆施。他引用曾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里辛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关于“后共
产威权主义”的论述来形容习近奔驰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失去了信心，表现出深
沉的不安，而且试着要重新确保掌控体制，于是统治只是为了统治而统治，毫不掩饰政府
的唯一念头：维持政权。”也就是说，习近平唯一信仰的就是保有权力，因为一旦丧失权
力，他势必死无全尸。
列宁式党国的“放收循环”
在本书中，沈大伟重提他在二零零八年的旧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中提出的一个
概念：列宁式政党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必然多次经历“放收循环”的过程。所谓“改革
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共产党往往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永远处于像朝三暮四的猴子
那样的痉挛状态，将一直持续到其全面瓦解为止。他认为，列宁式的政党成功完成民主化
的是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过，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就始终处于美国的庇护和监
控之下，更像是拉美的那些军政权，其早期列宁式政党的特质已残存无几。
苏联的七十年历史就是一部“放收循环”的历史：史达林去世后，经历了赫鲁晓夫的解冻
时代；然后，强硬派通过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台，进入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
；此后是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过渡时期，迎来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新思维时代，
最后是苏联的解体。
中国也是如此，沈大伟发现，一般来说，“放”的阶段持续数年，紧随着是几年的“收”
，两者来回转换。从七十年代末到一九八九年，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自由的新威权
主义”时期；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新极权主
义”时期；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八年，是江泽民的“硬威权主义”时期；从一九九八年
到二零零八年，是江朱后期及胡温前期的“软威权主义”时期；从二零零九年至今，则是
“硬威权主义”时期。沈大伟以二零零八为分界线，比一般学者单单从人事变迁来划线更
加准确。他指出，在二零零八年到零九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提高了党的紧张情势，与政
治转向。二零零八年八月西藏拉萨发生了暴动；二零零九年夏天，同样事件在新疆乌鲁木
齐重演。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以及筹备北京大阅兵以庆祝十月一日建国六十周年，同时
西方却发生金融危机，使得中共统治阶层取而代之的野心急速膨胀。
但是，沈大伟的分期及对不同阶段的评价，仍有其盲点所在。比如，他对八十年代及一九
九八年至二零零八年间的“软威权主义”的评价过于正面。他对邓小平赞誉有加，称邓小
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摒弃个人崇拜、个人集权，中国经济才有其后的持续高速增长。他也声
称较为怀念江泽民后期和胡温前期的十年，“当时公民社会、学术界、媒体舆论等较为开
放，存在党内民主。政府能释放力量推进中国温和改革，实现部分转型”。与之对比，近
几年的中国政府，则在玩火自焚。“邓小平如果还在世，看到这些应该不会高兴。”他将
“习近平及共产党的权力过于集中”列为中国面临的首要政治挑战。
沈大伟与中国的若干改革派、开明派知识分子一样，忽略了共产党政权的本质比领导人的
个性和风格更为重要。实际上，邓小平不配得到如此赞誉，邓采取某些跟毛不一样的统治
方式，更加实用主义，但他的目标跟毛一样——捍卫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模式。所以，邓小
平在一九八九年断然下令屠杀和平示威、追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这不是邓小平偶然的决
策失误，乃是其垄断权力的必然逻辑。同样的道理，江泽民和胡锦涛跟习近平的差异，也
是战术上的，而非战略上的。中国目前的种种危机，并不是回到以上两个“软威权主义”
时期就能迎刃而解。
沈大伟的第二盲点是，无论是以二零零八年作为分界线，还是以二零一二年习近平接班作
