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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澄欣
铜锣湾书店在台北重开，外界关注禁书业能否移植台湾。港籍媒体人王健民不感乐观，他
曾因出版问题在大陆被判囚5年，案件被视为“铜锣湾书店前奏”。
（德国之声中文网）
“香港的政论杂志全盛时期有十几本，现在做不起来，中共大外宣已经把香港攻克，战略
了文化市场。”现年67岁、身在美国的港籍传媒人王健民接受德国之声电话专访时说。
香港出版自由，曾是政治禁书的集散地。王健民早年曾担任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
，2010年起先后创办《新维》和《脸谱》两本政论月刊，揭秘中共官场内幕。两本杂志的
全职员工不到5人，但政治八卦内容吸引大批读者，年销售额高达1600万，其中六成是大
陆读者。
不过利润高，风险也高。2014年5月，王健民和编辑呙中校在深圳被捕，王健民被控非法
经营、串谋投标及行贿罪，判囚5年，去年2月获减刑半年出狱。
重获自由后，他有想过东山再起，却发现经营环境今非昔比。印刷商噤若寒蝉，不接禁书
生意，或开价双倍让人知难而退。销售渠道方面，曾经占销售额6成的香港机场，便利店
和书店被中资大举收购。
他坦言，香港市场遭封杀后，整个产业已经半死不活，有书商寄望转移阵地到台湾，但他
并不看好。“以前也试过进入台湾，但台湾读者不关心大陆官场，禁书没有市场，而台湾
离大陆比较远，大陆客要买也不方便。”
孙力军疑公报私仇
王健民出事，被视为“铜锣湾书店案前奏”，他相信是由近日下马的公安部副部长、公安
部党委委员孙力军在幕后操刀。
他说被关押审问期间，瞄到案件卷宗封面写着“317专案”，按大陆惯例，案子一般以官
员批示的日期命名，令他联想到2014年3月15日出版的第27期《脸谱》杂志，1万5千册火
速卖光，其后加印5000本又被买断。“当时已经知道不寻常，但我们一期月刊有十几篇文
章，一直想不到是哪篇文章触动了谁的要害。”
他表示，被关押审问期间曾拜托北京的关系说情，但知情人士回复这是“通天案子”、“
谁都没有办法救你”，又指该案主审法官需要到北京跟中央政法委讨论判刑。
直到刑满出狱，王健民都不知道得罪了谁，至近期一位北京朋友向他透露，案件是由孟建
柱、孙力军主导。孙力军当时执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而在被买断的第27期《脸谱》杂志上，就刊登了“孟建柱大秘”、即孙力军的桃色新闻。
王健民、呙中校被捕后，当局把案件升级为“净化港媒”行动，理清香港禁书、禁刊，翌
年就发生了“铜锣湾书店事件”。
“孙力军公报私仇不好交代，就拔高成为净化传媒，所以就再进一步搞铜锣湾书店，两家
杂志、一家书店，”他猜测道。“这走出了香港乱局的第一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
被抓没有人出声，到了铜锣湾书店事件，大家都很愤怒、恐惧，香港人的不满情绪累积，
接着就发生占中和反送中。”
香港出版、深圳被捕
王健民祖籍福建，同时拥有香港和美国籍。和铜锣湾书店多名负责人一样，他在港工作，
却家住深圳。他解释：“小孩在深圳读书，所以住在深圳。我的杂志在香港经营、香港销
售、以港币结算，是正当生意，没想过会有问题。”
他以为有香港法律的保障，但很快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王健民忆述，2014年5月30日
晚，他和朋友在新界沙田吃完饭，开车经深圳湾大桥回深圳寓所，回到家已经11点半。未
几，有人打到屋里对讲机，对方说刮到他的车，请他下楼处理。“我当时没有怀疑，还觉
得中国现在有人那么好啊，刮了你的车还主动说，我准备下去见面，但一打开铁门，就有
人抓住我，接着十几二十个人冲进来。”
他说便衣人员自称是深圳公安，“但我相信有国保混在其中”，其中一人还故意展示腰间
配枪。当时他三名子女已入睡，太太和岳父则受到惊吓。公安在屋内搜查，捡走电脑、硬
碟和文件等，凌晨3点把他押到深圳公安局经济侦察分局。
他的家人随后也被带到公安局，“我被关在里面，听到1岁半的小儿子哭得很厉害”。他
在门缝看到8岁的大儿子走到洗手间，他也借机要求上厕所，两父子有一面之缘，“他看
到我戴手铐，哭着跑开了。看到爸爸戴手铐，对小孩子的伤害很大。这一次后我就没有见
过他了，直至5年后才见到。”
他一直被关押，家人无法探视，其后被转到深圳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和南山区看守所。2016
年7月，他被判刑5年3个月，同年12月15日进广东梅州监狱。“港澳台、外国人一般关在
东莞石龙监狱，我却被送到梅州，离深圳开车也要5、6个小时。”
从被捕到坐牢，他和家人分隔2年半后，太太才获准每月探监一次，每次半小时。
“我是政治犯”
王健民对本网记者表示，在狱中并没有遭受酷刑，但精神上饱受煎熬。有别于一般刑事犯
关在十几人的牢房，他被囚禁在四人间，其余三人分别是犯下杀妻、行贿和诈骗等罪名的
前干部，负责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和写报告，连上厕所也要陪同。
他在狱中不许与人谈话，也不得到工场劳动，每晚等其他囚犯走光才可以下去放风半小时
，期间监视他的三名囚友全程跟着。“其他刑事犯可以在监区自由走动，但我是政治犯，
永远是四人组，被盯着。”
他说在失去自由的日子，全靠五本书支撑：《1984》、《动物农庄》、《哈姆雷特》、《
圣经》以及《牛津英语词典》。“特别是《1984》，我是在看守所意外找到的，是英文版
，已经很旧没有人看，但我当宝贝一样，他们允许我带进监狱看。”
讽刺的是，监狱的生活仿佛呼应着《1984》。每晚准时7点钟，囚犯要拿凳子看中央电视
台新闻联播，他从中感受到中共政策全面左倾。“第一条新闻是习近平，第二条新闻又是
习近平，但你不能不看，有时候觉得太恶心，我就说我要上厕所，蹲在那里十几分钟，我
宁可在厕所闻臭味也不想看。”
他被囚禁期间，家庭失去经济支柱，太太也被限制出境，他在香港银行的储蓄无法动用，
他说太太一度要在街上推车卖冻鱼维生，其中两个孩子要寄住在亲戚家。他出狱后一家在
美国新泽西州团聚，他表示目前中国舆论环境收窄，香港也被牢牢控制，无意再涉足传媒
行业。