为分界线，最近一次中国的“收”阶段已大大超过其总结的“收”的一般规律（两年左右
）。当下中国的政治模式，与其说是“硬威权主义”，不如说是“新极权主义”——以中
国的实际情况而论，党的高压和控制已超过天安门屠杀之后那三年的“新极权主义”；以
西方政治学的标准来看，习近平的统治不是威权而是极权，因为习近平对民间社会和公共
空间的摧毁已到了文革之后的最高峰。
是“铁四角”而不是习近平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为何拒绝政治改革？沈大伟认为，影响习近平决策的，首先是其个人经历和思维方
式。他指出：“以我对习近平与目前执政当局的了解，他们把政治当作一种‘零和游戏’
——从他们的观点看，分享权力与增加体制中的其他公民角色的权力，必定会走向‘禅让
’的地步，也就等于他们个人力量与特权的减损。”驱动习近平作出政治决断的，不是理
性，而是恐惧。恐惧让习近平一错再错，最终不可收拾。
而比习近平个人更重要的，是四个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决定性影响。沈大伟指出，这四个
机构彼此之间具有强大的厉害关系，支持加大政府控制，而结合成一个坚定联盟，它们是
：党的宣传机器、内部安全组织、国有企业部门，以及军队和准军事单位（人民解放军与
武装警察）。沈大伟称之为“铁四角”，它们使得中国走向严密的维稳和党的全面控制。
中国的“铁四角”权势集团，与当年苏联发动“八一九”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极为
相似。苏联的政变集团又称“八人集团”，是由八位分别来自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苏
联军队、克格勃及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高层组成的强硬派利益团体。他们企图通过
软禁、罢黜戈巴契夫来终结其改革政策，让苏联回到史达林或勃列日涅夫的党掌管一切的
时代。他们的力量看上去如泰山压顶，但他们早已脱离民心民情，短短三天时间就一败涂
地，或自杀身亡，或沦为阶下囚。他们的失败提前敲响了苏联及苏联共产党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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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胡温后期的“维稳”政策中获利最大的公安、国安、武警等强力部门而言，它们每年
不断膨胀的专项经费已超过军费。图为北京机场的武警。（资料照，AP）
如今，中国的“铁四角”权势集团拥有比当年苏联的反动势力更大的力量。仅以从胡温后
期的“维稳”政策中获利最大的公安、国安、武警等强力部门而言，它们每年不断膨胀的
专项经费已超过军费，已然发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刀把子”一度威胁到党魁的安全
，这才有习近平斗倒周永康的戏码上演。而习近平并不敢弃绝“刀把子”，一方面不断清
洗旧人、换上自己信任的头目，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其经费，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于这一变
化，我生活在中国的时候就有切身的观察和体会：在江泽民时代，政治警察的经费捉襟见
肘。有一次，一位西方外交官请我和刘晓波到北京国际俱乐部吃饭，跟踪我们的国保警察
坐在餐厅一角，只点了橙汁喝。后来，他们诉苦说，每天报账都设有上限，如果在这家高
级餐厅吃饭，无法向上级报销。但到了胡温后期，国保警察变得财大气粗，在若干“敏感
时期”，比如每年的两会、“六四”、国庆等以及西方大国的政治人物来访，我都不被允
许待在北京家中，在国保警察的陪同下到各风景名胜“被旅游”，旅途所有交通餐饮费用
都由警方买单，警方浩浩荡荡的七、八人的团队更是耗资巨大。可见，既然中国富起来了
，中国警察也跟着富起来了，为了打压异议人士，无所不用其极，根本无需考虑经费问题。
沈大伟认为，未来中国的两个最有可能的选项是硬权威与软权威，而新极权与半民主是其
他两个比较不可能的选项。但我认为，习近平个人的因素与“铁四角”的因素相结合，中
国已走在新极权的路上。就习近平个人而言，他看不起小心翼翼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
连邓小平都不放在眼中，他的榜样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他希望中国社
会如毛时代那样铁板一块；就既得利益集团而言，“铁四角”已然取代党和政府，成为一
头可以吞噬一切的巨兽，也如同垂帘听政的无形的太上皇，没有任何力量和制约和挑战它
，习近平只是这个集团推出的代理人而已。
中美世纪对决，鹿死谁手？
本书最后一章名为《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沈大伟认为，外交政策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
权力的重要手段，也是这个执政当局是否具备合法性的源头。不管在硬或软性的威权主义
之下，中国的对外关系都会被用来支撑政权。所以，当中国的内政遭遇危机时，外交也不
可避免地陷入危机。
沈大伟不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强国、号令天下。首先，他指出，中国企图成为
亚洲共主的努力不可能成功。亚洲各国的相似之处远远少于欧洲各国的相似之处——比如
，亚洲各国并不像欧洲各国那样分享共同的基督教文明。印度和日本不会接受中国在亚洲
的领导地位，除了文化传统存在深刻差异之外，更有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的巨大分野。沈
大伟的结论是：“北京试图建立的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版本的帝国朝贡系统，将注定失败；
因为其他的亚洲主权国家，都不希望再与中国维持一种‘恩庇侍从’的关系模式。事实上
，中国位于亚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反而是个大弱点，有可能导致反平衡和包围圈的效应。”
其次，沈大伟对那些鼓吹中国可以迅速取代的美国的专家言论及民意调查不以为然。他指
出，中国与美国的国防军事能力还有巨大的落差。中国在文化上的软实力甚至落后更多；
在科学与科技、高等教育，以及不同领域的研发方面也还有待大幅追赶。在追上美国之前
，中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其他的中等强权也远远超过中国：英国、印度或韩国
的软实力强过中国；日本和德国的创新能力签过中国；而俄罗斯或北约的整体军力依旧大
于中国。所以，他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大国”，那些认为中国已是强权的看法是一
个错觉。
第三，沈大伟承认，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对华政策失败了。自尼克森以来连续八位总统所
奉行的交往战略，主要以三大假设为核心：第一，随着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政治也会自由
化；第二，随着中国在全球扮演角色的成长，也必然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所
以，中国理当遵守二战以后美国与西方创造的全球自由化秩序；美国的战略是将中国纳入
全球秩序结构之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整合战略”，以便中国能在自由主义模式之下改
变，并融入西方所创造的战后秩序。第三，中国不会挑战美国所主导的东亚安全架构与秩
序，因此中国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强权。但是，近年来中国的所作所为显示，这三个假设
都落空了——沈大伟至少确信第一点没有成为事实，而在第二、第三两个方面，近年来中
国更宛如脱缰野马般，比当年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还要冒进。所以，沈大伟预测：“
在下一个十年或之后，美中之间的全面竞争，或许将是国际事务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
对于美中对峙的危机，沈大伟并未给出解决方案，他只是警告说：“无论多么困难与焦虑
，还是要尽力维系这一段不能选择离异的婚姻，因为离婚就等于战争。”这个比喻是不恰
当的，结论更是错误的。它显示出传统的“中国通”即便发现中国断然拒绝民主化和自由
化，却还是难以摆脱的其思维的惯性。他们不愿承认中国是“赤纳粹”的事实，不愿完全
放弃对中国善意的期待。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的研究对象若真的那么邪恶和黑暗，自己的
研究的价值就降低了。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中美已然南辕北辙。过去，美国对中国因误会而迸发浪漫主义的爱意
，但两国并未进入婚姻状态。如今，美国看透了中国美颜之前的真面目，断然终止与中国
之间的恋爱关系，这不是离婚，也不会立即导致战争。与中国脱钩是必要的措施，至少可
以让美国和西方自保。这是典范转移的时刻，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也需要完成蝉蜕般的观
念转换：如果用沈大伟的比喻，他本人也像是一辆进入环岛的汽车，发现原来的方向继续
下去是穷途末路，但他只是稍稍调整一下方向，而不愿彻底掉头回去——他不愿多年建立
的学术声望和地位毁于一旦，不愿承认过去所犯的根本性错误，而只是作出局部的调整。
但这种局部的调整于事无补。因为，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已改旗易帜，这种改
变已成为美国的“新共识”。
＊作者为之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